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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将才的“解放”颇费周折，而帅才的“解放”则更加不易，更需周密行事。
在“解放”将军们的同时；邓小平复出的大门也在缓缓地打开。
经过一番艰辛，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交代汪东兴：要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就在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的问题办妥的时候，周恩来迎来了他的75岁生日。对周恩来而言，人生旅程每向前跨出一步，就意味着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多生出一分。因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恩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想法把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完成。
75岁刚过的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主战场。江青是最不喜欢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对江青等人搞阴谋活动从不让步。
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等情况，鉴于毛泽东有意“解放”邓小平，政治局最终仍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的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3月9日，周恩来告诉毛泽东：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他还将当天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信中提出：政治局认为邓小平复职的问题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并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看后当即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
1973年3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解决邓小平复职的问题后，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
这次政治局会议，亦喜亦忧。忧的是那层笼罩在头上的不祥之兆：周总理的病情正在恶化！
周恩来极少提出休假的要求，这次他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
在会上，他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次日，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再次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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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6）
行前，周恩来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请他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上了玉泉山后，周恩来仍然安不下心来休息。他始终惦记着刚刚回京的邓小平一家，特意委托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处去看望。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父亲回答女儿：“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亦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受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漩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后的四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急待他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直到28日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
3月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人约见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商议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后的工作安排。第二天，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好的条件，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
当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身份作出如下议定：
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
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这件事办妥后还没有几天，周恩来又不得不接受医疗组的意见，于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个星期的手术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与邓小平夫妇进行了长谈。在这样的时候，每次与邓小平谈话，周恩来都充满了极大的寄托。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周恩来选择了4月12日。
4月12日晚，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周恩来有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这次招待会，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前来参加。
除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周恩来还有另一个目的，他要让邓小平在这次热闹的场面上出现。前来参加宴会的许多人都惊讶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打倒”并在中国政坛沉寂了6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回到了中国政坛的聚焦点上。
第二天，国外新闻媒体纷纷传播了邓小平复出的信息，敏感的人都意识到：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这表明中国的政局已经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
也有人对邓小平的复出产生了种种的猜疑。被邀请参加4月12日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是这样描述那晚的情景的：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外国记者明晰地看出了中国政坛的这种权力对抗的格局。而策划这件事的周恩来心中更加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必定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造了许多舆论。
古稀之年（7）
——5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机，在会上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肯定地说：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
——8月23日，在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谈到“十大”主席团将要增加一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有意透露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意见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
邓小平的出现和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他们又恨又怕。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他们表面上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却加紧了密谋策划。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中全会上做文章。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会议闭幕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周恩来就选举问题，走了一步妙棋。他提出：
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这一着棋，实际上是为增加以后较量的力量而下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了干部。
遗憾的是，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后，自以为羽翼丰满的江青等人，开始向周恩来等人发难。9月4日，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纵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署名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此文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周恩来，一场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现代的大儒’”、“批‘党内的大儒’”的运动，酝酿开来。
周恩来一方面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党中央委托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
筹备四届人大，对于周恩来而言，是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必须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接班人的问题。
重用邓小平一事，始终萦绕在周恩来的思绪中。他筹划着继续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有利条件。
江青也摸到了周恩来的意图。她迫不及待地实施起整倒周恩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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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8）
9月12日，在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上，周恩来让外交部礼宾司将原拟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临时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做出检讨。当她得知是“总理指示”改的时，更为气愤。14日，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告了周恩来一状：“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1月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他们的写作班子，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在从内政上整周恩来的同时，江青又另辟蹊径，企图从外交上打破缺口。
11月中旬，周恩来批示对外友协具体办理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来访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后无事生非，也批了几个字：“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显然是给周恩来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来，为了忍让，周恩来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他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