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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１９世纪最后几年和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１９１８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他是学院院长。３０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１９４２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１９位教授，１５位高级讲师，２１位讲师，还有２１位助教和助理———总共７６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４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２９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①，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３０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②。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③。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着“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的说法”④。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投书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为了制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作出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有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后也对剑桥大为不满。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⑤。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首相麦克唐纳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一个５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却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发生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⑥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８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下一期发表的过激的响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⑦，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很显然，本书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词……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⑧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作出答复，他说：“面对如此重重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⑨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也发起了还击。在这篇１１页的响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２／３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他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以为我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４５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景，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读者去思考他头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⑩
尽管哈耶克不时抱怨凯恩斯在响应他写的《通论》书评中是如何地对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响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的论述中的含混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他的论敌的办法，使读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11｝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12｝。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要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13｝。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2）
罗宾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更出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欣费尔德曾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比得上罗宾斯明亮的行星”｛14｝。希克斯在１９３９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15｝。几十年后，希克斯为他的文集中所收录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16｝。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尔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7｝。后来长期担任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职位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的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8｝。１９５１年，哈耶克写道：罗宾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