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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里穿行时，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瞬间与我隔绝。这种失落感令我极度痛苦，恍若被活埋在一大堆灰烬下面。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我们在苏拉夫特吃晚餐时，父亲说，“对一个文明地方来的人说，我打算在这儿度过的七十二小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想，你太年轻了，所以才会被这个章鱼般的城市所迷惑，而不是被吞没。我从没到过这儿，不过，难道真如你在信中所说，布鲁克林的有些地方令人想起里齐蒙德？”
尽管从偏远的潮汐镇到纽约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但父亲的情绪仍然很好，这也有助于我摆脱那杂乱无绪的情感。他说，三十年代后期他再没来过纽约，弥满于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华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伦城。“这是战争的产物，儿子。”这位曾参与约克城和企业号航空母舰装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师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我们不仅免受大萧条的袭击，还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得以保持领先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只能是：钱。我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请不要根据这番话推出我父亲是一位反共产主义者的结论。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后，当麦卡锡主义处于高潮时，“美国革命之子”组织在威斯康辛州发表了支持那位参议员的声明，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该组织弗吉尼亚地区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基于家族原因他对一职务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经济而言，无论来自南方（或别的什么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没有一个不被纽约的交通与物价惊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不例外，不满地看着我们用餐的账单——我想大约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个银根紧缩的年月，以都市标准来看这个要价并不算高；即使在苏拉夫特这种最普通的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的话，”他抱怨说，“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个周末的账单。”我们在夜色中朝百老汇走去，向北穿过时代广场。这时老头子已恢复平静，但时代广场又使他陷入一种迷惑、虔诚的沉思之中，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我想，与其认为他的反应是反对或不赞成，勿宁说是震惊。如同被人在一个淫秽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为时代广场在夜色中展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就我看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与淫秽的所多玛城并无二致，但在那个夏天，时代广场的夜晚虽然充满Se情，却不比奥马哈或盐湖城之类的基督教城市里阴暗的米黄｜色广场更堕落。然而，霓虹灯下衣衫单薄的妓女和奇装异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于他不时发出低沉的感叹声，以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土里土气的直率叹息着“耶路撒冷！”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绪。我见他一直注视着那些穿着紧身衣轮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滞的眼睛里闪现着惊讶与不相信的神色，当然还有些痒痒的感觉。他找过女人吗？我不知道。在度过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他肯定有权这么做，但如同大多数南方人（或美国人）一样，即使在壮年时期，他对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隐秘不宣。他那段时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其实，我希望他在身体尚可的时候，不要像奥南那样仅仅满足于手Yin，而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过，或许他已可怜的并最终摆脱了那种诱惑，而我则误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伦比亚环行道，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回麦卡阿尔宾饭店。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因为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了，儿子？”我咕哝着说了些胃痛之类的话——可能是在苏拉夫特吃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让他不必理会。虽然我很想让某人分担一下我的痛苦，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向谁泄露我生活中的这一巨变和秘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对导致这种失落的复杂情形更无法言明：对苏菲的爱情，对内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内森几小时前的疯狂发作，以及最后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国小说迷（有些剧情与刚才那场争吵十分相似）的父亲将完全不能理解。“是钱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还加上一句，说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几星期前寄来的卖黑奴阿提斯特的钱过上一辈子。然后，他委婉地绕到这个问题上，说或许我应该考虑回南方去。他刚刚把这话放在嘴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出租车已停在麦卡阿尔宾门前。“我觉得你和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类人住在一起不会是件好事。”他还在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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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学作品或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可怕裂痕的事情。这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但它强烈地指向两种文化观，指向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土壤。错误的起因在我父亲。虽然在南方，付小费这样的事（至少到那时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郑重的方式表示，但他应该知道不应该把五分镍币作为小费付给托马斯·迈克古利。要不干脆不付一个子儿，反倒没什么关系。迈克古利则错在对父亲不依不饶，还加上了一句“操你妈”。这并不是说我父亲的行为对不习惯收小费或只习惯收少量小费的南方出租车司机不会产生受辱之感，然而无论内心如何气愤，他都会保持缄默而不怒形于色。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纽约人能默然接受迈克古利的脏话，只不过这些话已成为街上出租车司机们的口头禅，大多数纽约市民早已耳熟能详而不会以牙还牙。
已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父亲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挡风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问道：“我听见你说什么了？”这用词很重要——不是“你说什么？”或“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强调“听见”，言外之意是他的听觉器官还从未听过如此下流的语言，甚至没有听到这两个词被单独说出来，更别提它们被一前一后连着说出来了。阴影中的迈克古利脖子很粗，头发微红。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的声音相当年轻。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尽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感到他对父亲的镍币非常恼怒，并想大吵一架，以回应我父亲对他那句下流话表示的愤怒。于是迈克古利在回答时，甚至用了一句文诌诌的句子：“我说你一定是个他妈的南方蠢驴。”
我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喊叫——声音不大却很狂怒，令人心惊——他在想如何回敬这家伙。“我想你一定是这座令人恶心的城市里的渣滓、垃圾，才让你生出了这么一张臭嘴！”他大叫着，闪电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辞手法。“你是恶心的渣滓，你还不如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在美国任何一个正派的场所，像你这样口吐恶言的人都应该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鞭打示众！”他的声音抬高了一些；麦卡阿尔宾灯光明亮的门厅前的人们都在驻足观望。“但这儿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却对着我们这些文明人大吐脏话——”他的话说到一半便被打断了，迈克古利将车猛地朝前一窜，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强烈的带动力几乎将我父亲带倒在地，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呼地转过身来，猛地撞在一个铁铸的“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样，发出一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梆”的声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当时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坐在那儿呷着波旁酒，大肆抨击北方的什么“道德专利”。他流了许多血。当我把这位受害者扶到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门厅里时，正巧旅馆的医生打那儿经过。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一位眼圈青肿的患者。冷水和绷带终于止住了血，但没能让老头子消气。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酒吧的阴影里调理他的伤处，那只青肿的眼睛使他与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维尔一只失明的他的父亲越来越相似。他仍然怒气未消，不停地诅骂着托马斯·迈克古利。我有点厌烦，虽然他的诅咒像漫画一样形象。我发现老头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种派头也不是假装正经——作为一个船坞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满这样的污言秽语——而是出自对良好行为和文明体面的公众场所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的平衡主义。我开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对北方的疏远大多源自于此。简而言之，他认为人们之间的交谈不能平等进行时，他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不再骂迈克古利，转而抨击北方所有的邪恶与缺点：骄傲自大，虚伪，以及所谓的道德优越感。突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但这似乎与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抵触。这令我很吃惊。
终于，他骂得——也许随着疼痛的慢慢减轻——精疲力竭；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我催促他上楼休息。他很不情愿地照我的话做了，回到他为我们俩订的双人房间，伸手伸脚地瘫倒在床上。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上，可以避开下面大街的嘈杂。我将在这里和他共度两个夜晚——两个在电风扇下汗流浃背情绪低落无比沮丧的无眠之夜（主要原因是我对苏菲和内森的持续的绝望）。尽管已疲惫之极，父亲仍喋喋不休地谈着南方。（我后来得知，他此行至少想完成一项使命，即把我从北方解救回去；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我透露这一点，但这狡猾的老家伙肯定想把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阻止我加入北方佬行列的行动上。）在第一天晚上沉入睡眠之前，他一直盘算着如何让我离开这个令人困惑的城市，回到属于我的乡村去。他咕哝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声音越来越遥远，含混。
人们不难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他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过纽约夏日的后来几天的。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旅游景点，去了我们俩都没去过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楼顶，乘环曼哈顿的观光艇绕城一周。还去了音乐大厦，在那儿观看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主演的喜剧，整场时间都在打盹。（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苏菲和内森带给我的哀伤始终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我。）我们还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以为老头子会反感那种地方，结果他兴致勃勃，那明亮简洁呈直角形状的孟得里安斯令这位工程师十分高兴。我们在霍恩—哈达特用餐，他惊讶于那里的自动售货机；到内迪克和斯托弗尔，还有——我当时认为很高档的介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老饕餐厅”品尝美味。我们去了几个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于四十二街的一个淫荡下流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在那里我观察到父亲像戴了一个假面，一下子脸色青灰，像燕麦粥，随后又不可思议地完全变了形！）不过，每晚我们都在对潮汐镇的花生地的谈论中早早就寝。我父亲打鼾，而且相当厉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还能在他打鼾的间隔迷糊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鼾声真是惊天动地（由于中隔膜松弛移位，他的鼾声响如雷鸣。据说夏天若不关窗，那声音足以惊醒隔壁的人。）最后那天晚上，他的鼾声成为我失眠交响曲的一部分。令人无法忍受的烦躁和狂暴阵阵袭来：一阵急速而痛苦的负疚，继而一阵狂躁的令人痉挛的性欲冲动，最后移向令人深情难忍的对南方的甜蜜回忆，折磨得我整晚无法合眼。
我躺在那儿，心里充满内疚。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从未处罚过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过，为此我甘愿受罚。这事与我母亲有关。在她临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岁，癌细胞已侵袭到她的骨质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听使唤了，摔了一跤，小腿胫骨骨折，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此她只能缠上绷带，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欢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尽量坐着，每次都把缠着绷带的那条腿伸出来，放在脚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她那时刚刚五十岁，但我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有时能看见这种恐惧。我母亲不停地阅读——书成了她的麻醉剂，直到剧痛无法忍受时才用真正的麻醉剂代替赛珍珠。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满头灰发，以及那张戴着眼镜伏在《你再不能回家》上的和蔼消瘦的脸（早在我看沃尔夫的书之前，她已是一个沃尔夫的痴迷读者；她同时也看那些书名美丽的畅销小说，如《尘埃是我的归宿》、《太阳是我的克星》之类，如果没有那个架在矮凳上的金属夹板，这该是一幅多么安详温馨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图景。我还记得当天冷的时候，她总在腿上搭一块磨损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