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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表现得很不错。”我说，言不由衷地。
她躺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话，呆呆地盯着墙壁。最后她说：“斯汀戈，你是否曾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否就叫梦魇？”
“有的。”我回答说，想起我少年时期母亲死后做的那个梦——在花园里敞开着的棺材里，母亲那张被雨淋湿的可怕的脸痛苦地看着我。“有的。”我又说，“我母亲死后，我曾经常做同一个梦。”
“你觉得这些梦与父母有关系吗？我常做的那个梦与我的父亲有关。”
“真怪，”我说，“也许吧。我不太清楚。母亲和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孩子生命的核心。”
“我刚才梦见了我父亲。那个梦我已做了好多次，但醒来后一定忘记了。可消防车的警报声正好响起。那声音真可怕，可奇怪的里面似乎蕴含着一种音乐声。这可能吗——音乐？它吓了我一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
“梦见了什么？”
“我小时候的事。”
“是些什么，苏菲？”
“唔，首先，你得了解做梦之前发生的一些事。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和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你一样大。我们常到意大利的达罗迈山区度暑假，我以前告诉过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每年夏季都在那儿的波尔察诺一个叫奥布伯任的小村里租一间小屋。当然，那儿是德语地区。一部分村民是波兰侨民，是从克拉科夫和华沙来的大学教授和一些波兰——我想你会把他们称作波兰贵族，至少他们都很有钱。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布郎尼斯洛·马里罗维斯基。我父亲很想与马里罗维斯基教授交往，可他讨厌我父亲。在克拉科夫时，有一次无意之间，我听见一个大人说，马里罗维斯基教授认为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是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但奥布伯任还住着一个很富有的波兰女人，查托里斯卡公主。我父亲和她很熟，度假时常去看她。她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高贵的波兰家族。我父亲喜欢她是因为她有钱，嗯，还因为她在犹太人问题上与他的观点相同。
“那是在毕苏斯基时代。那时，波兰犹太人受到保护，我想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过着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我父亲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和将来消灭他们的必要性。你瞧，斯汀戈，真奇怪，因为在克拉科夫时，我父亲在犹太人问题上出言谨慎，在我，我母亲，或任何人面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至少在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瞧，在意大利，在奥布伯任，他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呆在一起时就大不一样了。她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精美的长袍，哪怕是在盛夏也是如此，浑身珠光宝气。我记得她总是别着一枚硕大的祖母绿胸针，与我父亲在她那间十分雅致的避暑小屋里喝茶，谈论犹太人问题。他们用德语交谈。她有一条十分漂亮的伯恩山犬。我总是一边和这条狗玩，一边听他们谈话，几乎总是与犹太人有关，诸如把他们遣送到某个地方，消灭他们。公主甚至想为此成立一个基金会。他们总是提到岛屿——锡兰、苏门答腊和古巴，但谈得最多的是马达加斯加。他们想把犹太人赶到那儿去。有时，我和公主的小外孙一起玩，或和那条大狗玩，要么就边听唱片边听他们说话。知道吗，斯汀戈，我的梦正与放的那音乐有关。”
苏菲又陷入沉默之中。她用手按着紧闭的双眼，单调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急促起来。她转头看着我，好像已从她的回忆中跳了出来。“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要有音乐，斯汀戈。没有音乐我活不下去。”
“哦，苏菲，我得告诉你实话。在乡村，也就是在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没有WQXR电台，也没有WNYC电台，只有星期六下午的密尔顿克罗斯和都市歌剧，此外便只有山歌民谣。也许我能为你演一出罗伊·阿卡夫的笑话。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留声机和唱片——”
“我太贪心了，”她打断我，“内森已为我买了那么多唱片。但音乐是我的血液，我生命的血液。你知道的，我不能没有它。”她停了一下，又开始她的回忆。她接着说：“查托里斯卡公主有一台留声机，是那种最老式的，不太好，但却是我第一次见到和听到的机器。真怪，是吧，这个波兰老太太仇恨犹太人，却热爱音乐。她有很多好唱片，每当她放音乐时（为我母亲、父亲和我，也许还有别的客人），我都高兴得想要发狂。我们听着这些唱片，大部分是意大利咏叹调和法国歌剧——威尔弟、罗西尼和古诺德。我记得我被一张唱片迷得神魂颠倒。我太喜欢它了。那是张十分稀有而珍贵的老唱片，灌制的时间已经很久，里面充满杂音，但我十分喜爱它。那是舒曼·亨克夫人演唱的勃拉姆斯的《浪漫曲》，一面是‘开拓者’，另一面是‘永恒的爱’。第一次听见它时，我坐在那儿神思恍惚，从未听到过那美妙绝伦的歌声，简直有如天上神曲。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父亲到公主那儿拜访了那么多次，可这张唱片只被放过一遍。我渴望能再听一次。哦，上帝，只要能再听一次，我宁愿做任何事——甚至做十分调皮会受到惩罚的事。我很想请求再放一遍，但我太害羞了；另外，如果我这么……这么大方的话，我父亲会惩罚我的……
“于是，我一次次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查托里斯卡公主穿着漂亮的长袍走到留声机前，打开它，然后对我说：”你想听勃拉姆斯的《浪漫曲》吗？‘我总是想说是的。可就在我开口前，父亲总是打断我。他站在公主旁边，眼睛瞪着我，说：“请不必为这孩子放什么音乐。她笨得根本听不懂。’我总是在这时醒来，内心充满痛苦……但这一次更糟。斯汀戈，因为在刚才的梦里，他对公主说的好像不是音乐，而是有关……”苏菲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声说，“有关我的死。我想，他想让我死。”
我从苏菲身边走开，踱到窗户前，内心沉重不安，充满痛苦。一股烧焦的糊味钻进房间，但我还是打开窗户，往下看着那条一片狼藉的街道。失火的建筑仍冒着浓浓黑烟，但火焰已经熄灭。烧焦的油漆、橡胶发出浓烈的臭味，更长的警报声响了起来，不过声音很微弱，是从相反的方向传来的。我看见一股高压水柱直冲冒出浓烟的窗户，然后被热浪蒸发成水蒸气。在下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人伸长脖子呆看着大火，两个警察开始用木障切断街道。火灾威胁不到我们住的旅馆，但我却发现自己在发抖。
我回过身来。苏菲从床上抬眼看着我，说：“斯汀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一件事。”
“那么，告诉我吧。”
“不知道这件事，你就不能理解我的全部。我意识到我最终必须得告诉某个人。”
“快告诉我，苏菲。”
（）
“你得先让我喝几口酒。”
我毫不迟疑地朝她的箱子走去，从一大堆亚麻的丝绸的衣物中找出了第二瓶粉红色的威士忌。我知道她藏在那儿。我想，苏菲，你喝吧。然后我走到狭小的浴室里，接了半杯水，端到床边。苏菲把威士忌倒进杯子，直到把它盛满。
“你要吗？”她问。
我摇摇头，又回到窗户旁，呼吸着外面充满燃烧过的化学成分的棕色空气。
“我到达奥斯威辛那一天，”我听见她在我身后说，“那里真美，到处开满连翘。”
而我正在北卡罗来纳的拉雷大吃香蕉，我心想。自从认识苏菲以后，我已不止一次地意识到生命的荒唐，以及它所带来的无法消除的恐惧。
“但你知道吗，斯汀戈，在华沙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汪娜预言了她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以及我的孩子们的死亡。”
我现在已无法准确地记得，当苏菲叙述这件事情时，尊敬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是何时发现自己在悄声自语：“哦，上帝。哦，我的上帝。”但我似乎并没发现，随着那故事的展开，随着浓烟剧烈地掀动失火的屋顶，火焰终于冲破阻力腾空而起直飞天空，这些虔诚的话最终变得毫无意义。我一遍又一遍说着“哦，上帝，我的上帝”、“耶稣基督”，像白痴的白日梦一样空洞而没有意义。
“有时我想，这世界上的一切恶事坏事都是为我父亲而生的。在华沙的那年冬天，我对父亲以及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犯罪感，却经常产生可怕的羞耻感。羞耻和内疚不一样，是一种肮脏的情感，比内疚更令人难以忍受。一想到我父亲的梦想就要在我面前变成现实，我就觉得简直无法再活下去。我还知道了许多别的事，因为我和汪娜住在一起，或者说住得很近。她知道许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纳粹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转移到特里布林卡和奥斯威辛的。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送他们到那儿劳动，然而抵抗组织对此事很清楚，不久我们也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毒气和焚尸炉。这正是我父亲想要的——这使我非常难受。
“我步行或乘公车去工厂上班，每次都要经过犹太人居住区。德国人还没有把那儿完全扫平，但正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我经常看见一队队犹太人高举着双手，忧郁而无助地站在纳粹的枪口下。我非常痛苦，有一次不得不中途下车来呕吐。所有这些恐怖似乎都是我父亲……认可的，不仅认可而且还在理论上制造。我不能再把这些事藏在心底，我知道我必须得告诉什么人。在华沙，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用我丈夫的姓。我决定把这些……把这件邪恶的事告诉汪娜。
“但是……但是，你知道，斯汀戈，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被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迷惑了。我无法触及这种感觉，它没有丝毫的快乐，恰恰相反——它令人恶心。每次经过犹太人居住区，我总会在远处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某些场景，看着纳粹用枪圈赶着那些犹太人。此时我才明白令我迷惑的原因。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突然明白，只要德国人致力于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摧毁犹太人，那我就安全了。不，不仅仅是安全，而是更安全。尽管事态很糟，我们仍很安全，比那些孤立无助的犹太人安全无数倍。所以，只要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力量去消灭犹太人，我便觉得自己会更安全，吉恩和伊娃也会更安全。甚至汪娜和托泽夫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事业。但这使我感到更加羞耻，于是，我决定在那天晚上告诉汪娜。
“我记得那一天的晚餐十分粗劣，有豆子和萝卜汤，还有没肉的腊肠。晚餐即将结束时，我们开始谈论起久违的音乐。我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没能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汪娜，你听说过别冈斯基这个名字吗？滋毕哥尼·别冈斯基？‘
“汪娜的眼睛有一会儿变得毫无表情。她想了想，说：”哦，是的，你是说克拉科夫的那个法西斯教授。他在战前曾红极一时。他在这座城市做的反犹演讲简直是歇斯底里。我早把他忘了。不知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可能在为德国人工作吧。‘
“‘他死了，’我说，‘他是我父亲。’
“我看到汪娜抖了一下。屋里屋外都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雪霰不停地敲打在窗户上。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因为所有的燃料（煤和木材）都用完了，所以我把他们早早地弄上了床，汪娜的床上至少还有一条大被子可以让他们暖和一下。我一直看着汪娜，但她脸上毫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原来他是你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觉很怪。他什么样儿？‘
“我对这个反应十分惊讶，她似乎很平静、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你知道，在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中，她专门负责帮助犹太人，或试图帮助犹太人。但那确实太困难了。她认为，谁出卖犹太人（哪怕只是一个），谁就是在出卖波兰。她让托泽夫也踏上了这条路，专门暗杀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她十分激进，富于献身精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似乎对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和震惊。她显然并不觉得我——唔，被玷污了。我说：”我觉得要提起他非常困难。‘她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好了，别这样，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谁。别为他的罪恶而责备自己。’
“然后我说：”这太奇怪了，你知道，他是在第三帝国被德国人杀死的，就在萨斯赫森。‘
“但即使如此——唔，甚至连这个具有讽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