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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用心。而范妮完全是为了心疼爷爷。
爷爷从来没要求过范妮做什么，他从来没要求过家里任何人。他最不喜欢维尼叔叔那种怀旧，不喜欢维尼叔叔整天摆弄旧唱片，不喜欢维尼叔叔带他的画画朋友回家来，但是他也没制止过。爷爷看不起他。范妮用来养花的花瓶，是家里劫后余生的唯一一只高脚车花玻璃酒杯，细长的，听说原先是用来喝香槟酒用的杯子，上面雕着复杂的花纹，而且是真正的捷克货，是世界最好的车料玻璃杯。范妮记得，有一次，维尼叔叔曾试过，用他的水彩颜料调在水里，做成香槟酒的淡黄｜色，倒到那只杯子里，将它放到灯光下面看。那只杯子像淡黄｜色的宝石一样闪着光。那杯子的漂亮，把维尼叔叔和范妮都镇住了。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在徐家汇的天主教藏书楼里，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里，说到过到外国记者王家做客的见闻。书上说，王家连女眷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王家的客厅豪华得像个巴洛克时代的贵族，比他的美国大班还要奢华。这种奇观，让那个前来参观的外国记者吓了一跳。贝贝也告诉过他们，在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过王家投机股市失败的消息。维尼叔叔骄傲地说过，连我家投机失败也上报纸，可以想到王家的地位了吧。爷爷在他们身后，只说了句：“你们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回他自己房间看书去了。范妮在婶婆那里才知道，爷爷当年因为了解到王家当买办发家时，为东印度公司代理过长江一带的鸦片贩卖。从此，他不愿意在王家的公司里工作，不愿意住在王家老宅里，不愿意春节的时候参加祭祖。弄得家里人都怕他会参加共产党，所以，一听说他要到美国留学，马上就送他出国，把奶奶也送到纽约陪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临近家门的时候，他希望范妮忘了这里的一切，远走高飞。他站在多年没有修理，又老又脏的门前，就象偷偷打开鸟笼，放飞小鸟的人。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3）
那是范妮记事以来，爷爷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希望。他从来没说过，被困在上海的几十年里面，他是怎么后悔的。
范妮想过，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将爷爷接回到纽约住，让他也可以远走高飞。
微微发胖的爷爷站在那里，努力挺直他的背，象一个靶子一样等待着子弹。但是他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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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象照片里面的那样直，反而看出来他的勉强。在朗尼叔叔从大丰农场回来，成了一个乖张的老光棍时，范妮看到过爷爷这种沉默的样子。她知道爷爷心里很伤心。后来，全家找奶奶，奶奶就是找不到，后来听说奶奶知道家里人在找她，成心避开的消息，爷爷也是这样，坐在他房间里的旧藤椅上，什么也没有说。就象一个靶子那样等着打他的子弹。范妮知道这就是爷爷最伤心的样子。他的心，已经被千刀万剐过了。现在，轮到范妮来伤他的心：好不容易送到美国的下一代，什么都没干成，先演了一出《蝴蝶夫人》。
范妮这才意识到，自己没脸见爷爷。
她慌忙转身向自己刚刚下来的楼梯走去，她的心乒乒地跳着，她小腹里也有什么东西乒乒地跳着。那里只有滚滚向下的电动扶梯，没有上去的楼梯。显然，进入了中国国境的旅客，已经不可能再要求从这里出境了。还有些旅客陆续从楼上的入境大厅下来，望着他们菜色的脸，她觉得他们象新犯人那样茫然。他们手里拿着咖啡面子的中国私人护照，还没来得及放好，象猪拿着一对翅膀。她讨厌他们那无辜的样子。范妮低下头去，什么也不看，恨不得眼前的一切，都还是在飞机上做的梦。
恨不得自己这一生都只是一个梦。范妮想。她想起来当时美国罐头告诉她的一句话，好不容易做一世人，还做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人。那时候她和他，一个笑嘻嘻地说，一个笑嘻嘻地听，好象与他们自己全无关系。
范妮紧紧瞪着地面，那里铺着青色的方块瓷砖，她想起纽约的地铁里粘满了黑色胶姆糖渣的地面，她的脑子里布满了爷爷的脸，爷爷象靶子一样任人扫射的神情，和那神情里的忧戚。范妮突然感到对爷爷的厌烦。她讨厌看到他脸上的沧海桑田，她讨厌看到这种变化时心里的怜惜，她讨厌爷爷的百孔千疮给她的压力。
行李传送带轰地一响，转动起来，范妮马上就看到自己的红色小行李箱被传了出来，这是她特地到唐人街的便宜箱子店里去买的新箱子。比洋人店里同样货色的箱子要便宜多了，只是感觉不象在名牌店里买东西那么舒服。当那个精巧的小红箱子转到范妮面前的时候，她学着金发女郎的样子，稳稳站在高跟鞋上，探身取下它来，拉开它的拉杆，离开行李传送带。这时范妮心里浮起了JFK机场里见过的那个金发女郎的样子，自己现在在别人眼睛里，也是一样的骄傲，精明，带着外国派头。
她朝海关走去，但没有人想要检查她的行李。一个瘦弱的海关人员冲她挥挥手，示意放行。于是，她不得不迎着闸口走去。红色的箱子在她身边发出比坦克还要响的声音。她觉得自己象刀一样地向爷爷飞过去，怀着满心的不忍和满心的厌恶。她看到爷爷身边的妈妈，妈妈显然是看到她了，她的眼睛和鼻子都又红又肿。
她注意到，爷爷和妈妈，都是先看她的肚子，再看她的脸。
范妮永远也不会忘记，爷爷在虹桥机场闸口惨淡的日光灯下，默默接过她手里箱子时的样子，就象圣母接过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没有想到，反而是爷爷不敢正视自己，他把自己的眼睛完全藏在眼皮底下，已经将范妮远远看到的伤心完全掩盖住了。范妮想起来，小时候，贝贝出事，公安局将维尼叔叔叫去问话的时候，爷爷就是这样沉默地站在二楼昏暗的楼梯口，送维尼叔叔和警察下楼去的。范妮甚至还记得爷爷的手，她那时拉着爷爷的手，他的手掌很软，象块揉熟了的橡皮泥，逆来顺受，任人方圆。范妮想起来，那时候，自己是很小的孩子，但也已经竭力想用自己的手包起爷爷的手。
一路上，爷爷只是护着范妮的红箱子，象个搬运工。
妈妈也没有说什么，递给范妮一包她喜欢吃的苏州话梅。一点声音也没有，范妮只看到妈妈膝盖上的裤子，一滴一滴，渐渐被眼泪打湿。
范妮默默捏着自己的护照和机票，扭过头去看车窗外面的街道，行人，被打湿的雨伞，灰色的，到处都是灰色的，带着上海雨天的无助与惆怅铺天盖地而来。她又感到那孩子的心在乒乒地跳动，大概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到头了吧。“Go to hell。”范妮心里对他说。
沉默地到了家，爷爷和妈妈一声不响地和范妮相跟着上了楼。家里的楼梯上还是充满了年久失修的房子的灰尘气味。范妮发现这里的楼梯变窄了，变矮了，象是个废弃的地方。这里的门那么薄和窄，象舞台上的假门。但门上还留着范妮小时候和维尼叔叔一起做的插花的三角纸袋，是用一张旧英文报纸做的，里面学着贝贝当年在他家门上做的那样，插一枝假玫瑰。范妮没想到那玫瑰竟然看上去那么丑。
妈妈跟在最后，轻轻合上二楼楼梯上的门。范妮听到斯别林锁的保险“克达”一声，被放了下来。范妮觉得，大白天将保险都放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楼下的邻居知道自己回上海。那家人他们平时不太来往，因为到底在心里讨厌他们住在自己家的楼下，他们家不干净，楼下的厕所常常有臭味。如今，他们怕人家说，王家的女孩子被人家弄大了肚子，回到上海来打胎了，平时英文说说，海外关系一大把，好象了不起，但到底没什么花头。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4）
别人竟然都不在家，甚至永远在家里呆着的朗尼叔叔也不在。爷爷这才说，叔公突然病重，住在医院，朗尼叔叔和维尼叔叔都去医院了，爸爸则去找外面的医生，简妮去上英文课。但范妮认为他们是成心避开的。
“先洗洗，就休息吧。”爷爷吩咐说，他把范妮的箱子放进她的房间，也离开了。
范妮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充做写字台的缝纫机放在窗前，上面放着红雷牌收音机，有三道短波频率。从前，在自己的房间里安稳地做功课，看书，收音机里的短波传来美国之音的英文节目的声音，是和托福听力练习里面相似的稳妥的男声。那时候，伏在缝纫机上，两个脚踩动没有上皮带的缝纫机踏板，范妮想像过许多次自己的将来，自己将要爱上什么人，嫁给什么人，那想像是模模糊糊的，像在沙沙的短波干扰里传过来的声音一样遥远，但是充满了空中楼阁的美。在上海雨季湿润的空气里，将腿在裙子里交叠在一起，少女时代，就是这样的肌肤相亲，也能让人想入非非。范妮站在自己房间的门边，望着里面。地上的红箱子让她想起了was这个词。她竟然想，要是告诉鲁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所有的动词都要变成过去式。
范妮打开箱子，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这次她带回来的都是在美国买的衣服。她买了一些便宜的衣服，在商标上都是made in USA的，她最警惕不买中国出口的东西，虽然它们看上去也许比美国制造的还要合适。从衣服下面，范妮拿出一包东西来。
家里鸦雀无声，能听到不远的复兴路上，公共汽车进站的刹车声，像一个临死的巨兽在喘息。那也是范妮从小听惯了的市声。小时候，范妮曾经十分害怕爷爷也会象别人那样自杀。爷爷说过，他厂里有一个工程师，因为海外关系复杂，在林彪事件的时候，被厂里关了几天，他受不了，就在关他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了。爷爷说这些的时候，什么别的评论也没有，但是，范妮总是觉得爷爷的意思是自己也会象那个同事一样。她总是在黄昏时听着复兴路上的刹车声，在心里盼望，那就是带爷爷安全回家的那班车。范妮蹲在地上，握着那包东西，她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内心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弥补爷爷被毁灭的生活。从小就是这样。但自己竟没有一次成功过。
范妮走出自己房间，妈妈和爷爷正在吃饭间默默坐着。看到范妮突然进来，妈妈惊慌地站了起来，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象兔子那样惊慌地眨个不停。
范妮把给简妮的经济担保递给妈妈，把格林教授送给自己的关于王家历史的研究文章递给爷爷，那里面夹着奶奶的照片。最后，她把鲁的照片放到桌子上，向爷爷那边推过去，说：“是他。”
爷爷看着鲁的照片，“啊”了一声。那是鲁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带着眼镜，精神抖擞，象个年轻有为的主流青年。就是头发有点长，幸好还不怪异。
“他怎么没有一起来？”爷爷问。
“本来是要一起来的，但是他要从经济系毕业，论文要修改，时间来不及。他叫我问你们好，他说很抱歉出了这样的事，他又走不开。”范妮说。
“那，你们以后准备怎么办？”爷爷问。
“等他毕业了，我也毕业了，再说。我自己也总要自立，不能只当家庭妇女吧。我也要建立自己的生活，要有自己的自尊。”范妮说，“我回去以后就要准备考大学了。在美国，受的教育越高，将来的生活也就越好。我还认识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在婶婆那里认识的，他愿意帮助我考到哈佛去。要是能上哈佛，将来真的前途无量。我也不一定真的和鲁结婚。所以，我得轻装上阵。”
范妮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这么说话，而且，还象倪鹰那样高高地昂着头，她心里诧异着，但嘴里仍旧滔滔不绝，“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说，看到我，就想到American dream comes true。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家是comprador，也知道我们后来被弄得走投无路。”
“婶婆知道吗？”爷爷问。
“什么？”范妮问。然后，她马上意识到爷爷指的不是American dream comes true，而是自己怀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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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告诉她，怕那个哈佛的教授要是知道，他会认为我不够用功。”范妮说，“而且，这种事也没有必要到处讲。”
“最好不要告诉她，她也是简妮的保人呀。”妈妈说。
范妮转脸看妈妈，她关节粗大的双手，紧紧握着那个黄｜色的美国信封，带着一个洋铁皮的搭攀。拿着那里面的材料，简妮就可以去签证了。这是范妮忍着孕期反应陪婶婆做完的。“是啊，”范妮说，“我就是怕连累了简妮，才不告诉婶婆的，她连我回上海都不知道。”
妈妈接不上话，僵在那里。
范妮的眼泪突然涌上来，一下子流了满脸。开始，她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