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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十字坡弟兄初聚义，八大处豪杰首立功
诗曰：
东直门外十字坡，十字坡下兄弟多
弟兄齐聚五十五，散尽钱财换酒喝
回民馆内韶华在，望月楼上美人多
同悲同喜同逐月，且诗且饮且作歌
短短人生十数载，为名为利苦争夺
花开易逝难寻觅，红尘往事渐蹉跎
朝来五马方年少，暮坐寒潭老渔蓑
任尔奸猾多取巧，一抔黄土后人说
未若停杯歌一曲，同把金樽对月磕
1
此开卷第一回也。
本人自云经历十年梦幻之后，常有一些记忆会穿越梦境，在某个午夜突然降临。我推开窗子，外面正刮着沙尘暴，黄色的浮尘如屏障一样悬挂在城市上空。恍惚是许多年前一个春天，人们裹着纱巾带着口罩穿行在街市当间。我看不清他们的双眼，但我知道他们的表情都跟我一样。那一年城中心还有一片片低矮的平房，偶尔才有一两座楼房突兀的耸立其间。街巷两旁有许多槐树和枣树，许多老房的屋檐上都长满野草，像老人的眉毛一样探出来。每到冬天，街上的柏油路面就会裂开一条条大口子，却从没有人去将这些皱纹抚平。
那时候骑车回家的人总是比坐车的多，每当夜幕降临，无数胡同拐角亮起朦胧的灯火。千百辆自行车，在阑珊的灯火中汇成一条河流，弥散在千家万户的炊烟之中。冬季的黄昏枯燥而漫长，雪在不动声色中压低了房屋，覆盖了世俗的喧嚣。从窗口望去，现实世界仿佛一卷陈旧的电影胶片在那里寂静的放映。小酒馆里炉火旺腾腾的燃烧，长长的深灰色的烟囱蜿蜒在头顶。总有三五闲人在炉火旁卮酒划拳，而酒馆的伙计则靠在柜台边昏昏欲睡。那一年骡马市灯火通明，鬼街上彻夜不眠，瓷器口的积雪已漫过脚踝，过街楼下那个声嘶力竭的买报人正在遥望家门。
在此前的十多年间，这座城市一直缺少统一规划，街头的店铺如蘑菇一样次第冒头，于是就有人说这十多年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出了护城河路两边就只有杨树，天和地离得很近，站在路旁的人们望不到尽头。许多卡车、三轮、马车、拖拉机肆无忌惮在街上穿梭，整座城市像锅冒着热气的高汤，每个人都是锅里的佐料。
那时候的学生每天下学都早，放学后听话的孩子按时回家，不听话的孩子则各有各的去处。无论是河边、公园、商场或是大小胡同里，到处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无所事事的游荡抽烟，而我们当年就是其中的一群。应该说我们不算是坏孩子，比起那些曾经全区闻名的捣乱分子来说，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算不听话而已，至少老师们曾是这样定义的。
我们经常游荡的地方叫“十字坡”，位于东直门外路南。老年间这里是一道荒芜的土岗，坡上有两条土路十字交叉，交汇处开着一家鸡毛小店。每到日落时分，便会有三两行客来此投宿，不论相识与否都可叫上一壶浊酒，三杯两盏，彼此消遣长夜的寂寞。待到天明梦破后，行客们便各自打点行囊拱手道别，各奔西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十字坡被政府铲平，建成了住宅小区。我的小学——西中街小学就位于十字坡东里的一片楼群之中。1999年九月我考进了十字坡更南面的北京市第五十五中，跟我一同考来的还有家住东华门的王喆、南小街的刘康、长虹桥的何文楠、酒仙桥的郭宁、东外土著民工以及西总布胡同的吕凯风等等，他们的到来让寂寞的十字坡充满生机。我记得那个秋季的天空很清澈，像我们从前经历过的无数秋天一样。日坛路的银杏是金黄的，沙滩儿的枫叶是火红的，同样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车铃声和沉重依旧的书包。我初中的好哥们儿兰迪没能来这儿聚齐儿，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之后的历史将证明，兰迪在十字坡发生的故事并不少于其他任何人。
1999年的十字坡比我上小学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老十字坡电影院不见了，这所伴随我们度过六年小学时光的电影院惨遭拆毁。从前西小每年的开学典礼、“红五月”歌咏比赛、入队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些仪式之后通常是放电影，我还能记得的有《妈妈再爱我一次》、《魔表》、《地道战》等等。还有一部蓝天野在九十年代初主演的片子，背景是鼓楼周边一带。蓝天野在片子里演一个老教师，经常对孩子们说：“同学们，再过几年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到了2000年你们就都到十六岁了，那时你们的生活该多么美好啊！”说着镜头一转，古老的钟鼓楼就在屋檐上面不远处。
世纪末的十字坡电影院翻盖成了时髦的“东创影院”——一座多功能现代化的娱乐场所，外面有巨大的弧形玻璃墙和马赛特图案。从前电影院门口检票的老头儿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两溜儿衣着光鲜的门童，个个一米八左右的身量，穿西服打领带——倍儿绅士那种，可对所有来客却都点头哈腰。从前三道中街上那片古老的街巷已经被现代文明彻底格式化了，一座名为“东环广场”的现代商业区侵占了我延续了近十年的记忆。这一切仿佛都是从天而降，与昨日没有了丝毫牵连。一如既往的就是新中街了，这条街上依旧饭馆林立、酒肆众多。西小、曙光、东职、一六三、五十五这些中小学校分布在两侧，最热闹的时节是午饭前后，这当儿街上所有饭馆都是高朋满座。那些周边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像潮水一样涌进饭馆，马路上炊烟四溢，窗台上摆放的无数啤酒瓶把天都映绿了。出五十五中校门往南一带是我们最初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路西是一家挨一家的小饭馆，路东是一溜菜市场，整日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满地烂菜叶子。
2
那时班里和我最相好的哥们儿是王喆，他比我们都大两岁。据说家里为了让他考个好高中，就多念了年初三。第二年好容易准备差不多了，临到考试节骨眼儿又得了场病，结果又耽误了一年。总之来到我们班的时候他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了。那时候王喆个儿高，坐在教室后头。上课是不是斜楞着小眼睛瞟老师就是趴桌子上睡觉，一觉醒来脑门儿上印的全都是课文。我们在一块儿的共同爱好是喝酒。起因是课间我们在一块儿聊天，他说他挺能喝，我说我也挺能喝，于是旁边的一些孩子也都号称自个儿挺能喝，继而我们就准备聚喝他一次。
记忆中这第一次聚饮发生在1999年9月5号中午放学后，地点定在新中街四条胡同西口把角一家小饭馆。在此之前，众人虽说也都三三两两喝过但却从来没形成规模。于是王喆提议说开学已经一个礼拜了，虽听说班里有几位酒坛战将却一直没能切磋一下，当此秋高气爽的大好天时，趁着校门口酒肆林立的繁荣局面，正是我们一展身手的好时机。一来为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钱是越耍越薄”）；二来也是进行一下摸底测验，看看大家实力究竟如何。
此言一出，当即得到了酒腻子们的高调响应。于是当天中午参赛的、替补的、列席的、观摩的一下来了十多个，把原本不大的饭馆挤了个满满登登。最当中一圈儿坐着刘康、王喆、何文楠、我、郭宁五个主力。外围坐得是张超、杨洋、博立国、陆畅、汪嘉等人，都是捎带脚或者看热闹的。跑堂的见状两眼放光，兴高采烈的捧着菜谱来到桌边：“您几位吃点什么？”王喆一只手接过菜谱，乜斜着眼睛从头到尾瞟了一遍，然后用郑重的口气吩咐道：“拍黄瓜、松花蛋、小葱拌豆腐！外加十个啤酒。”跑堂的听完眼光一暗：“就这么多？”
“再加一个炸花生米，吃不了打包，啤酒先上，要凉的！”刘康在一旁补充道。
之后王喆开始发烟，让了一圈，发现真正会抽烟的只有何文楠跟郭宁，剩下几位都是口烟，从嘴里嘬进去再从鼻子里冒出来，而且表情都显得相当痛苦。我们就这样围坐在饭馆里大声说着话，大家谈论的话题围绕着一个礼拜前在八大处军训经历展开。发生在军训时期的轶事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是：王喆与绿豆汤的故事。事件起因是军训时活动量大、伙食很差、喝水也不方便，每天训练四五个钟头下来都有点顶不住劲。大伙儿都憧憬着要能喝上一口冷饮该多幸福，可当时私自出去买东西在当时是明令禁止的。突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张超在罚站间隙侦察到楼下小树林尽头隐藏着一个秘密小卖部，这个小铺只在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对部队战士开放半个钟头。于是我和张超在众人的推举下乔装改扮、冒充病号，蹲伏在草丛里寻找时机、迂回前进、穿越重重封锁线，最终用暖壶运回了宝贵的四升冰镇可乐。
颇像一个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
回到宿舍后大伙儿感激涕零，继而很郑重地围坐在一起，用一个掉了把儿的搪瓷缸子一口一口传着喝，并且保证从此以后砸锅卖铁都要跟着我们俩人儿干。直等到最后一杯的最后一口被最后一个人刚刚咽下的当儿，“咣当”一声门开了，只见王喆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抱着一个军用水壶：“同志们！看我打来了什么？绿豆汤！我在太阳底下排了四十分钟队才打来的，还是热的呢！我准备挨外头水管子冲凉了再喝，谁喝谁管我要啊！现在那儿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干什么事儿都应该执著！”
“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张超打着嗝儿说：“我们刚刚喝完两暖壶可乐！你来晚了，就差一步啊！”
王喆听完，当时就不行了，精神支柱“哭嚓”一下就垮了，抱着满满一壶绿豆汤昏倒在床上。
等王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用手摸了摸，怀里的绿豆汤也已经凉了。悲愤交加的王喆赌气含泪“咕咚咕咚”把整整一壶绿豆汤全喝了，可不幸的是绿豆汤在壶里闷了一下午早就馊了。当夜他就开始发起高烧，第二天天不亮就被一辆车送回了皇城根老家，含恨告别了军训生活。
从此以后，王喆就被大伙戏称为“绿豆汤执著男”。王喆与绿豆汤的故事告诫我们，凡事都要讲求方式方法，单凭一腔执著的尽头是不可能捞到便宜的，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也要从中吸取教训。
另外一件故事发生在我跟薄立国身上，一天熄灯后大伙都睡不着各自聊着天。我揣着一副象棋披着被子跳到博立国床上下棋，上铺几个哥们儿打着手电在高处观战。正当俩人激战正酣时，门突然开了，值班的杨主任提着一个六节电池的手电进来查房。登时屋里就黑了，老杨走到博立国床边用手电一晃，然后撩起被子：“怎么回事儿？这床怎么俩人儿睡？”
博立国一下子用手捂住脸，哀怨的解释道：“我们是清白的！”
这件事情后来在班里也曾广为流传，简称为：“老杨捉奸事件！”
捉奸事件过后，我的一副中国象棋就被无情没收，从此变成教师们的娱乐工具。好在我还留了个后手，包里还藏着一副国际象棋。但当时班里会下国际象棋的只有民工一个人，于是每天一得空我就和民工展开厮杀。几天下来统共摆了26盘，民工的战绩是：二十五负一合零胜。
民工是高中时代一个很奇特的孩子，长得浓眉大眼、常年剃板寸穿片儿懒，捯持得跟个傻姑爷似的。再加上掌握着家族的传统手艺、会修车、换锁、钉板凳、鼓捣半导体，因而被大家尊称为：民工。
3
民工家祖居在东直门外北下关，从祖爷爷老太工那辈儿算起，在东直门一带已经住了一百多年，是不折不扣的老北京土著家庭。
“工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东直门仿佛挨着他的家，
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年一个样，
平日里窝头咸菜，还就着一口二锅头！”
——哩咯楞噔哩咯楞滴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民工的爷爷早先在北上关木器行学徒做过木匠，爸爸先头也是修理工出身，后来干个体成了包工头，最拿手的活计是给人贴瓷砖。民工小时候，东外关厢一带还是河湖众多，草长莺飞的景象。幼年民工每天同爷爷一起逮蛐蛐、捉蚂蚱，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童年经历使民工在昆虫识别方面具有过人的本领，什么老子儿、呱嗒匾儿、棺材头、金钟儿，只要从民工眼头喽一飞他就能准确分出公母来。不管多大个儿的扑棱蛾子，民工都敢于直接用手拍死，丝毫不怕恶心。（但这一做法却时常另旁人恶心不已。）他六年小学也是在西小上的，虽然跟我不同班但彼此也都半熟脸儿。那阵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