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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向沈图了解情况，沈图在回忆录中写道：
“目前坐民航飞机的人多么？”总理又提出一个新问题。
“有一些，不多。”我解释说：“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坐飞机总怕不安全。”
“你宣传宣传嘛！”总理笑着说：“我带头坐民航的飞机，我支持你们！”
长期为周恩来飞专机的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张瑞霭，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次，周总理指示用专机送他到天津时，我就开玩笑似地问他：“总理，你好像很崇拜飞机嘛。”
听到我的问话，他看上去好像有些吃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说：“飞机好呀，它快嘛，能够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啊。我又很适应坐飞机，何乐而不为呢？”
停顿了一下，他又充满幽默意味地补充道：“这也不等于我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关心铁道部的建设啊！”
由于工作性质和本人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飞机是周恩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交通工具。
但20多年来，周恩来只坐过两个机种：1956年苏联赠送给他的伊尔…14飞机；1959年我国购进的苏制伊尔…18型飞机。
周恩来改用伊尔…18型飞机之后，国内陆续购进了更先进的三叉戟、波音等机种，他始终没有改用别的飞机。
其实，周恩来的专机并不“专”，中央其他首长外出也可以用，有时民航飞机周转不过来，就当普通班机用。
上世纪50年代，飞机的性能和舒适度，跟现在的飞机难以比拟，为绝对安全起见，毛泽东等人乘飞机必须经中央批准。
尽管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中乘飞机最多的人，但他本人不很赞成毛泽东乘飞机。
周恩来曾回忆过自己30年代初期在国外乘坐飞机，说那时的飞机很简陋，简直就是“打着雨伞坐飞机”；现在随着活塞式、涡轮式飞机的使用，安全保障系数大大提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为了抵消人们对飞机的安全顾虑，他喜欢坐飞机。
列子御风，嫦娥奔月。中华民族的先民，面对苍天大地，精骛八极，视通万里。但观《楚辞》、《山海经》，不论是日、月、风、雷之神，还是炎黄之帝、夸父帝女，几乎全是驾龙系蛇，乘云载雷，以云为裳，以风为马，横跨四海，翱翔于天地之间者。
周恩来之与中国民航，正是把亘古的神话挥洒点化成了惠及人民的新鲜活泼的现实！
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1）
机组人员在“八一开航”首航班机“北京”号前合影
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黄钟大吕之声激荡长空，响彻中华大地。
一元复始，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表明中国人民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直捣黄龙，“金陵王气黯然收”——国民党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飘了22年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在紧接下来的半年中，蒋家王朝的残余急惶惶如丧家之犬，东逃西窜。
6月，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在前期沟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其中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高层、基层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应对局势变化的指示，正着手策动两航起义的部分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华东局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6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凝神审阅华东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和建议，精神为之一振。
当时周恩来除布置全国各场战事外，正设法发动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和平迎接解放，“亟欲切断国民党的西南交通运输”。
在频传的捷报中，争取两航起义是又一大好消息。
周恩来要求立即复电，同意华东局争取两航工作计划。
周恩来决定：争取两航起义，中央由李克农负责，日常具体安排罗青长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全力策动两航起义；陈毅、粟裕领导的上海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
争取两航起义一经周恩来批准和部署，马上行动实施。
这是摧枯拉朽的年代！
这是春风化雨的岁月！
8月间，周恩来在北平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准备派往香港的吕明和查镇湖，作了重要指示：组织两航集体起义，一是要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二是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周恩来特别嘱咐吕、查二位，在见到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时，可代表他本人欢迎他们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和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并且转告他们将来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要大发展的，它必将超过两航的规模。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航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北洋政府“筹办航空事宜”，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国民政府依托美国力量由孙科主持的航空公司，运营不到９个月，随即夭折。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7年，国内有中美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德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还有一个两广地方政府兴办的西南航空公司。它们的经营规模和运输业务，大都处于发韧的上升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航空公司停办，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则在战局动荡中苟延残喘。
又过了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航因陆续补充飞机和技术装备，并积极投入“驼峰空运”而得以迅速发展（1942年至1945年，中航承担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到中国云南的昆明之间的航空运输任务。这条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空中生命线”的后勤补给航线，必须飞越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山东段和横断山脉地区，绵延起伏的高山深谷——就像骆驼的肉峰，因此被称为“驼峰空运”）；
欧亚航空公司则因中德断交、公司改组（改组后命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等原因，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致使运输业务一落千丈。
随着时光的流逝，抗战胜利后2～3年，两航参与“复员运输”（运送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接收人员及货邮物资）、军事运输及撤退运输，业务得以畸形膨胀发展。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牢牢控制两航，时时设障加以排斥，两航地位一言以蔽之，充当国民政府利用的内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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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2）
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陈列的周恩来曾经坐过的飞机
到1948年末，中航已拥有运输飞机60架，员工4808名，其中正副驾驶员134人，随机报务员59人；共有国内外航线27条，连接38个城市，航线总长45868公里，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当时的远东和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当时，央航已拥有运输飞机42架，员工2764人，包括正副驾驶员72人，随机报务员27人；共有国内外航线18条，连接24个城市，航线总长33550公里，成为在国内与中航并驾齐驱，在亚洲亦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1948年9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溃退西南一隅作困兽悲鸣挣扎。
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离。其中，央航先迁广州、再迁香港；中航主力南迁香港，一部分迁到台南。
随着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相继解放，两航航线急剧萎缩，通航地点合计仅有26个，年运输量同比下降60％ ，并且每况愈下。
当此时也，国民党政权垂死攥命，强令两航全盘殉葬台湾；港英当局视本土航空公司，尤其是运输业务量仍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航空公司之首的中航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回溯历史，两航合营时技术和业务两大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尽管股权份额都大（中方股份，中航占55％，欧亚航空公司占三分之二），断无独立自主可言。
刘敬宜接掌中航时，力争强化中方对公司的领导权，争取中方技术业务人员与美方人员同等培训，争取中美双方飞行人员同工同酬等，得到中方员工的拥护，即为明证。
即使国营后的央航，仍然是官僚资本控制和帝国主？##殛斓暮娇赵耸浠埂？/p》
遑视窘状，两航迁往台湾，无航线、无经营业务，无异于命运的自我了断终结。
然而，绝望孕育着希望。
希望就在于从祖辈、父辈开始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痛苦的两航员工，是一代不愿当亡国奴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人们；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中仍有不少参加抗日作战、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驼峰空运”）的幸存者，他们有资格续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希望就在于两航员工唾弃腐败的国民政府，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中断定国民党政权的覆沉指日可待，不甘心坐而待毙；
希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祖国人民，召唤两航员工归来施展抱负（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半年之前，先后在两航参加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43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民航。
时代潮流与人心所向融汇，两航员工在山重水覆疑无路中，走向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中航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张迺荣回忆道：
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曾对我说，我们起义是在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起义的，而你们两航起义是自由的选择。
当时我们两航起义人员有两点是毫不动摇的。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因为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中国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两航的命运也只能寄托在新中国上。二是强烈的事业心。我们非常希望把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份财产保留下来，大家凝聚在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国民党把两航当作内战的工具，排斥、限制它的发展，所以两航要发展，就一定要回到大陆来发展。
从两航起义决策、部署，到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中航刘敬宜、央航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当日率两航12架飞机冒险飞回祖国怀抱，这整个过程周恩来始终关心，运筹帷幄。
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道：
周总理思维缜密，从情况分析、人员选派、斗争策略、组织安排到行动步骤，他都一一过问，检查落实。他不仅抓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关注许多具体工作的安排。当时，每天晚上不论多晚，总理都要求我汇报两航起义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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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3）
“时把海涛清肺腑”，“敢教日月换新天”。
震撼中外的两航起义，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了一份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珍贵厚礼。
这一历史壮举，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两航起义当日，周恩来致函两航员工，对起义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章伯钧、李克农、刘亚楼、钟赤兵、乔冠华、刘敬宜、陈卓林等开会，宣布政务院决定：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为章伯钧，副董事长为李克农、刘敬宜，董事为钟赤兵、凌鸿勋、凌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会理事长为钟赤兵，副理事长为李运昌、陈卓林，理事为刘亚楼、杨立三等。）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播发题为《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
12日，毛泽东致电刘、陈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同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时说：
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了“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946年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