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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
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１８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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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
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３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１５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
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
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
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２０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２４个问题，不是２０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２）记者路易斯·罗布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３月２０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１１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１０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意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５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５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１５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讯联络的最佳方式。
（３）４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狠｜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盆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坐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３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４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之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极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Ｍ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Ｍ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
“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