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Ｓ泄刈揖荽酥赋觯泄谌蔚ド沓闭诶戳佟！�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1950年5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潮。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单身潮来袭。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主要还是女性。因为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知青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而现在单身潮的主角则是这样的一群人：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对于婚姻有着非常理智和实际的态度。
客观地说来，第三次单身浪潮的到来，更多是年轻人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婚姻关系是很脆弱的，既然脆弱易碎，人们就会考虑投入婚姻是否值得，婚姻是否一定是必然。婚姻脆弱的观念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单身浪潮的历史影响下，两性感情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其次，女权主义的兴起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得女性对于自我权利的要求变得格外严肃起来，这些自然会反映到对于婚姻的态度上。还有，西方的婚姻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都越来越广泛，这从流行的美国电视剧中就能看出端倪。《欲望都市》表现了都市女人的性观念的自由开放，《绝望主妇》反映了婚姻的窒闷，这些都暗示了一种状态：不去借助婚姻，我们也可以有性、有孩子——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这样长此以往，如果婚姻不能提高双方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性生活的质量，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迁就屈从。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将婚姻视作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模式，走进婚姻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结婚越来越迟，这个结论也是有数据支持的。不过，即使没有数据，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岁结婚，七八十年代的人十八九岁成家，二十一世纪里而立之年谈恋爱也并不迟。
类似的这些问题有一位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过考量。以女性为例，一般说来，单身女子走入婚姻的机会成本更大一些，所以她们宁愿选择单身。还有，这个群体的收入高于普通群体，正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条件，使她们无须依赖男性，也使她们对婚姻的态度变得挑剔。而在旧时代，女子单身的极少，因为女子一无所有，完全没有经济地位，嫁给男人，失去的是自由，但起码可以衣食无忧。在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却面临着多种选择，她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有着远大的前程。如果婚姻要她放弃和投入的太多，她当然会犹豫。所以论条件，单身女子往往不是找不到男人，只是因为婚姻的成本太高，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单身自然便成为理性的选择。按照这样的理论，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与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群体就会越大。
有很多情况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大龄单身男女择偶的状况。据我们从北京某地区出现的大龄男员工择偶难的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的大龄男员工的年龄绝大部分在二十八九岁以下，极个别的员工年龄超过了30岁，不少企业在做这方面工作时，是在为二十四五岁“王小五”们未雨绸缪。与此同时，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则以单身白领居多。这些大龄女性单身白领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都有一份薪水不薄的优越工作，很多人的个人条件也不错，就是婚姻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一个与“剩女”问题相关的严重问题，就是“剩男”，也叫“超男”。
一、旷男怨女从来就很多吗（3）
欧洲学者蒂亚森是第一个提出“剩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所以他们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解决性需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
无独有偶，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指出，在亚洲，因为种种原因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剩男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这两位学者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些人生目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也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马丁沃克2006年3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推测说：“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很有可能会认为，发动战争，并在光荣的大义下死去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这篇文章，得到更多的是质疑。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这篇文章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剩男”的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在《剩男》这本由美英政治学研究者合著的书中，中国的“捻军起义”被作为“剩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中国北部，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一些欧洲学者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29：100。后来，这些找不到婚配对象的小伙子聚集起来开始闹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竟然统治了600万人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天国起义余波的“捻军起义”。
由于接触的资料有限，外国人可能不能精确地估算当时的性别比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是在想象历史。据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19世纪中期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3～110的区间之内。但是，男女比例失调是晚清以来一直就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选择男孩的现象由来已久，过去没办法确定腹中胎儿的性别，所以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有溺死女婴的习惯。
当时人们溺婴的最主要原因是贫穷。下层人怕养不起，上层人家也把彩礼、嫁妆当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直到清代，还存在因为嫁女而破产的人家。但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一直都不很重视，对于民间溺杀女婴的行为也只是道德上的约束。而对于当时的男多女少问题，关注的人大多是民间绅士，当然，他们也只是呼吁一下不要溺杀女婴，保障人口的性别比例平衡。
到了现代，男女比例不平等的状况，开始引发一些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人为干预下的男女性别比例过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婚配不平衡，女的都要找富有的上层人士做丈夫，社会地位最低、最贫穷的男子可能会娶不到老婆，最终剩下的部分是最底层的。这种人的大量存在，必然会给社会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1年，中国不再把同性恋划归为神经疾病。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剩男”问题做了这样大胆的设想：随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逐步公开化，中国的大都市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同性恋之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黄荣清反驳道：“历史学家对古罗马的研究显示，当时不存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但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过渡到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所以，同性恋的产生与男女比例失调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006年2月28日，《华盛顿邮报》为中国和印度的剩男问题开出了“药方”，说是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把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性派到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工作，从而使她们在中国成家立业。但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女性人口的短缺，除了双方素质不对等的问题之外，显然在数量上也是杯水车薪。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超男问题，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转变观念。虽然观念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现象来说是滞后的，但最终将有一天这种男性选择偏好最终将会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城市里。
有学者指出，剩女是大城市病，是社会浮躁，城乡、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体现。而大量剩男的产生，是城乡发展割裂、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未改变的产物。如果城乡裂痕加大，社会更加浮躁，将不只会产生大量超男剩女，还可能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剩男剩女只是现代性社会的新生现象，它代表的只是人们观念的变更。不过，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研究剩男剩女，不是本书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只是从一些个案出发，以新闻话题和采访实录的方式，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个群体，同时探讨一下现代人情感和心灵的出路。
二、“剩女”二字背后（1）
站着一群活色生香的优秀女子
——拿“3S女人”做个例子
关于3S女人：她们中有高知、海归、外企白领、销售代表、会计师、律师、记者……她们有思想，有个性，有原则，有品味……她们也不乏美丽、幽默与性感……但她们找不到男朋友
30岁，是一个人生命阶段的关键路口，谁经过这里都将面临一场考验，结婚与否、成家还是立业，这些都是必考的考题。面对这样一个生命的关口，你选择如何面对它？尤其是，假如你仍是单身，面对30岁这个恼人的关口，你又会采取何种方式去度过？
若琳是我们在一年前就采访过的。她一个人孤独地在京城过完2005年春节后，曾对我们说：“我一定要在今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当时，若琳即将迎来的，就是自己的30周岁生日。
若琳是一个长相秀丽的女孩，虽然家在外地，但已在北京拥有了一套两居室住房，月收入上万元。但此刻的她，丝毫没有惬意的感觉。独自一人的生活让这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女孩养成一个习惯：睡觉时，要在头部周围放三个枕头。只有在如此温暖的环抱中，那种没有依靠的漂泊感才会略为缓解。
“生计不愁了，却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感情的归宿。”若琳说：“除了没有遇到非常好的另一半，基本上，我是快乐的。”可她也承认，这种快乐是不完整的。她甚至有时会怅然地想：爱情可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这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不同的方向，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便小了很多。
我和这位靓丽的采访对象开玩笑：“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今天见到你后还是有点紧张，感觉有一种被压迫感。如果我对你有一些想法的话，肯定也不敢表达。你或者你们这一类的人，是不是对男人的要求特别高？”
若琳笑了，她沉思着说：“我觉得，首先是我对自己要求高。当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没法不高。我从小就好强——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必须让自己优秀，才能不被这个社会湮没，才能独立生存下去，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和理由。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是对男人的要求高，而是对情感的要求比较高。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要跟一个男人建立一个家庭的话，那我肯定要对他有信心。我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有一点是最起码的，就是我的精神生活和我的物质生活水准都不能往下降，至少也要保持我现在的状态。还有如果我不爱他，那么肯定就不能进入家庭角色。如果这个人的能力太低了，需要我养活他，我也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可能我把话说得比较直接了一点，可是很多3S女人遇到的，都是我这样的问题。”
若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