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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返回目录＇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