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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后，内森站起身来：“看来现在该要一点葡萄酒，以进入我们庆功宴的下一个节目。”他用这种幽默的朗诵般的口气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看。突然，我感觉到他这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好像他正竭尽全力阻止自己那庞大的身躯四分五裂，或一个提线木偶似的七零八落。我第一次看见细小的汗珠正从他脸上淌下，其实我们坐的角落已被冷气吹得十分凉爽；同时，他的眼睛也很可笑——具体怎么可笑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他的每一寸肌肤下都正在进行着某种极度紧张、亢奋的神经活动，某种非同寻常的混乱神经元里的神经细胞正在疯狂地转移、错位，像触电似的处于强磁场之中。现在这一切被竭力克制着，表现出来的却是反常的镇静。
“太糟了，”他说，又是那种挖苦的口吻，“太糟了，我的朋友。我们的庆贺完全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愉快而隆重的气氛中进行了。那是对一个高尚的科学目标所奉献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敬意，是对一个无私奉献的科研小组在历经千辛万苦，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数十年如一日，最终获得成功的敬意，而今晚这一目标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太糟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停了下来，停顿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就像故意用沉默来压垮我们似的。“太糟了，我们的庆祝将会流于俗套。也就是说，我与这个甜蜜可爱的克拉科夫塞壬女妖的关系必须就此了断——这个无与伦比的，无人可比的，不忠诚的快乐之神的女儿，弗兰特布西的好色的按摩匠的波兰宝贝——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不过等等，我得要点夏勃力酒，好让我们举杯庆贺！”
苏菲紧紧抓住我的手指，就像一个被卷入激流中被吓坏的孩子拼命抓住爸爸那样。我们俩一起看着内森用肩膀挤开人群朝吧台走去。我回头看了苏菲一眼，她的眼睛已被内森吓得完全不成样子。我后来想起可以用“魂飞魄散”给这个场面下定义。“哦，斯汀戈，”她悲切地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他会骂我不忠。他每次犯病时都这样。噢，斯汀戈，他这样我真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次他真的要离开我了。”
我想安慰她。“别担心，”我说，“会过去的，会没事儿的。”我自己对此却没什么信心。
“哦，不，斯汀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我知道！他总是这样。开始他很激动，兴高采烈，然后冷静下来，而一旦冷下来，我总是成为不忠诚的人，而他便想离开我。”她把我抓得更紧了。我想，她的手指都快要出血了。“我对他说的都是真的，”她急急地加上一句，“我是指斯莫尔·凯茨的事。斯汀戈，真的没发生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那位凯茨医生对我毫无意义，只是和我一起为布莱克斯托克工作而已。我让他修留声机的事是真的。他在我房间里就是修留声机，没别的，我向你发誓！”
“苏菲，我相信你。”我向她保证说，不想让她再为说服我而急切地唠叨个没完。我早已相信了她的话。“冷静一下。”我只能这样徒劳地劝着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令我无法想象，十分可怕。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完全错了。我十分笨拙地想要控制当时的场面，但我实在太笨了，根本不能对内森产生丝毫影响。那需要极高明的手段，比如与他讲讲笑话，逗他高兴起来，或许他的怒气会慢慢消去——无论那怒气是多么不讲理，多么可怕——或是设法让他能控制自己，慢慢平息怒火，或至少减少一点火气，不那么激烈。但同时我意识到，我当时非常幼稚、毫无经验，一直以来我都为此而苦恼：我完全没想到我会激怒他。他声音狂躁，言辞激烈，满头大汗，眼睛瞪得老大，神经几近崩溃。我想他不过有些尖刻而已——正如我所说，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狂暴而缺乏理性的人类行为。这与我在南方哥特式的阴郁环境中长大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与南方的教养和文明举止有关——我把内森的爆发当作人性的惨败，理智的丧失，而没有想到是某种心理失常的表现。
与几周前在耶塔公寓走廊上的那个晚上的情形一样，他对苏菲大发雷霆，又大声咆哮着用对黑人施以私刑的事来奚落我一番。我看了一眼他那狂躁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眼神，好似血管里被注入了一股冰水。于是我呆呆地坐在苏菲身边，浑身不自在，为这个我关心、敬仰的人所发生的变化而伤心。但他强加给苏菲的痛苦又使我义愤填膺。我想，我该画一条线，看内森到底会折磨她多久。我下定决心，不让他再对苏菲无礼。他妈的，让他冲我来吧。这也许是对付一个只是发发脾气的亲密朋友的好办法，但对一个失去理智暴跳如雷的偏执狂却不奏效。（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你注意到他眼睛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吗？”我悄悄对苏菲说，“你认为会不会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阿斯匹林什么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个问题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眼前那双眼睛鼓得大大的，几乎如一角银币一般大小；当时，需要我学习的新东西还有很多。
内森拿着一瓶打开的酒回到桌前，坐下。一个侍者拿来几个杯子，放在我们三人面前。我见内森的表情已有些缓和，不像先前那样凶神恶煞了。我松了口气。但他脸上的肌肉以及脖子仍绷得紧紧的，仍然汗水直冒，汗珠从眉毛处溢出，布满额头，恰似夏勃力酒瓶上冒出的冰冷水珠（这个注解有些离题了）。这时我才看见他那件亚麻衬衣的腋下已湿了一大片。他给我们倒上酒。尽管我不敢去看苏菲的脸，但我看见她举着酒杯的手不停地抖着。这时，我犯了一个大错，把那张《邮报》展开来压在手肘下，正好把比尔伯的照片露了出来。我看见内森瞟了一眼照片，脸上露出一丝令人憎恶的自我满足的得意的假笑。
“我刚才在地铁上看了这篇报道，”他说，一边举起杯子，“我建议为密西西比的议员比尔伯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干杯。”
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也没像苏菲那样举起杯子。她举杯不为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服从于他。终于，我尽量做出很随和的样子说：“内森，我提议为你的成功、为你的发明而干杯，不管它是什么。为这件苏菲对我谈起的你一直为之奋斗的事情而干杯。祝贺你。”我把身子稍稍往前倾，亲热地拍了拍他的手臂，“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切烦心的事抛掉吧。”——我努力用一种快活的声音说着，想使气氛缓和下来——“让我们轻松轻松。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该庆贺什么！伙计，今晚我们要为你干杯！”
他粗鲁地把手一下子抽开，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不可能，”他盯着我，“我的心情早已被这个我曾爱过的负心人完全破坏了，胜利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听见苏菲低沉嘶哑的呜咽声，但我不敢去看她。“今晚让我们为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干杯吧。”他高高举起杯子，一只手肘支在桌上，“我提议为痛苦地等待死亡的比尔伯参议员干杯。”
“你干杯吧，内森。”我说，“我不。我不打算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不管是痛苦的还是不痛苦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像你这样的人更明白应该这一点。难道你不是在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吗？这不是开玩笑。为死亡干杯？真令人恶心！”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冲动，大声地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举起杯子。“为了生命，”我说，“为你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我做了一个包括苏菲在内的手势——“为了健康，为了你的伟大发明。”我感觉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恳求的意味，但内森却仍阴沉着脸，无动于衷。我不知所措，感到一阵绝望，慢慢地放下杯子。我第一次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直往上窜；这怒火是慢慢堆积而成的，是内森可恶、专横的态度，对苏菲的虐待（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种反应），还有对比尔伯的诅咒激发出来的。看见他并不响应我的祝酒辞，我颓然放下杯子，叹息道：“那么，让他见鬼去吧。”
（）
“为比尔伯的死，”内森坚持说，“为他垂死挣扎时的痛苦嚎叫干杯。”
我顿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眼睛一阵发热，心脏一阵乱跳。我使劲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内森，”我说，“前不久我还曾就某一观点对你大加赞赏。我说，虽然你对南方有很深的偏见，但至少在一点上还存有一点幽默，不像别的很多人，不像纽约那些所谓的标准的开放蠢货们。但我现在明白我错了。比尔伯与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死有任何值得好笑的话，那你也错了。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
“你不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吗？”他马上插进一句，眼里闪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光。
这话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当然要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可他妈的那是两码子事儿！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就在我回答内森的话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情景简直就是我们第一天下午在苏菲房间里那一场怒气冲冲的谈话的翻版，只是内容不同而已。自从那次差点酿成殴斗的争吵之后，我错误地以为他已经放弃对南方的阴沉黯淡的陈见。他那气势汹汹、一触即发的怒气曾在那个星期六让我惊恐不已（然后好像已离我们远去），而现在却更加凶猛地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一阵惊恐。因为这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会得到一个友好的、要求和解的道歉，更不会有友好的拥抱。“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内森。”我又重复了一句，声音不可救药地颤抖着。“让我来告诉你吧，自从我认识你之后——虽然时间不长，还可能是错误的——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老练的人——”
“不要难为我了，”他打断我，“奉承话在我这儿没有市场。”他的声音刺耳、难听。
“这不是奉承。”我接着说，“这是事实，是我的真心话。你对南方的敌意——对我来说无异于你对它的仇恨，或至少是厌恶——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明智而有见识的人来说，都是令人吃惊的。内森，你对罪恶本质的认识太盲目，太原始，太简单……”
在争论中，尤其当争论处于白热化和趋于恶势时，我总是优柔寡断，处于劣势。我的话支离破碎，声音逐渐变小。我开始冒汗，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似笑非笑。更糟的是，我有些走神了，我在平常正常情况下所拥有的逻辑性极强的思维像小精灵一样从我的大脑中飞走了。（曾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律教授，像克拉伦斯·达罗那样成为法庭的主角。这一切在我转向文学之后成为泡影。）“你好像一点不了解历史。”我急促地说，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根本不了解！难道因为你们犹太人刚到这里不久，而且主要居住在北方大城市里，才为你对那里制造的一系列种族悲剧没有兴趣或完全不了解吗？你读过福克纳，内森，而你仍然对那地方存有憎恶和不可容忍的偏见。难道你也没有看见比尔伯在整个黑暗制度下远算不上是个恶棍吗？”我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你的盲目无知让我感到可怕。”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也许我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留下了一连串明显的灾祸，但正如我所料，当时这种激烈的争吵与半歇斯底里使我的这种极好的感觉渐渐离去，进而将我推到一个傻瓜的位置。“还有，”我仍执着地说着，“你完全不知道西奥尔多·比尔伯做出的贡献。”这时，大学里写的那篇论文涌上我的脑海，于是我十分迂腐地用学者的口吻说：“比尔伯担任州长时，曾在密西西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成立高速公路修建委员会以及赦免委员会，建立第一家结核病疗养院，为学校增设体育和农业机械两门课程，最后，他还终于引进竞争贷款的程序……”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引进了竞争贷款的程序。”内森说。
我吓了一跳，发现内森用魔鬼般天才的声音供模仿着我的口音，且学得丝毫不差——迂腐，装腔作势，令人难以忍受。“在密西西比奶牛中曾流行一种德克萨斯热病，”我忍不住固执地往下说，“比尔伯指挥……”
“你这个傻瓜，”内森打断我，“你这蠢蛋。德克萨斯热病！你这乡巴佬！你想让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光荣就是世界领先的高速运转机制，而墨索里尼的贡献则是让火车准点吗？”
我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当我说“程序”这个词时就应该明白——他脸上闪过一丝冷笑，那闪光的牙齿和笑纹都显示出我的失败。他重重地放下手中的杯子。
“你的演讲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