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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出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第三者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亦无通敌嫌疑。故“先逐寇，再驱雉”之间很难建立起伦理道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郁能像论证“朋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事实上，郁达夫本人在发表《 毁家诗记 》不久之后，已经以非韵文的文体将“家丑和国仇”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后3个月，郁达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写道：“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中国文人，一个不幸戴了（ 或怀疑自己戴了 ）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 贺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观点如：“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出，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达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又，“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 毁家诗记 》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 郁风《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因为它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 人权宣言 》，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而《 毁家诗记 》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先丢钱，再丢人，最近一个为《 贺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年初，龙应台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之姿态来到广州，不幸在旧城遭遇小偷，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一个警察的背后 》：“梁国聚（ 广东省公安厅长 ）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结尾，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也搓火，也骂人，然后该干吗干吗去；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确对待小偷的问题上，我所能根据的全部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广州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有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的现象虽然基本已断，却从来也没断过随地小偷。
家丑和国仇（2）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作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龙应台自己其实在文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痒？非要添上个“广州特色”的蛇足。想当年，“先逐寇，再驱雉”者，诚可谓“先丢人，再丢份”也，而龙应台的这一个版本，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机器人小便（1）
有一幅漫画，叫做《 机器人小便 》：一个机器人面壁小便，“小”出来一堆稀里哗啦的零件（ 包括钉子、螺丝、螺丝帽，等等 ）。虽然背对观众，不过还是不难断定此为一“男机器人”，因为“他”采取站姿，而且一手扶墙。
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早就教导我们说： “两性最明显的界线，两性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男孩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必须蹲着。”自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MOON ZI JP于198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P…MATE以及1999年德国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Paul de leeuw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第一次公开表演了P…MATE的正确使用方法以来，“站着小便”一直是女权运动的一项收费的增值服务。既然事情已到这步田地，就小便姿势而言，欲作政治正确之讨论，也只好拿机器人说事了——趁机器人还没有统治人类之前。
“人型机器人越来越像人，非人型机器人则越来越不像人”——据说这条定理已成为机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认发展趋势。既然如此，人型机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机器人到底应该像男像女以及机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别或者第二性征？随着越来越像人的人型机器人不断参与到社会及个人生活中来，我看也是时候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以机器人当主角的科幻电影而论，机器人可以没有性别，扮演机器人的明星却分男女。1927年在《大都会》（Metropolis ）出现过的那个“天使面孔，魔鬼心灵”的女机器人“圣洁的玛利亚”，在煽动工人捣毁一切，让整个大都会陷入灾难之后，此类“祸水型”女机器人在银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从《 星球大战 》中的C…3PO到2004年《 机械公敌 》中的机器仆人，从《 AI人工智慧 》中的帅哥机器人裘·德洛到《 银河飞龙 》中的Data——甚至像日本的新代言人ASIMO，从外形到气质，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不管是忠是奸。
（）
如果说让机器人“代劳”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那么，机器人反过来统治并奴役人类，则是全人类共同的噩梦。“西马”主义者认为，在 “圣洁的玛利亚”这种早期的机器人女性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传统父权社会对于受到颠覆的集体焦虑。1927年以降，女权日张，按说“焦虑”应该日甚，但电影里的机器人却全部改成了男性，就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刻意的掩饰。反而是机器人（ 包括机器人电影 ）和性别政治同样不甚发达的中国，扮演了“皇帝什么都没穿”的那个小朋友。曾在早期国产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 》里给大家留下过难忘印象的那个标价人民币15万的机器人“南茜”，看上去是个如假包换的女人（ 之所以如此肯定，主要是因为该角色系由我的偶像李玲玉扮演 ）：“这种人工智慧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一不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互相扯皮等弊病……”
尽管假机器，真女人的把戏最终还是被编辑部的同志们合力戳穿，但是除了“女秘书”这种传统社会化性别角色之外，在“代劳”的意义上，女机器人最能让人类获得操纵的快感。
除了小便的姿势，波伏娃还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性别都是后天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用这种理论来考查机器人的社会化性别角色，我发现机器人可能比女人更为适用。也就是说，机器人的性别也不是天生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Ray Birdwhistell曾经说过，“人类是一种两性分化很不明显的物种——他们仅有的生理性别标志就是生殖器官。”人的生理性别、性特征和社会性别，其实都是社会建构的。
机器人的性别角色同样经历这样的一个社会化过程。当机器人长得越来越有人样，人也越来越把机器人当人来看。早在50年前，美国科幻小说鼻祖阿西莫夫（ 即《 机械公敌 》同名小说原作者 ）就已制定出用以规范机器人与人类关系的“机器人三定律”（ Three Laws of Robotics ）：
第一，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
第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
第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一旦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貌似男性的机器人立马现出了金属外壳之下的女儿身。显而易见的是，与其说此“机器人三定律”乃用来规范机器人与人类关系，是人类对机器人的基本要求，它看上去其实更像是人类社会（ 尤其是父权社会 ）里男性对女性基本要求的一种翻版：
第一，女人不可以伤害男人。
第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命令。
第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认为，如果关于机器人的话语权不是一直掌握在老外手里的话，阿西莫夫版“机器人三定律”还不如直接沿用中式的“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来得更具权威，更有文采。
机器人小便（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解释是，通过贬低妇女的能力，不让她们学习那些有用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老板们把女性当做廉价的可剥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那些很容易被妇女替代的联合起来了的男性在这一过程与资本家共谋，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垄断收入更高、更有趣、更具自主性的工作。正如Cockburn指出的那样：“两个因素帮助了男人维持他们与女性的分离和他们对技术工作的控制。一个是积极社会性别化的工作和人。二是持续不断地产生的工作过程的亚分工、工作的等级化，男人可以在其###以保持和女性的距离。”很显然，以上理论分析如果成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和机器人。
当然，迄今为止，机器人为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威胁，似乎都不如想象中那么大，更没有人见过机器人小便，遑论姿势问题，但是，现在就开始认真对待机器人的性别问题，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学者West and Zimmerman在《 Doing Gender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恰当地表现了社会性别，我们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恰当地表现社会性别，作为个体，而不是制度安排，我们会被要求解释（ 自己的个性、动机和企图 ）。”为了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这种制度安排，社会不会长期地容忍机器人成为一种“社会性别混淆者”（ gender blenders ）。
尽快理清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性别角色关系的一个有效方法，借用冯小刚追徐帆的经验，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见《 我把青春献给你 》：
“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 追徐帆 ）。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我个人认为，Prada机器人堪称“庸俗化”的代表作。以我的45号为例，那双虎克船长式的铁勾双手，既可以作握住自己的“纵目”望远镜状，也可以作“恭喜发财”状，当然，更可以摆出站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