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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此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呕吐的酸臭味。挨着他们的人有：两个十六岁左右吓得心惊肉跳的修女，一路哭着、睡着，醒来后便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维克多，一个黑发、情绪激动的年轻的家乡军战士，正在秘密策划反抗或逃跑，他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传给在另一个包厢的汪娜；一个几乎吓疯了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声称自己是韦尼亚乌斯基的侄女，声称她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那捆羊皮纸卷是此人著名的《波兰舞曲》手稿，声称她应该得到豁免。当维克多朝她吼道，说那羊皮纸不过是纳粹的手纸时，她像个女学生似的嚎啕大哭起来。饥饿开始向每一个人袭来，但没有一点吃的。另一个老妇人心脏病发作，倒在包厢外的过道里，她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十字架，灰白的脸被周围人们的皮靴弄得污迹斑斑。苏菲透过车窗的缝隙又一次看见了夜色的克拉科夫，熟悉的站台，月光下的铁路广场，他们在那儿停了很久。银色的月光映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一个身着制服、背着闪光的来佛枪的德国士兵正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手Yin，他嬉笑着，向这群好奇的或者无动于衷的犯人们展示着。一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是早晨明晃晃的阳光。火车在雾霭中穿过威斯土拉。火车朝前行驶着。苏菲认出了两个小镇：斯卡威尼亚，扎托。伊娃开始哭泣，她饿极了。嘘，宝贝儿，别哭。在早上灿烂的阳光沐浴中，苏菲打了个盹儿，夹杂着了一个狂躁、揪心的梦：她身着长袍，头戴王冠，坐在一架钢琴前，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令人震惊的是，她飞起来了。飞呀飞，飞翔在音乐王国的天空中。眼睛终于睁开了。哐当一声，火车停了。奥斯威辛到了。
他们在车上等了大半天。车厢里的灯熄了，只剩下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一丝灰白的光线。外面远远地传来乐队的演奏声。车厢里弥漫着触手可及的惊慌，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们在黑暗中焦虑地低语着，嘶哑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两个修女齐声恸哭起来，哀求着圣母。维克多大声嚷着让她们闭嘴。此时传来了汪娜的声音，要抵抗战士们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安静，不要惊慌。这声音给苏菲增添了力量。
消息传来时，一定已是下午时分了。前面那节满载来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车厢传过来一张字条，维克多借着昏暗的光线大声读着。苏菲此时已吓得麻木了，只是使劲地把吉恩和伊娃搂在胸前。她马上就听明白了：所有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苏菲也加入到修女们的祈祷中。正当她们祈祷时，伊娃开始大声哭起来。在整个旅程中，孩子们都很坚强，可此时小女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她痛苦地哭叫着，苏菲想方设法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无济于事；有一阵子，孩子的尖利哭声比犹太人的死讯更令她恐惧。但不久伊娃不再哭泣。奇怪的是，是吉恩帮了她。他有办法让妹妹安静下来。他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语言，然后拿出他的书，在昏暗的光线中读《彭罗德》，给她讲生活在美国小镇的那个小男孩的恶作剧，嘻嘻地笑着。他那尖细的女高音般的童音轻柔地抚慰着伊娃，困倦已极的小女孩在这声音中慢慢地睡着了。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已近傍晚。终于又传来一张字条，写着：“A、K、第一节车厢。”显然，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和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前面紧挨着的那节车厢里的几百名家乡军战士将被全部运往比克瑙的焚尸炉。苏菲把手放在腿上，直楞楞地盯着前方，准备着去死，心里感到无比恐惧，即将摆脱痛苦的念头也第一次浮上心头。韦尼亚乌斯基的老侄女已陷入昏迷状态，涎液从嘴角流出，《波兰舞曲》手稿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车厢里。很久以后，苏菲整理这段回忆时，记不得自己当时是否也陷入到休克般的痴呆，因为紧接着出现在她记忆中的，是她和吉恩、伊娃来到明亮晃眼的倾斜的车站月台上，与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中尉医生面对面站着。
当时苏菲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她也再未见到过他。我之所以把他叫作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是因为它像任何一个党卫军医生都拥有的好名字——对苏菲来说，他不知来自何方，出现在她眼前，然后永远消失，但却在她的记忆里划下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痕迹。其一是他相对年轻，大约三十四五岁。其二是他那付冷漠然而相当英俊的面容。的确，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的外貌、声音和举止永远留在了苏菲的记忆里。他对苏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这不过是一句乏味至极的无聊话。然而它从一个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嘴里说出时，却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人们曾从一部B级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景。不过苏菲说，从一个医生和绅士（甚至可能是贵族）嘴里吐出的这句话显得极其丑恶，不过明显的醉意可以解释它的缘由。可苏菲为什么只看了一眼便认为他是个贵族呢？因为他的长相与一个容克军官十分相似。那军官是她父亲的朋友，她十六岁那年在柏林度暑假时与他相识。和医生一术样，他也长着一付标准的日耳曼脸庞，薄薄的嘴唇，冷峻坚毅的神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十分冷淡，粗鲁。尽管他的冷漠令她痛苦，然而她却忍不住被他的英俊相貌所吸引，被他丝绸般细腻而平静的表情所吸引。她记得她当时想：他长得真像戎装的莱斯丽·霍华德，或者说就是她的翻版。如果他是一个女人，我可能会迷上他的。她记得后来她一直很想他。可当时的情形是，下午五点钟，身着有些歪斜的党卫军制服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站在火车站的水泥站台上，满嘴酒气，高贵地说出一句极端粗俗的话：“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
苏菲没理会他，但当他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却碰上了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挥之不去的细节。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身上的另一个奇怪迹象从他那天令苏菲困惑的印象表层生动地浮现出来：这位党卫军中尉医生的紧身制服翻领上沾着饭粒，大约四五粒，还没全干，闪着像蛆一样的白色光泽。她昏头昏脑地又仔细瞟了一眼。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月台上欢迎他们的乐队所奏的乐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康巴斯塔》。由犯人组成的乐队将舞曲奏得杂乱无章而且跑了调，却强烈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使她又一次陷入刚才在黑暗车厢中的悲伤和绝望之中。她刚才怎么想不起这曲子的名字了呢？啪——咚，啪——咚！
“你是个波兰佬。”医生说，“你是共产党员吗？”
苏菲一手搂住伊娃的肩膀，另一只手揽住吉恩的腰，一言不发。医生打了个酒嗝，更加严厉说：“我知道你是个波兰佬，但你是这些可恶的共产分子中的一员吗？”然后他晕晕乎乎地转向下一个人，似乎把苏菲忘了。
为什么她不装聋作哑，“不会说德语”？人山人海。如果她没有用德语来回答这句问话，他可能已经让他们三人过去了。但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恐惧，而这恐惧又使她惊惶失措。虽然刚到这儿的犹太人一无所知，但她早已通过与汪娜以及抵抗组织的联系，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选择。在华沙时他们曾悄声议论过，但她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所以早把它忘了。可现在却发生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就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医生。那边，也就是运送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那节棚车后面，就是比克瑙。医生把随意选出的人们送进那深不可测的恐怖的深渊。这现实令她恐惧到了极点。她无法缄默，大声说道：“我是波兰人！住在克拉科夫！我不是犹太人！我的孩子——他们也不是犹太人。”她又加上一句：“他们都有纯洁的血统。他们说德语。”最后她又高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医生转过身来。他的眉毛往上一挑，如痴如醉地看着苏菲，眼睛毫无笑意。他凑得很近，苏菲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是大麦酿的烈性啤酒或黑麦威士忌酒的芳香。她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也许是致命的错误。她把脸侧了一下，瞥见排成长龙般的犯人正在等候死神的挑选。她看见了伊娃的长笛老师扎沃斯基，他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医生冷漠的几乎察觉不出的一个点头把他排到了左边，到比克瑙。她回过头来，听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那么你不是共产分子。你是一个信徒。”
“是的，长官，我信基督教。”多么愚蠢啊！从他的举动，他的目光中（这时他眼中流露出的是十分强烈的欲望），她感觉到她所说的一切不仅不能帮助她，保护她，反而将她推向灾难的深渊。她心想：让我变成哑巴吧。
医生的脚步有些不稳。他的身子朝前倾了一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抽了抽鼻子。伊娃紧紧靠在苏菲腿上，开始哭起来。“那么你相信基督能救赎人类吗？”医生舌头有些硬，发音却相当清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人一时觉得困惑不解：“他不是说，‘把受苦受难的孩子送到我身边’吗？”他又回到她面前，迈着醉鬼的急促步伐。
苏菲吓得说不出话来，但却极力想回答。这时医生说：“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
“什么？”苏菲说。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他重复道，“另一个必须得走。你要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非得做出选择吗？”
“你是波兰人，不是犹太人。这是给你的特权——一个选择。”
她的思维一下子停止了，然后她感到双腿在发抖。“我不能选择！我不能选择！”她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哦，她无法回忆她当时的叫声！受尽折磨的天使在地狱的烈焰中也不会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我不能选择！”她尖叫着。
医生意识到不能引起注意。“住嘴！”他命令道，“快点，选一个。选吧，妈的。要不然我把他们都送到那边去。快！”
她实在无法相信这一切。她不能相信她正跪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把她的孩子紧紧抓住，以至于她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隔着衣服连在一起。她简直无法相信。医生的助手，那位瘦削憔悴的年轻的小队长也同样不相信。她发现自己令人费解地用哀求的眼神往上看着他。他显得非常震惊，满脸困惑，也瞪大眼睛回望着她，仿佛在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别让我这样。”她低声哀求道，“我不能选择。”
“那就把他们俩都带过去。”医生对助手说，“往左。”
她突然把伊娃从身边推开，从水泥地上跌跌撞撞撞地站起来。“把我的小女儿带走吧！
与此同时，她听见伊娃细弱却尖利的哭声一下子响起来：“妈妈！”
这时，那位助手轻柔地牵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等待赴地狱之门的长龙阵里去了。苏菲一直想忘掉这个轻柔的却带来死亡的动作，却总也忘不掉。她也永远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头望着她，哀求着，但她的眼睛全给眼泪蒙住了，以致无法看清伊娃的表情。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为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她最后瞥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细小身影，几乎疯了。
“她仍然带着她的熊和她的长笛，”苏菲最后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说出这些话来，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常常思索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的这些暖昧不明的话。至少他是个自行其事的人，他对苏菲做的事显然不应该是党卫军的常规做法。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小队长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遇见苏菲和她的孩子们之前，那位医生一定等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干出这件残忍的事。我觉得他最想干的，便是让苏菲或像她一类的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谅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这可怕的罪恶。在他那些机械般地执行任务的党卫军同事中，他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坏人，至少他内心还潜伏着善与恶，他的这一举动是对纳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为什么认为这与宗教有关？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菲关于忠诚的声明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但我宁愿用另一个插曲来解释，这是苏菲讲完这个故事后不久又补充的。她告诉我说，在到达奥斯威辛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处于十分震惊的状态之中，为那倾斜的月台上发生的事，也为吉恩消失在儿童营的背影。她几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