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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海南来说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因为，海南的轻工业发展也起步较晚，也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近几年兴起的重工业，其机械、技术都是大量的从欧洲引进，这些方面和德国极为相似。
所以，海南的经济从很大程度上应该学习德国，特别在军工发展这方面，更有许多需要合作的地方。
陈中此次接见克虏伯公司的总裁，也就是向德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希望在更多的领域里与之合作。
第一百九十八章 军工发展
陈中向克虏伯公司的总裁介绍了海南的南海兵工厂的情况，谈到了海南军工业的发展，很多的武器都是从德国借鉴过来的。除了德国的克虏伯大炮之外，目前还在仿制德国的1888式的毛瑟手枪。
随克虏伯总裁一起访问海南的威廉国王武器专家里昂那多博士，向陈中介绍了毛瑟公司的发展历史，和近几年的一些新产品研发情况。
昂那多博士说，毛瑟公司，德国符腾堡国王腓特烈一世，1811年在德国黑森林的一个小镇奥伯恩多夫，建立的一间皇家兵工厂。
该工厂于第二年开始运作，雇用了133个工人，专门为普鲁士军队生产武器。
在1867年，毛瑟两兄弟以法国的夏塞波后装枪为基础，设计了一种旋转式闭锁枪机的后装单发枪，这种步枪于1871年被德*队采用，并命名为71式步枪，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支毛瑟步枪。
威廉·毛瑟在1882年1月13日去世后，保罗·毛瑟继续在轻武器设计方面进行研究。
为了提高71式步枪的射速，保罗·毛瑟在枪管下方增设了一个管状弹仓，这种改进型后来被命名为71/84式步枪。
到了1886年，法国率先采用了以无烟发射药为推进药的勒贝尔1886步枪，无烟发射药使步枪弹头的初速和有效射程都大大提高，世界各国对无烟发射药技术都趋之若鹜。
德国也需要尽快换装无烟发射药步枪，于是就在1888年通过一个军事委员会把无烟发射药和曼利夏式弹仓和其他国家的步枪上的先进技术都揉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众所周知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这种步枪发射的步枪弹被命名为“8x57 j”。
当时德国步枪的设计和生产都掌握在保罗·毛瑟手里，他很不满意德*队擅自设计和采用88式步枪，并开始着手对毛瑟步枪进行改进，很快就推出了毛瑟1889式和毛瑟1891式。
其后，保罗·毛瑟又设计了一种不随枪机旋转的拉壳钩，提供了供弹可靠性，并推出了毛瑟1892式步枪；在次年推出的毛瑟1893式步枪又把单排弹仓改为双排弹仓，使弹仓长度缩短。
在政府的支持下，毛瑟步枪很快就在全世界流行起来，也促使保罗·毛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他的设计，先后推出了1894式和1895式步枪。
后来，毛瑟在1896年推出的全自动手枪，因其枪套是一个木制的盒子，所以在中国称为“20响”、“盒子炮”或“匣子枪”，口径7。63mm重量1。25kg，初速427m/s。自动方式枪管短后坐式，发射方式为单发，容弹量10发。
从92式到95式这一系列的毛瑟步枪被卖到比利时、西班牙、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南非共和国中国和伊朗等等国家。
随着毛瑟步枪的名气不断攀升，保罗·毛瑟也逐渐全面控制了皇家兵工厂的股份，最终在1897年把皇家兵工厂重新改组成毛瑟武器制造股份公司。
目前，威廉国王之所以委派里昂那多一起到海南来访问考察，并想向海南推荐这款c96式的手枪。
这款手枪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并且其也不再武器的禁运范围。所以，此次，毛瑟公司希望海南对此中手枪感兴趣，相信在未来海南的军队中会得到广泛使用。
陈说，里昂那多博士介绍的这种产品他非常感兴趣，下午他将会安排肖扬将军和武器技术专家对于此种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洽谈。
在谈到海南的未来发展和战略方向时，陈中与德*工考察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除了国内的局势之外，陈中还谈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他在强调，我们未来的战争一定会和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锋。
陈中谈到，19世纪中期的日本幕末时代，当第一个“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美国人培里，率领舰队在横滨叩关之后，日本即与中华帝国一样，被纳入西方列强的亚太政策范围之内。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奠定，日本如何免遭中华帝国的厄运，迈向近代国家，成为“尊王攘夷”的幕末思想家们的共同课题。而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论”，是幕末改革派先驱对外思想上的代表性主张，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佐藤信渊受同时代盛行的日本国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著述中，不但勾画了以日本为中心称霸世界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23年写成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
他认为，作为“皇国”的日本，是“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故应以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关于“混同宇内”的方案，他提出要首先吞并中国，“支那既入版图，他如西域、遏罗、印度诸国必渐慕畏威，稽颡葡甸求隶臣仆”；并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攻取支那国之方略”，提出要首先征服满洲，然后再图朝鲜、中国。
可见，这是一个征服满洲，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秘策”。
佐藤信渊在世时，其思想影响还不太大。但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发现了并特别重视其上述主张。这是因为：在佐藤信渊的思想体系中，“包括了维新以来，大正、昭和与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适应时代要求而可以提取的种种侧面”，而其对外扩张、一统宇内的主张，更是被作为日本“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先驱而受到赞赏”。
佐藤信渊之后，吉田松阴则以言传身教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
他主张日本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并且又在佐藤的主张上更进一步，主张日本要“乘隙收满洲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从而实现丰臣秀吉未果的“宿志”。
吉田松阴在宣传其主张的同时，还创办了“松下村塾”，培养弟子。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上述思想，自然也就较佐藤信渊，在明治初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幕末时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海外雄飞论”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攘夷”的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
明治维新开始以后，1868年2月8日，新政府在向法、英、美等国公使递交日本第一份外交文书的同时，也发布了第一份外交公告，一方面宣称“断然同意缔结和亲条约之事”，同时又表示要“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
3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的《对外和亲谕告》，以及21日的《亲征诏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4月6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向内外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又向国内发表了“安抚亿兆、宣布国威”的《宸翰》，再次宣称“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政权建立伊始所宣布的对外方针就是，要在对欧美列强“开国和亲”的同时，继承“列祖伟业”，对外扩张，以“使圣德光耀万国，置天下于富岳之安”。
日本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我华夏的侵略是早晚的事，所以，积极备战，是我海南一直不变的战略。
军工的发展，更是我海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
第一百九十九章 华夷秩序
陈中说，明治初期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一方面“脱亚入欧”，达到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平起平坐的目的；
一方面又加入列强在亚太地区的角逐，对近邻国家实施扩张侵略，以共同打破“华夷秩序”，确立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围绕朝鲜和琉球问题，日本的亚太政策初露锋芒。
日本近一个世纪一来，一直对华夷的概念加以阐述，他们认为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一切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夷。
这个华夷的概念还要追溯到早期的华夏族。当时的华夏族是部分夷狄蛮戎等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高低之分。
古代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和种族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
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华夏族在与周边各族群的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也难免对抗与碰撞。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时的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是北进亚洲大陆，或是南进海洋，均需首先解决朝鲜、琉球问题。
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通过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东亚“华夷秩序”。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的覆亡，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上撕开了一角，“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
如同指向朝鲜、北进亚洲大陆的企图一样，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台湾，也暴露了它南进的野心。
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和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己经比较明朗。而实施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必然指向中国。
山县首相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首次发表了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己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山县有朋的上述“利益线”主张及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己基本形成了。
在甲午战争的军事作战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方针是经由朝鲜半岛，先在东北的辽东半岛，逐步向山东半岛、台湾岛转变。
它反映了日本从北上、南进两个方向，实施其亚太政策的企图。而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过程，还包含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这两个重要人物在政策实施上的主张的分歧与斗争。
1894年11月底，山县有朋亲自率领的第一军，与第二军配合，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他决定按预定计划，继续向山海关进攻，发动直隶作战，进而攻陷北京。
但他的主张受到了伊藤博文的反对。12月4日的大本营会议上，伊藤提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意见书，主张另外组建一军，渡海进攻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余部，与辽东半岛一起“扼渤海之锁钥’，与此同时，“要以南向夺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