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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说，女人与男人上床时最爱问的一句话是“你爱不爱我？”而男人跟女人上床前或上床后最爱的表白却是“我会对你负责的”。所谓“负责”，就像温度之于天气，是“义气”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港产片里，江湖上对一个男人的最高评价往往就是“有情有义”，相当于对女人的最高评价——有波有脑，或者文雅一点地说，“美貌与智慧并重”。
在电影以外，女人碰到这种男人的几率和男人碰到这种女人的几率虽然都不很高，好在在臭男人堆里，“义气用事”者总是“感情用事”者多，或曰，在男人的身体内部，“义气”的有效期比男性的荷尔蒙分泌要持久得多。
夫妇离异，情人反目，不管是谁的错（其实这种事情永远也没有谁对谁错），多见的是女方把男方视若仇人，而男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是情已尽而“义”未绝的。“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句话原本就是由男人讲给男人听的。“情”固然是诱发及维护男女关系的根本，但终究是成也情，败也情，聚也情，散也情。
不断有实验室报告证明“爱情”只是一种化学反应，虽则事出有因，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即使不信这种鬼话，一味感情用事，在粗粝凶险或者平淡无聊的日常生活里日复一日，情不怕被“夺”，最怕的是自我或互相消磨。反观“义气”，它虽有情的含量，但是相对不高，主流的成分是责任和理性。就维系男女关系而言，情和义，两者相比，哪一个比较坚固耐用，用户介面比较友好，显然是高下立判的。
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是男人中的极品，义大于情就是男人里的行货了。不论是对女人、父母、亲戚还是上司、下属、朋友，虽然用力有轻重，男人的“义气”都是一概通用，并且年中无休的。
前文所述“义气就是男人的妇德”，此话确实不假。据《 柳如是别传 》记载，明代礼部尚书钱谦益，在清兵入主中华后做了贰臣。当钱谦益北上公干时，他的爱妾柳如是在江南的家里与人私通。钱谦益回家后闻讯大怒，柳如是却有条有理地自辩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
雄性的贞节牌坊（2）
“此言可谓平而恕矣”——绝对是硬道理，掷地有声。男人做贰臣、没义气，非但等同于女子的失节，而且罪加一等，你做初一，我就有权初一十五一起做了。虽然我举这个例子并没有为一切与人私通的女人提供借口的意思，不过柳如是的聪明过人，实在不是盖的。反过来，世间绝大多数愚蠢的女人，只是见到自己的男人对其狐朋狗友处处讲义气，就把男人的“义气”及其“义气兄弟”视为异性之外的第二号大敌。
聪明的女人，非但不会去限制男人的同性朋友，而且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也变成男人的“同性朋友”——当然，女人终究不可能成为男人的“同性朋友”，爱好他的爱好，终究是虚与委蛇，逢场作戏，陪太子读书罢了。这只是手段而已。不是要让男人把自己当成另一个男人来对待，要害在于：让男人永远不忘对自己的女人也要讲义气——这也只是最低纲领，至高的境界是：让他能时时感觉到对她似乎总有些“不够义气”，多少有点内疚，也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感觉，能长期养成这种自省的习惯并保持这种机制，女人就永远也不怕没好日子过了。
“义”是“情”最有效的防腐剂，却一直被女人错当成毒药。至于“如何让男人总是感觉对自己不够义气”的具体手段以及如何行事，相信各有各的高招，而且，身为男人，我也实在不忍心“没义气”地再往细里说下去了。大家还是自学成才吧。当然，若你不幸碰到一点义气也不讲的小人，就只好自认倒霉，期望来世再图一番男女关系上的霸业了。
经济偷窥学
数字很枯燥，建立在数字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很难让人获得湿润的感觉。
为了对经济大环境和大气候作出准确或不甚准确的评估和预测，经济学家往往会动用到像国民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股票指数、失业率、就业率、广义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等等以数字和数学为核心的指标。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来说，是否存在着一种仅靠自己的原始本能（例如肉眼），也能###不离十地对经济现状和动向作出大致准确之评估的观测方法呢？
喜剧盛行时代通常代表牛市，悲剧及恐怖片大卖，则预示熊市将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但显然失之片面，再说，碰上像国产电影这种喜剧、悲剧及恐怖片一概都不怎么盛行的状况，根本无从着眼，遑论准确性。作为最资深的专业人士，联邦储备局主席葛林斯潘在早年经营顾问事业时就曾偏爱把“纸箱销售量”视为他私人的经济观察指标。他的理由是，纸箱的主要功能是包装各式各样的商品，若纸箱的需求增加，表明经济活动也在加温。与电影类型相比，纸箱这种无论在喜剧、悲剧及恐怖片里都会出现的道具显然简明通用得多。不过我相信最有效同时也是最有趣的观察目标，不是票房亦非纸箱，是人，而且是女人。在《 经济学家 》杂志亦曾列出的用以观测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指标里，除第一项 “新车大卖”之外，都与人有关，当然最有趣的还是第六项：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
针对“隆胸手术与胸围尺码”的观测活动可能会很愉快，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形势的业余偷窥者来说，这种机会并不太多，特别是指标的前半部分，除非你是一个专业的隆胸手术医生或者从事与女性胸围有关的职业，例如内衣公司。
日本“华歌尔”内衣公司去年公布的一些数据，为《 经济学家 》的立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华歌尔”将1987、1989及1991年分别测得的女性胸围尺寸与1999至2001年的抽样测量结果作了一番比较，数据显示：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日本女性身高没怎么改变，上围却大有长进，增幅高达20％。另一内衣品牌“黛安芬”在日本的统计数字也很惊人，1980年，日本女性有近六成穿A罩杯内衣，到1988年，同样的罩杯只有三成女性能挤得进去。2004年，A罩杯的出货量只剩下10％。照此趋势推估，在不久之将来，平胸族女性即将绝迹日本。与此同时，如果对日本的娱乐现象加以观测，也不难发现同一趋势。日本巨Ru女星如今是一山还比一山高，继胸围36F的小池荣子、37H的Megumi后， NHK的节目主持人古濑绘理更以41I罩杯的惊人双峰，勇夺日本艺能界“第一波霸”的美名。日本经济学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女性上围近年来的增长情形，反映了经济景气的荣枯。经济学家相信，日本女性的罩杯尺码，基本上随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十余年中的两度复苏而同步地向上拉抬。日本医生的看法则是，经济因素之外，心理因素以及药物应该也是日本女性日渐波涛汹涌的重要诱因。
胸部之外，还有一些女性因素已经成为经济观察家们“偷窥”经济形势的指标。据台湾的民间经济学爱好者指出，进行股票交易之前，最好到大街上低头看看广大妇女脚上的鞋。台湾女性常用的鞋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包住脚指头和脚后跟的包鞋，通常是上班族穿的；另一种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的便鞋， 这种鞋子穿起来轻松，能跑能跳，不需要在外面拋头露面或上班赚钱的女性，都喜欢穿这种鞋，因此被称为“小老婆鞋”。从“民间经济偷窥学”的立场来看，上班鞋代表拘谨和悲观，而“小老婆鞋”则代表热情奔放。对于证券行业来说，人心热情奔放，股市比较容易出现多头行情，一旦街上穿“小老婆鞋”的女人多过穿“上班族鞋”的女人，股市通常有行情；一旦“上班鞋”变成主流，苦日子就在眼前，大家要准备好夹起尾巴做人了。
关于妇女、妇女用品及经济形势，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所谓的“裙摆理论”，即经济与女人的裙摆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经济繁荣时代，裙摆会越来越短；经济一旦进入衰退，短裙则随之变成长裙。这个现象虽然最容易观测，并非是因为经济越繁荣，天气就越热，或者女人一有钱，就想把自己的大腿多露出来一点。“裙摆理论”的真谛在于“省钱”二字，即相同的价格之下，消费者会选择布料较多的长裙，并且认为这样的行为比较划算。一旦经济情况好转，斤斤计较的人也就相对减少。
船王奥纳西斯生前有言：“如果女人不存在，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都将失去意义。”归根结底，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不仅是数字，就连人生也会变得比数字还要枯燥；不但一切的经济指标都失去了意义，就连经济本身都将不复存在。“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这句箴言应该镌刻在每一家证券交易所的最显眼处。
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
“眉眉我亲亲：
（）
“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以上肉麻至极之语，摘自徐志摩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徐陆二人当时皆是新潮得不能再新潮之人，然而信函正文第一句里的“电邮”，却并非许多年以后E…mail的中文缩写，而是电报的意思（“眉眉”二字尤其会造成关联性误读）。基于摩尔斯电码的电报正是当年最酷最快捷也是最贵的通讯方式，除了热恋中的新潮男女，政客、军阀以及地下工作者都爱使用。
当然，这封信中的另一关键词“情人节”，却完全不存在像“电邮”那样的时代差异。与之相同的，还包括受到这一节日困扰的情人们的心情。也就是说，徐志摩这封信，腔调是软的，道理是硬的，诚可谓“话不糙，理也不糙”——尤其是“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一句。
绝大多数的节日之所以都是“反情人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节日都是家族以及家庭性的，特别是情人节前夕的春节（ 就字面意义来说，情人节才是名副其实的“春”节 ），而情人节却是非家族和非家庭（或前家庭）的，基本上算是反家庭的，二人世界对抗合家团聚。虽然暴搓一顿是这两个节日共同的特征，但是年夜饭和情人节大餐也只有以下两个相同之处：
一、都在夜间进行；
二、餐馆都订不到座位。
除此之外，从菜单到就餐人数，整个都拧着。对于那些身陷热恋状态，尤其是处于婚外恋状态中的男女来说，春节的苦楚更不足与外人道。根据我持续多年的观察，从大年初三开始，大小餐厅里就开始出现一对对怎么看都不像是合法夫妻的形迹可疑之男女。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看什么看？别看了，你丫猜的没错，我们就是在家里坐卧不宁、苦苦‘守节’并且连守了三天的旷男怨女！”
除了大部分节日与生俱来的“反情人”特质之外，情人之所以“最怕过节”，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在所有的节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最“反情人”的，就是“节日卧底”身份存在的情人节了。
对于普天之下的有情人来说，情人节的“反情人”特质，莫过于它“非过不可”的强迫性。也就是说，做情人一定要过情人节，不仅“安有不亲自之理”？而且双方都必须同时在场，否则，“情人”这一身份的确切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所以徐志摩在元宵前夜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本该明天赶到京和我的爱眉宝贝同过元宵的，谁知我们还得磨折，天罚我们冷清清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冷眼看人家热闹，自己伤心！新月社一定什么举动也没，风景煞尽的了！你今晚一定特别的难过，满望摩摩元宵回京，谁知道还是这形单影只的！你也只能自己譬解譬解，将来我们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情人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的严重性，已经把我们的摩摩逼到了主动拿新月社甚至拿“名分”说事儿的地步。要知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一旦向女方说出“名分”二字，其爆炸性并不亚于女方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