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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龙空作万年图（7）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就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讥刺他不恤民力，修筑长城者，占了很大篇幅。
唐代诗人陈陶就其导致田园荒芜、民不堪命的恶果，进行直接的控诉：
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
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
还有人从心劳日拙、枉费心机方面加以讥刺。唐人胡曾指出：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宋人张孝祥在诗中说：北筑长城也好，南修象郡坚城也好，都丝毫不起作用，这些精心设防的地方，偏偏烟尘未起，平静得很；而完全没有料到、始未及防的中原大泽乡里，却有两个耕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
桂海冰天尘不动，那知垅上两耕夫！
——“焚书坑儒”遭到了历代诗人的无情鞭挞。
晚唐的章碣路过骊山附近的焚书坑时，写诗指出：秦始皇以为烧掉了诗书就可以消灾去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很快秦王朝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清人陆士云的诗：
儒冠儒服委丘墟，文采风流化土苴。
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
清人王文濡评论这首诗说，秦始皇焚书，却还有黄石公传授张良的兵书；销毁兵器，却留下博浪沙袭击秦皇之铁椎；坑儒生，则尚有“马上说诗书”的陆贾——针对刘邦轻视文化的偏见，陆贾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与马上治之”的高超见解。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结果事与愿违，文化与学者均未绝种。其愚蠢之处，一经拈出，真觉可笑。
——在各类讽刺诗中，最多的是嘲笑始皇帝求仙不成，终归难免一死。
唐人罗隐诗云：
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先说他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然后，笔锋陡然一转，冷冷地设问：“在你病死沙丘之前，大概不会相信人总有一死吧？”
晚清诗人黄道让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讥刺。指出：从始皇帝开始，就已经不是嬴秦氏的天下了，更不必说万世。可悲的是，费尽心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还赶不上那伙在桃花源中“避秦时乱”的村民了。（事见陶潜《桃花源记》）
世上原无二世秦，况复万世在其身！
可怜觅尽蓬莱药，输与桃源逃难人。
而再早一些的清人朱瑄的诗，更是别开生面：
徐市楼船竟不还，祖龙旋已葬骊山。
琼田倘致长生草，眼见诸侯尽入关。
说徐福不回来也好，否则，求得仙方，始皇帝真的长生了，眼见刘、项大军纷纷入关，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呀！
——对秦始皇煞费苦心，经营死后的天地，诗人也同样没有放过。
唐人许浑《途经秦始皇墓》：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钟阜龙盘，石城虎踞”，原本是状写帝王之都金陵的。现在，诗人把它拿过来形容一个墓地，不说其大，而宏伟自见。层层绿树环绕着，而且，“势入浮云”，高耸天际，实在是峻极无比，气象峥嵘。然而，结果如何呢？“崩”了。大也好，小也好；高也好，低也好，到头来，同样都是“崩盘”。“崩”字，历来都用于书写皇帝之死。“也是崩”三个字安在这里，既嘲笑了始皇帝冀求长生之虚妄，又恰好表明，他生前的威权尽管势可熏天，但最终也免不了撒手人间，一了百了。讽刺意味极为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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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龙空作万年图（8）
更妙的还在后面。不管你多么巍峨高峻，“势入浮云”，路人却根本不买那个账，反倒是并不怎么显眼的汉文帝的陵墓，却受到路人的虔诚礼拜。原因是汉文帝清静无为，俭朴自律，与民休息，深得人心。对这样一位皇帝，人们衷心仰慕，是自然不过的。一冷一热，一褒一贬，对专横腐败、欲壑难填的鞭挞，对谦卑自抑、不求显赫的颂扬，都在“唯”字中透出。汉文陵在今陕西蓝田县，距始皇陵不过二十几公里，说“一种青山秋草里”，也甚为贴切。
明代诗人齐之鸾也写了一首题为《始皇墓》的七绝：
金泉已涸鲍鱼枯，四海骊山夜送徒。
牧火燎原机械尽，祖龙空作万年图。
传之万世的打算告吹了，长生不死的欲望落空了，包括想像中的“地下王国”也已化为尘土。那么，还剩下了什么？无非是留下“秦始皇帝”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作为千秋万世言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弥漫在历史时空里。
汉高祖还乡（1）
楚汉相争的结局，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悖反。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奸雄欺人，上下其手。刘邦一面残酷无情地残杀功臣、诛戮英杰；一面却“泣数行下”，呼唤“猛士”。仓皇反覆，莫此为甚。
一
公元前195年，刘邦南面称王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年十月，他率兵###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
还朝途中，经过故乡沛县，留驻了下来。他在沛宫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与旧时朋友。大家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一块儿喝酒、谈天；还挑选出一百二十名少年，教歌、习舞，尽情欢乐。
酒酣耳热、激情喷涌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取得的恢弘业绩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内地一些诸侯王各怀异志，不能安分守己；就是边疆上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情不自禁地操起筑（一种类似琴的乐器）来，一边弹着，一边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那“风起云扬”的意象，着实令人鼓舞，用它来状写秦汉之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既形象又贴切的。接着，诗思一转，导出这位“威加海内”的马上皇帝稳操胜券、衣锦还乡的得意心态，也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卒章显志”，表露出全诗的主旨所在——通过“呼唤猛士”，把他为一手开创的汉家基业深谋远虑、呕心沥血的内心世界，合盘托出。
那天，高祖令所有的少年都跟着合唱，自己则随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对父老乡亲们说：
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但万年之后，魂魄仍然乐于思念
沛县。且朕由沛公身分出兵征讨暴逆，今日方能据有天下。因此，我要以沛县作
朕的汤沐邑，免除全县民众的赋税，世世代代都不用交税了。
父老兄弟及旧日朋友听了，自是感激不尽，此后每天都陪着皇帝饮酒、叙话，彼此欢乐逾常。送行时，全县倾城出动。
从刘邦的诗句与话语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他的“恋乡情结”及其中所隐含的悲凉意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何尝不是如此。过往的一切行走，原都是一步步地向着他的来路逼近，即使是那些叱咤风云的盖世豪杰，富有四海的一朝霸主，也不可能例外。特别是人到暮年，更有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而且，在###英布时为流矢所中，箭镞穿过厚厚的铠甲，进到肉里一寸左右，这使他的锐气为之大挫，心性有些灰颓。尽管眼下的荣华富贵、地位威权已经登峰造极，并世无人可比；但是，毕竟岁月无情，老之将至，正所谓“英雄得志犹情累，富贵还乡奈老何”（清人孙原湘诗）。事实的发展也恰像他所挂虑的那样，回去后仅仅四个月，就在长乐宫中“龙驭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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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2）
正由于恋乡、怀土乃人情之常，因而，往古来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言说不尽的热门话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常人，可能说一说也就算了，最后无关大局；若是轮到一些临大事、膺重命、举足轻重的顶尖人物身上，情况可就复杂得多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
说到项羽，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但是，论者又普遍认为，他终究算不得成就宏图伟业、富有政治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缺乏“志在四方”的深谋远略，以致一念疏失，功败垂成。当他率军杀进关中，坐上皇帝的龙墩只是举步之劳的时候，他却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了。倒不是出于恐惧，——西楚霸王心目中没有不可战胜的敌手；而是做了情感的俘虏。当他望见咸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到处都是废瓦颓垣，士兵们又都想念着东方的故土，而他自己也觉得秦人对他或者他对秦人共同没有好感，留在“八百里秦川”很没有意思。当即决定，放弃关中，挥师东向，以紧邻故乡的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
当下，谋士韩生加以劝阻，说：“关中高山险要，河流围绕，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乌关，北有黄河，山河四塞，土地膏腴，作为都城真是太理想了。”项王却说：“富贵不归故乡，有如夜行衣锦，谁知之者？”韩生大失所望，骂他是“沐猴而冠”，结果，被扔进油锅里成了“油炸鬼”。
无赖与英豪过招儿，想的不是如何出奇制胜，而是，眼睛紧紧盯住对手的失误。而粗心大意的乌鸦一唱高调，叼着的肉块便会落入狡猾的狐狸口中。刘邦正是适时捕捉到项羽留置的可乘之机，因势乘便，不出三个月，汉军就大举入关，迅速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占据了关中的有利地盘。
宋代文学家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诗人王昙也写诗加以批评：“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返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不得不摆下“鸿门宴”去设法谋杀他昵！
应该说，在这方面，刘邦是很会处理的。尽管他也非常留恋故乡，但并不感情用事，能够从大局出发，作出正确的决策。《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争言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力排众议，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
二
对高祖还乡这一颇具轰动效应的著名历史事件，《史记》、《汉书》上都煌煌在录，历代的诗文典籍，也都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评述。
唐代诗人胡曾题诗予以赞颂：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