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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来，说他就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哪一个敢说这话？我请他上这台上来讲！”
会场上没一点声响，连呼吸都屏息，空气凝重，要落根针在地上准听得见。
“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嘛！他们也得乔装打扮，接过我们的口号，摇身一变，我刚才说混水摸鱼嘛，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煽阴风，点鬼火，上串下跳，要搞垮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把我们都打成黑帮，阴险得很哪，同志们，你们可要擦亮眼睛啊！都好好看一看，你们身前身後，把那些混在我们队伍里的敌人，野心家，小爬虫，不管是混在我们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把他们统统揪出来！”
首长离开之後，人们按顺序静静退场，谁也不敢看谁，生怕自己目光透出、心中的恐惧。回到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面对面，人人过关，检讨，忏悔，要求个别谈话，向党汇报悔过，痛哭流涕。人就这麽稀松，比面团还软弱，要洗清自己揭发他人又那麽凶恶。这子夜时分，人最为脆弱，本要靠床第之欢求得安慰，审问与招供也抓住这时辰。
几个小时之前，下班後的政治学习每人搁本一毛选一在桌上，翻翻报纸，装模做样熬过两个小时便嘻嘻哈哈散场回家，这革命尚在党中央高层翻腾，还没落到众人头上。政治部的干事来办公室通知留下开职工大会，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又耗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集中。处长老刘咧嘴叼个菸斗，一回又一回往菸斗里按菸丝，人问还得抽几锅？老刘笑而不答，但看得出来、心思沉重。老刘平时不怎么摆官架子，众人又因为他也贴了党委的大字报，同他更加近乎，有人说跟老刘走不会错的，他立刻举起菸斗，纠正道：
“得跟毛主席走！”众人都笑，到此时为止，恐怕还没有谁愿意这阶级斗争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间爆发。再说老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论资排辈，他处长办公室里带扶手的皮圈椅，不是谁都可以坐得上。室内散发菸斗丝带可可味的芳香，气氛依然一片轻松。
这後半夜，政工干部和那些稳重不曾表态的党支部书记们便分别坐镇各个办公室，每人挨个转了一圈，检讨的、忏悔的，要哭的也哭过了，随後进入相互揭发。做公文收发的黄老大姐在他之前发弓口！她丈夫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差，遗弃了她，带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老大大说是党让她新生，唏嘘不已，掏出手绢，直擦眼泪鼻涕，真吓哭了。他没哭，可脊背、心冒汗，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进大学的那年，他才十七岁，还差不多是个孩子，列席过一次对高年级右派学生的斗争会。他们新生分坐在阶梯大教室的前排地上，算是入学政治教育的洗礼。点到名字的右派学生便站起来到阶梯下，面对大家弯腰低头，额头和鼻子上汗珠直冒，又掺和了鼻涕和眼泪，跟前地上都滴湿了，那副老实可怜的样子活像落水的狗。上讲台的发言口人都是同学上个个慷慨陈词列举他们的反党罪行。後来在大饭厅里，不知从甚至时候起，这些不吭声专找没人的饭桌匆匆吃完就走的右派学生都不见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们，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劳改这词他直到大学毕业还不曾听过，仿佛也属於语言禁忌，不可以提及。他不知道他父亲当年怎么做的检查，尔後去农村劳改，也只隐隐约约听他母亲含糊说过一句。那时他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了，是他母亲在信里提了一句，说的是
“劳动锻链”。又过了一年，暑假他回家时，父亲已经从农村回来，恢复了工作，擦了个右派分子的边。这事父母一直瞒著他，直到文革时他问到他父亲，才知道是他老革命的表伯父干预了，他父亲那单位打的右派又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的百分比，分子的帽子他父亲才没戴上，只降了工资，记入档案。他父亲的问题是写了张一百来字的黑板报稿子，也是党号召知无不言口，看口无不尽！帮党改进工作作风，
“呜放”出来的。当时又何从知道这叫
“引蛇出洞”。
他居然同他爸九年前一样，也上了这圈套。诚然，他只是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毛主席的号召，一人民日报一上印的黑体字。他是上班时楼下大厅有人在张贴大字报，徵集签名，他也就提笔一挥，把名给签上了。他不知道这反党的大字报怎麽策划的，以及写大字报的人的政治野、心。他无可揭发，可他必须承认这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别有用、心，他签了名也就迷失方向，丧失了阶级立场。其实，他并不清楚他究竟属於哪个阶级，总归算不得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清楚的立场，不在这张大字报也会在另一张类似的大字报上签名，他就是这样检查的，无疑犯了政治错误，从此也要记入他的档案，他个人的历史不再清白了。
那之前，他还真没想到过反党，他不需要反对谁，只希望人别打搅他的梦想。那一夜却令他惊醒，看见了他险恶的处境。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政治风险中，还能保存自己的话就不能不混同於平庸，说众人都说的话，表现得同大多数人一样，步调一致，混同在这大多数里，说党规定要说的话，消灭掉任何疑虑！就范於这些口号。他必需同人连名再写一张大字报，表示拥护中央首长的讲话，否定前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以免划成反党。
顺者存，逆者亡。清晨，楼道里又盖满了新的大字报，今是而昨非，随政治气候而变化，人人都成了变色龙。令他怵目惊心的是由一位政工干部刚贴出的大字报：
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
出卖党的机密！叛徒刘某，说你是叛徒，因为你一贯投机取巧，隐瞒你地主家庭出
身，混进革命营垒！说你刘某是叛徒，也还因为你至今仍然包庇你的反动老子，窝藏
在家，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你叛徒刘某，正因为你的阶级本性，藉运动之机，混淆黑
白，欺骗群一，跳了出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你居心叵测！
革命的缴文都写得吓人。他顶头上司老刘就这样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当即孤”止了，从围观大字报的众人中出来，回到办公室，关上里间处长室的门，再出来的时候，不再咧嘴叼个菸斗，也没有人再敢同这位前处长打招呼。
通宵夜战之後，窗外开始泛白。他去厕所洗了个脸，凉水让头脑清醒了一些，眺望窗外远处，一片片灰黑的瓦顶，人们大都在睡梦中还没苏醒，只有白塔寺那座圆顶染上了晨曦，越益分明，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大概就是个潜藏的敌人，要苟活就不能不套上个面具。
“请注意关车门，下一站是太子站，”说的是广东话，又说一遍英语，你打了个盹，坐过站了。这香港地铁比巴黎的乾净，香港乘客比大陆人守秩序。你得下一站再往回坐，回到旅馆打个盹，不知今宵酒醒何处，总之在床上，身边还有个洋妞。你已不可救药，如今可不就是个敌人，你正在走向地狱，回忆对他来说如同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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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说你那中国女孩？她现在怎样？”马格丽特把手上的酒杯放下，抬起精、心画过又浓黑又长的睫毛，在小圆桌的对面望著你。
“不知道，想必总还在中国吧，”你含含糊糊，想绕开这话题。
“为什麽不让她出来？你不想她一．”她盯住你问。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还说这干甚麽，要不提起也就忘了。”你尽量说得很平淡，此刻要的是同地调情。
“那你怎麽还记得我？那一夜，第一次在你家见面？”
“这很难说，有时一丁点细节会记得很清楚，有时！那怕当时很熟的人连名字都忘了，有时整年整年的，怎麽过的竟全然想不起来——”
“她的名字你也忘了？”
“马格丽特！”你捏住她手说，
“回忆总令人沉重，还是谈点别的吧。”
“那也未必—也有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爱过的人。”
“当然，可过去了的宁可忘掉。”你一时还真叫不起那女孩的名字，唤起的只是某种痛楚，那声音和容貌也模模糊糊了。
“你也会忘了我？”
“这麽活生生，这麽生动！怎麽能忘？”你盯住她睫毛下阴影挡住的眼睛，避开这话题。
“那她—那女孩难道就不？”她并不避你的目光，也直勾勾注视你说，
“她那麽年轻，小巧可爱，还那麽性感，在我对面，手箍住裙子包著两腿，可裙褫下垂，正好看见她里面甚么也没穿，要知道那时候是在中国，这印象很深。”
“很可能，听见敲门那时没准儿还正在Zuo爱呢。”你咧嘴做个微笑，乾脆别装正经。
“你也同样会忘了我，还不用多少年。”她把手抽了回去。
“可这不同，很不一样！”你只好辩解二时没词，说得也不聪明。
“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身体管她是谁，都那麽回事。”
“不！”
你又能说甚麽呢？每个女人都想证明非同一般，床上那绝望的斗争，在欲望中去找寻爱，总想肉欲过去之後还留下点甚麽。
这蓝桂坊小街最时髦的听酒吧里，隔个小圆桌，你同她面对面靠得很近，努力捕捉她的目光。音乐摇滚，挺响，嚎叫的是英语。蓝幽幽的萤光灯下白衣衫哲哲发亮，柜台後打领结调酒的男人和引座的女郎都是高个子的西方人。她一身黑衣服，影影绰绰，嘴唇勾画得分明的红唇膏发亮，萤光下呈暗紫色，像个幻影，令你迷惑。
“只因为是个西方女人？”地盯住你，眉头微蹙，声音来得也好像很远。
“不单单西方女人，怎么说呢，你女人味十足，可她再怎么说，还是个女孩子。”你显得轻佻，调笑道。
“还有甚麽不同？”她似乎要问个水落石出。
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你看出狡黠，便说：
“她还不会吸吮，只是给予，还不懂享乐…”
“这每个女人自然都会，或早或晚…”她收回目光，画过睫毛的眼帘垂了下来。
你想到她肉体起伏波动，又僵硬还又柔软，她那润湿、温香和喘息都唤起你的欲望，便狠狠说又想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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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她断然说，
“你想的不是我，不过想从我身上得到补偿。”
“哪儿的话！你很美，真的！”
“我不信你的话，”她低下头，用指尖转动酒杯，这小动作也是种诱惑，随後又抬头笑了，袒露出头影挡住的｜乳沟，说：
“我太胖了。”
你刚要说不，她却打断你：
“我自己知道。”
“知道甚麽？”
“我讨厌我这身体。”她突然又变得很冷，喝了口酒，说：
“得了，你并不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生活，你不知道。”
“那么，说说！”你挑逗她说，
“当然很想了解，甚么都想知道，你的一切。”
“不，你想的只是同我性茭。”
得，你只好解嘲：
“这也没甚麽不好，人总得活，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过去的就由它去，彻底割断。”
“可你割不断的，不，你割不断！”她就这麽固执。
“要就隔断了呢？”你做了个鬼脸，一个严肃的妞，中学时数学大概满好。
“不，你割不断记忆，总潜藏在心里，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当然让人痛苦，但也可以给人力量。”
你说回忆也许给她力量，对你来说却如同噩梦。
“梦不是真的，可回忆都是确有过的事，抹杀不掉。”她就这麽较劲。
“当然，再说也未必就过去了，”你叹口气，顺著地说。
“随时都可能再来，要不提醒的话，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如果人都不说，不揭露，不谴责，随时都会复活！”她越说越起劲，似乎每个犹太人的苦难都压在她身上。
“那麽，你需要痛苦？”你问她。
“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痛苦确确实实就在。”
“那麽，你要把全人类的痛苦都承担在你身上？至少是犹太这个民族的苦难？”你反问她。
“不，这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他们流散在全世界，我只是一个犹太人。”
“这岂不更好？更像一个人。”
她需要确认自己的身分，你怎么说呢？恰恰要摘掉你身上这中国标签，你不扮演基督的角色，不把这民族的十字架压在身上！你没压死就够幸运的了。讲政治她还大嫩，作为女人又大有头脑，当然後两句话你没说。
几个时髦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