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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人们开始自娱自乐起来，反正看不懂的皆俗人。我倒觉得为了怕自己被认为俗，在那装着懂新诗那才叫俗。然后时不时的来个诗人聚会，诗朗诵会，来个诗歌大赛的诗歌颁奖。这样倒也惬意。只是偶尔有些俗人却看不惯这批更俗的神经病。故而他们会发表一些言论。此时艺术家的冲动便暴发了。行为艺术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这就奇怪了，诗人该用诗来当武器才对啊？怎么？因为诗太高雅了，常人看不懂，所以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此时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便祼奔啦，自杀啦，卖诗啦。不断的中国制造，不断的用新闻来反击。也的确他们达到效果了，在这个娱乐的年代，他们自我炒作成功了。大家终于知道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团体都住在精神病院。一阵笑声过后，大家依旧各过各的。
八十年代的那批海子， 顾城 ，北岛，骆一禾是以一种对诗的热爱，把诗当作生命。固而从海子的诗中还可以看到一丝对生活的热爱。但诗人这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往往修复不了自己的心灵就消逝了。海子卧轨了，顾城也过得不好。新诗对人是一种摧残，或许我们更需要一个像海子般的大学生健康的活着而不需要一首《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如果没有这首名诗留着，又有谁会去记起一个自杀的诗人呢！为新诗的信仰而活，这种信仰是一种热爱。或许海子那时明白了新诗是一种宗教，所以他以死成就自己成为中国新诗的崇高信徒。只是新诗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不值。
而今，残留下的新诗余孽们。或许有的有信仰，有的已没。更多的是为混碗饭吃。当新诗成为职业它就已经死了。而事实上它从没活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它只是一个宗教，一群疯狂而自恋的人意淫出来的宗教。
新诗是一种宗教。更多的时候迷信的成份多了，神化的东西多了，曾经的诗人成了教宗。宗教只是种信仰，别太执著。执著如海子不好。奇怪的是宗教拿来混饭吃，让我想到处长级的和尚一样。毫无道理。
垂钓一份“平衡”
“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却往往是一切的奴隶。”
——让雅克卢梭
昔人庄周曾垂钓于江边，有一国两使者以礼请其出而为相，然而其宁自由而不愿与有百年之寿的神龟同，居庙堂之高，不如放浪于四海。庄周垂钓，钓的是一份情怀。
这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怀。而在此之前以辅佐周王而后封地于齐名扬古今的吕尚，亦是一擅钓之人。其人之奇，天下难得。于古稀之年而入仕，常年垂钓于溪边，享受“愿者上钩”之乐趣。想必其钓的是一份“取舍”。
及至今，昔人已逝，厚今薄古的我们又将垂钓什么呢？抑或是推而广之，今之人类将垂钓何物？又将以何为饵？
我想这一份垂钓不应是愿者上钩的“神钓”，而该是现实的、主动地一种觅寻。
垂钓一份真正的平等、自由、独立，以达天下大治，人心乃至一家、一国、一宇宙之平衡。而目的应为手段服务，因此我们需以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为饵。
梁任公曾道：“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为何变，是我们为何要钓此物所应深知的。所谓“不平则鸣”应是变之主因。
“概物不平则鸣，水之无声，风挠之使之鸣，”此为韩退之早于一千多年前呐喊于《送孟东野序中》。及至十七世纪西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社会一经产生，人类便不再怯懦，由此产生不平等，不平等产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胜利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的目的在于保全。”由此可见，一切呐喊，一切战争之根源皆来自不平等，故而中西两名家之言，大有殊途同归之感。
人类之不平等，由来已久。原始之自然状态后，此后的历史大可称为一部“不平史”。中国历代有朝而无国，故而朝代更迭，国家依在，只是三皇五帝尧舜后，从大禹禅让起，中国人民便开始了几千年惨淡的“奴隶史”。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由春秋战国及至后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革命的、反革命的大抵是一批不平则鸣之人。不平则鸣者或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或名留青史。那些不平又不鸣之人就只能世代为奴。天怪乎，马基雅维利说：“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封建的专制政体，没有平等自由可言，有的只有“恐怖”，而“恐怖”正是专制政体的推动力。有恐怖就有服从。“为了自由而服从是对的，然而如果打破服从就更对了。”想必那时的中国人是听不到卢梭的这句话了。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还是诞生了一批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洪秀全，李自成等。可当这批人成为新的统治者后，他们“平”了，但又有一大批人为不平而鸣了。一人之天下是永远难平的。此道理及至欧洲人铁蹄踏上中国后，如桃花源人不知有汉般的中国人才醒悟，“专制政体是不平等之源”。
中国两千多年因专制而导致的不平等，不知使多少人吟诵着南唐后主李从嘉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然而西方呢？
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罗马等。希腊之众神并未能保佑希腊人民之自由平等，罗马之法律亦不能。从斯巴达的培育军事强人可知那时之西方诸国与*秋战国并无二样。春秋战国中国有百家争鸣，以学术喊出不平之声；而希腊亦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徒的思辨。不仅如此还有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俾斯麦等大政治军事家。哲人之不平以笔为刀枪，警示千古。政治军事家之不平，便是尸横遍野；“白骨露于野，万里无鸡鸣。”一片铁蹄踏过不平也得平。然而依旧还是不平。雅典的*处死了苏格拉底，罗马的抽签、投票制以及护民官制依旧没能挽救罗马的灭亡。故而，共和政体最终取代了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贵族政体而遍布世界各地。
共和政体以道德为推动力，君主政体以荣誉为推动力，而专制政体只能以恐怖为推动力，而共和制为何依旧没能让我们看到真正平等与自由呢？
因为人性本私，无论是西方洛克，还是荀子，都曾为我们认真研究过。故而只能以意识形态去改之。当今之世有两种意识形态占主流，一为社会主义，一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好啊！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凯尔森、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创造出来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权分立、天赋*。这一切不都挺好的吗？或许至今许多人仍这么认为。
可惜不巧的是，不知从德国哪个角落蹦出个犹太人*写了本《资本论》，研究出一套融汇黑格尔辩证法又唯物的唯物辩证法哲学。这些一出来，什么制度才是最好的？怎样才能实现《礼记》里的天下大同就一目了然了。
*的理论可以说很精辟地概括出“只要私有财产存在，就会有不平等。”其阶级论更是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然今我们不用了？这是为何？
我们否认了许多原本正确的东西，依旧只因人性本私。我们抛弃了孔孟之仁义礼智信，抛开了王阳明哲学以及程朱理学。因为我们掌握了真正的真理“*主义”，可是今之中国却抛开了他的经典，挂着社会主义的皮，卖着资本主义的肉，而这一切即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不平之源，也是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之源。“概物不平则鸣”吗？
共和制再加上社会主义，我想该是一种最完美的制度，这就是人类今天所应垂钓之物。只有它才能达到社会平衡。什么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不能做到。
制度上，全国人大只是一部分人的人大，有的声音只是利益集团的呼声。且不说共和制里的立法权议会不能代替人民行使，就算可以代替的行政权也不见得行使得很好，利益阶层主宰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命脉，话语权。想必一个农民，一个工人是不可能走向人大吧！何况他们也没有闲情去做那举手表决的活，此今之中国不平之一：主权在民，人民的集合才是主权，试问人民何曾集合过，小*都要审个把月。
经济上，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改革开放三十年颂歌一片。其实这一片真的只是一片，而非全部。孰不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出自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理说应该用*《资本论》的东西，却用了一个只会导致贫富悬殊拉大的理论。伟哉我少年中国，谬哉我今之中国。市场经济加宏观调控，这种前铁托总统用过的招，在中国是否可以一直行的通，我想是不行的。一个金融危机，多少人失业可见之。市场经济只会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孰不见城市房价之高高在上），富者更富，然公平绝不在于拿几个首富这样的人杀鸡给猴看，体制不变，中国人永远只能辛辛苦苦赚钱然后借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制造然后换来破产与失业。孰不知今之中国国企之掌门人多是那些“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好汉；孰不知今之官僚大多背景显耀。正如孔庆东先生讲的“中国将沦为官僚资本主义”，也如《参政消息》说的“*选择了资本主义经济”。以GDP为中心，这样是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吗？如此下去，贫富的悬殊迟早会导致国家*。
毛泽东主席曾说：“哪个人敢搞资本主义，这一代不倒，下一代不倒，总有一代会被推翻的，因为人民不满意嘛！”真正的自由平等，当然绝不是数量上的绝对平等。而今之中国，应以民生为本，只有让人民觉得平等了，才不会有*与战争，推及世界亦如此。
然钓平等、自由乃至使社会达到平衡全在我少年。梁任公有言：“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宇宙，则国雄于宇宙。”
古人又言“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中国如若不舍弃边沁的功利主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而采用以天下为公，人人达大同之境的社会主义，想必天下兴，百姓依旧苦，苦于不平等，苦于心理不平衡。
“岛”之管窥
“概万物不得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使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使之鸣。”韩退之曾为孟东野赠序为其鸣不平。时至今日，吾颇觉天下不平事有之且繁，皆出于人性之私。亦可谓之为“人心之不古，天下为公顿逝”。倘吾今人，人人心中自立孤岛，则吾国民道德尽丧，草木成灰之日不遥矣。
古之圣皇贤君多无私。《史记》说：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心一也。又如《吕氏春秋》中，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遂用之。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春秋之“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及至后来者壁如三国时蜀诸葛孔明唐魏玄成宋范希文晚清梁任公民国孙逸仙等。其皆以为国为民，以国之兴亡为已任。诸如范希文身无分文仍心忧天下，在《岳阳楼记》中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之豪言。
然仲尼之圣，贤，君子，士，四等中圣自少，而贤亦不多。如若天下皆圣贤君子，国家也自无存在之理。无政府主义大可盛行于中国浩荡五千载。故营营苍蝇的小人还是多如豚毛。如苍蝇者，多心中自立孤岛。平生之志不只在温饱，堂而皇之地欲卷普天之金银屯于自家。惜其不知此皆非生而带来，死亦不能同归去。恶其为此粪土，穷其毕生，更胜者劳民伤财。
此者远如法兰西之拿破仑，先以自卫后转而侵略。劳民伤财，纵然有些许功绩，亦不能掩盖其给大半欧洲乃至非洲所带来之灾。其生于科西嘉岛，两次流放孤岛，死于圣赫勒拿岛。故曰：生于孤岛，以爱国为幌子，为自已流名千载之荣誉，奋斗终身，终被毒死于孤岛。其心是“荒凉的孤岛”故而生于孤岛死于孤岛。类其者如秦后历代君王，其改朝换代无非易其名也，其根依旧是维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