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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瑞：首先，《落花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早在那个时期就愤怒地鞭挞了“买官卖官”现象；可以说与当今社会的某些腐败现象如出一辙。枚千颂（谐音没钱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于没有钱贿赂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考布尚（谐音考不上）虽然考绩糟糕，因为有钱贿赂而当上了高官。作者诗云：“寒风落叶泪千行，满腹才学满纸香。无奈茅空官场落，只将考榜做钱箱。”招贤国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高度赞扬了燕昭王任人唯贤，批评了任人唯亲的现象。“年纪大小，各有鹏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领。有背琴持囊，堂堂仪表；有佩剑握囊，谦逊简恭。有诗书满腹，玉立婷婷。有心机满腹，丝丝哭声。这黄金台上，聚集着多少江湖贤客、山野逸民；这昭王腹中，藏着多少任人唯贤、赏罚分明！”《落花梦》对秦始皇有新的评价，秦皇反思过失，汲取教训，在暴君国阿房宫高筑击筑台，纪念当年高渐离刺杀之举。
汪兆骞：因为根据你的原著《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在广东、上海、重庆、湖南、湖北、东北等地播出，一路飙升，我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谈一些？
张宝瑞：应该说，我6岁到22岁时的旧居北京东城喜鹊胡同10号大院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他们一个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疯了以后经常在下雨天从屋里跑出来，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个属政治型，他是涂家老太太的丈夫，经常骂共产党，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张着大嘴，挺可怕。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十号大院唯一的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的对面，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是女十三中的老师，别人都叫她王老师。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最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着王老师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王老师的父亲是一个瘦弱的老头，从来不说话。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险，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里的那个周老板。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很摩登，穿着时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十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院子有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院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西洋式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楼，有地下室，其实，这就是我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抗战时是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解放后，有个副部长居住那里。
汪兆骞：你对诺贝尔文学奖如何看？
张宝瑞：试想一个小里小气诺诺唯唯的人怎麽能写出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怎麽可能有大手笔？十年前诗人汪国真曾说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有的人还嗤之以鼻，但我觉得汪很可爱，他起码还有这种勇气。诗人北岛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使人惊喜，它毕竟是华人世界的骄傲，他得奖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但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师出有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智商并不低。
汪兆骞：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牵扯到对文学的看法，你对文学究竟如何看？
张宝瑞：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本身不能主观地带有宣传色彩，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地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影响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教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为伍。我的妻子是清代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后代，2002年秋天，我专门到山东淄博老蒲的故居探访，有意外的收获。原来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他当时守着一眼老井柳泉，烧了茶水，拦住过路人讲故事和掏故事。他屡试不第，但我想他想当官是为了当一个好官，有所作为，而不是想当一个贪官。他虽然连一个科级的官也没有当过，但他的名声和贡献要比他的同乡担任高官的王世桢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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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我知道你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八卦掌董海川》、《醉鬼张三》、《太极奇侠传》、《东归喋血记》……这9部小说结集为《中华武林长卷》，横跨唐、宋、元、明、清、民国千余年。梁羽生、萧逸、刘绍棠欣然为你写序，被人誉为“大陆金庸”。早在1990年，《醉鬼张三》就被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成了电影。最近这些年你又开始写人生探讨系列，写当代文人的都市生活，销量也非常好。你如何看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创作？
张宝瑞： 我的创作面比较宽。其实，我并不满足于做“大陆金庸”，刘绍棠生前对我说，实际上中国文学的根子还是在大陆，大陆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沃土。拿破仑有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有一定道理。1992年我突然暂时在武侠小说方面封笔，毅然转向现代题材小说，我想更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一步挖掘人性。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创作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老庆》等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武侠的看法上，我与金庸是相同的。1995年，金庸来北京，我们相谈甚投。港台二流以下的武狭小说作家我一概不见。尽管我和金庸的写法不同，但我们都认为“武侠”二字中，侠比武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打抱不平是小侠行径，以天下为己任，才是大侠之举。台湾的一些影视商、出版商看中了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计划拍摄我的《中华武林长卷》，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的资源殆尽之时，选择我的资源算是明智之举。当然我的创作资源还有《梅花档案》悬疑惊悚系列、金蔷薇文化沙龙深刻探讨人生系列、后现代主义神话系列、中国佛教系列等等，文学艺术价值和市场效益都比较大。
汪兆骞：：你曾经做过八年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如今又在新华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近三年，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宝瑞：首先要搞好本职工作，有句话叫干什麽吆喝什麽。我在出版社与同事策划了金蔷薇丛书，现已出版13部，反映很好，同时还在酝酿一些重大图书选题。自1990年始，我创办金蔷薇文化沙龙，这是一个大型的文艺财经朋友聚会。14年来，总参与的人数数十万人次，沙龙是各界朋友的人生聚会，是人才资源整合的交易所，是释放压力的温馨空间，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价值的最好媒介。沙龙聚集了汪国真、司马南、关雷、吴欢、刘湛秋、李春波、白伯骅、京梅等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多年来以联谊、研讨、笔会、策化等各种形式，沟通信息，畅谈友谊，探讨人生，进行文化交流，为社会服务。我要把这个沙龙办成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沙龙，同时也能获得大批的出版资源和创作资源。另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作品和资源争取打造成各种文化精品，希望老百姓喜欢，能为中华文化宝库增加一些财富。文革已经过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进入历史的档案，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烧愈旺，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完）
一只绣花鞋（一）（1）
凶手是谁？虹市的夜，幽静极了。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 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二层一隅，虹市公安局侦察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63年5月17日。 “嘟，嘟，嘟……”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铃声仿佛警铃，把龙飞催醒，他一跃而起，熟练地抓起电话。 “我是龙飞，出了什么事？” “报告龙处长，在老虎滩公园假山前发现一具女尸，请你马上到现场。” 龙飞放下电话，迅速地穿衣服…… 老虎滩公园里，死一般的沉寂。这个公园非常小，即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转它一周。公园里有一个土丘，丘顶有个八角木亭，丘上栽满了怪石、花草和翠竹。丘下有一簇簇丁香和灌木，此时正是翠绿成荫，野香四溢。因为这公园的东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有一怪石仿佛一只猛虎，跃跃欲试，故称为老虎滩公园。 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