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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了“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946年的一天，周恩来与林雨水等5名归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南京梅园新村附近的咖啡厅偶然相遇。
交谈中，周恩来赞赏他们反内战的态度，勉励他们将来有机会要为新的国家贡献专长。
因当时没有纸张，周恩来应邀在纸币上为他们签名。
这次相遇，对林雨水等人促动很大。
两航起义北飞中，林雨水破釜沉舟，是惟一的全家三口同机北飞的人员。
周恩来不知道这次林雨水携眷归来，在宴会上大声问：那位带着夫人回来的飞行员在哪儿？
林雨水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并被周恩来亲切拉到身边就坐。
席间，周恩来依次向每位北飞人员敬酒。
两航起义惟一直飞北京的主机机长潘国定回忆：
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潘国定。”
“好啊，国定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能为新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潘国定具有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深邃的飞行理论知识，曾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总飞行师、飞行技术检查员，中国民航总局航行局顾问，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抗战时期，潘国定等人参加开辟“驼峰空运”航线试航成功，受到美国航空界人士高度赞许。
驼峰飞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难飞的航线，必须在群山上万英尺高空飞行一个半小时。据统计，中航在驼峰飞行40个月里，牺牲了25套机组人员，损毁了46架飞机。
年轻的潘国定，在驼峰航线上安全地飞行了400多个来回。
1956年5月，潘国定成功试飞“空中禁区”拉萨航线，他驾驶“北京”号飞机从成都起飞，在万英尺的高峰上飞行3个小时，将飞机平稳降落在比当时世界上可供使用的秘鲁的库斯科机场（海拔11440英尺）、###的拉巴斯机场（海拔12200英尺）还要高的西藏当雄机场上，此行标志着中国民航飞行技术的提高。
这一壮举得到周恩来的嘉奖。
1991年3月，76岁高龄的潘国定，还认真地参加了波音757飞机从北京到拉萨的示范飞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国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禁了4年零7个月，出狱时胃萎缩了大半，背也驼了，瘦得皮包骨头。这位久享盛名的优秀传奇飞行人物，昔日英姿飒爽的风貌已荡然无存。
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4）
潘国定在美国、加拿大、香港都有子女或亲戚，大家欢迎他去定居。但潘国定的信念没有动摇。
当年周恩来的一番亲切话语，无时不在激励着他。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政权堪称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企图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促进了西南地区的解放。同时，带动了在香港及九龙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单位相继发表护产宣言和通电起义。
对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不难预料。
两航起义后滞留在香港的资产，飞机就有71架之多（中航40架，央航31架）；还有中航留美未交付的convaiz飞机两架，价值美金数千万元；还有备用发动机、无线电器材、维修厂房和大仓库等大量设备设施。
如此庞大的资产，引发了中外野心家的觊觎。
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港英当局纵容下，对两航员工百般利诱分化，进而与美国和英国合谋，对两航资产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劫夺活动。
在险恶的形势下，我党领导广大起义员工，配合我政府开展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
周恩来多次勉励两航员工：要明确抢运物资的观念，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存飞机资材完整，抢运物资回归祖国，以尽全功。
同时，他以中国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的身份，针锋相对，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周恩来年谱》对相关重要事件均有记载。仅举一例：
1952年8月11日，周恩来就7月28日香港英国政府将中央航空公司留港飞机40架非法判归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公司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为了回击英国劫夺我国飞机，“中央决定先行征用上海英商英联、马勒两船厂的全部财产”。征用命令拟用上海军管会名义公布。“望即刻着手准备，组织力量，并委派专人负责领导征用工作。准备就绪后，可立即宣布征用命令并执行，日期不要超过8月15日，愈早愈好。”
15日，上海军管会发出征用令。
关于索赔两航资产问题，经过中英两国的长期谈判，直到197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生效，中国向英国索赔两航资产一事乃告结束。
两航起义为新中国民航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物质基础。
飞机。两航北飞的12架飞机（convaiz…240型1架，C…46型3架，C…47型6架，DC…3型2架）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7架飞机（包括C…46型14架，C…47型2架，水上飞机1架），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
航空器材。1950年1月，完成中航2477箱电信器材的内运工作；3月14日至5月6日，完成中航9787件器材及3600桶航油的内运工作；3月26日至4月26日，完成央航678件器材的内运工作；年底，抢运回两航器材2779箱；还有1951年、1953年分两次陆续运回两航档案、办公用品和部分器材等等。所有这些，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要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而后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
人员。据统计，参加两航起义的员工为2527名。到1950年底，两航回大陆参加建设的员工累计1717人，加上随同回来的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中一支重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他们在岗位的贡献和成就，诠释着周恩来“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这一论断的重大和深远意义。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民航局首届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在接见时，毛泽东询问周恩来，代表中是否有两航起义的同志，在旁边的民航局长邝任农指着黄锟同志说，有，这位就是。毛泽东同黄锟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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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决策部署两航起义（5）
随后邝任农又把参加过两航起义、在民航通讯导航工作中做出贡献的林立仁工程师请到前面来，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又和林立仁亲切握手。
原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两航起义时是一名普通的年轻机械员。他深情地回忆道：两航起义给我个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使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贡献力量，并且在民航得到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民航在一个薄弱的基础上，历尽曲折与坎坷，最终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日益强大。是两航起义使我与新中国民航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能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我深感荣幸。
翻检有关史料，除了上面提及的一些人物，对两航起义作出重要贡献的、不应忘却的名字还有蒋天然、吴克坚、乔冠华、任以沛、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王汶、朱汉明、任泊生，以及以潘国定、陈达礼为代表的北飞12个机组的成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