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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大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既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谤的同类，就不由分说变得善良温柔了。这样的“温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痴如醉。（WWDX）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子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多要领，故而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停地下达了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变成了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我决定去死。（WWDX）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筏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趴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曲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就是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每天碰头。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现在天气开始变的很冷很冷，万物的隔阂大概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了吧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到。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毋需再借助掘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喝抑郁寡欢，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地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