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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许诺过的。这次，希特勒让墨索里尼首先进场，好让他私下高兴一番。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意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了简短的开场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忠诚于其文化的力量，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从只能听懂片言只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１９３５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他说，他之来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个革命的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讲演，听群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
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他穿着湿透的衣裳回房——却又没有热水洗澡。他虽然未感冒，晚上却睡得很糟。次日，他精神萎靡，筋疲力尽，直到坐火车离开德国回国时，精神才见好。出访德国时，他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你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的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如果说他未曾发现爱娃·勃劳恩，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容克曾目击这两位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僚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在柏林，两人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之任何一方，若不得到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仍高度尊敬墨索里尼。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巍然不动。”
“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４）１０月下旬，他对一群地区宣传官员说，他家里的人寿命不长。这就是大问题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存空间问题，必须尽快解决。那些追随他的人再不能做到这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这样做。“现在”他说，“我觉得自己像小驴上了草地一样精神奕奕。”
一星期后，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他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为断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会议快要召开时，希特勒私下对戈林说，据戈林证实，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冯·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因为他对国家之重新武装不满。他说，若勃洛姆堡先生也向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当戈林对牛赖特之出席提出疑问时，元首回答说，他“不拟把它开得太像军事会议”只希望“向总司令弗立契清楚地表明，由于政局吃紧，武装的步子不得不加快。”
类似的话希特勒很可能说过，因为他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４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这样一来，与会者（戈林可能是个例外）便知事情非同小可。片刻后，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之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
于是，过了一会儿，霍斯巴赫上校便向大家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详细要点。接着，希特勒便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她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历来就不存在有空间无主人的情况，今天也然。进攻者必然要与占有者相争夺。德国碰到的问题是，在何处她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
与会者大吃一惊。接着，他又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用何种方法。
他说，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儿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它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它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元首如健在，他将毫不动摇，最迟于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据称，他的这种天才只有凯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冯·牛赖特男爵一动不动地僵坐着，其他将领如坐针毡，不善于记录的霍斯巴赫则在拼命地将元首说的话潦草地记录下来。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之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之陆军日渐强大。与此同时，他还保证，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从两国运往帝国。这也意味着“疆界可以缩短，且更加巩固，也可将部队移作他用”同时也有可能将部队建制提高到１２个师的新水平，即每百万居民中有一个师。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主要是看墨索里尼那时是否仍在人间。“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有意思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他刚与这个邻国签署了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
同样的，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了。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多大的牵制，依然是西德的强敌。勃洛姆堡还抗议说，捷克的防线与马奇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的。之后，他又与弗立契一起，将这些论点再次阐述了一遍。弗立契表示关切，竟提出取消其休假——他正计划前往埃及体养，因他刚患偏桃腺炎——但元首告诉他没有必要；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未紧急到如此程度。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霍斯巴赫几乎无法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然而”他回忆说，“我却也精确地记得，无论在内容或在形式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这可看出，他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之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
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会议于晚８时１５分结束。希特勒走后，戈林将雷德尔拉到一旁释疑。奇怪的是，适才还持反对态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军元帅不必对元首过于认真；元首的那番话，不过是要促一促弗立契，让他加速军备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之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置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后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驶，不到４８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１１月９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尽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之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讲演，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就是战争的蓝图，但它确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１９４３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１９４３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５）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作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
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度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
由于他像总经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作了一次拭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