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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３０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1）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１９３１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二十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三十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我刚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１９３２年，哈耶克到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的无礼”①。
西奥多·德拉敏于１９３２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一句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②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清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③。
本·希金斯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关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道，有一个“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无益之事。我们都知道，那个具有风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凯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会成功地说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又说，“哈耶克用一张三维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像工程领域中的东西”④。
Ｐ．Ｔ．汤姆斯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５０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刚三十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还有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⑤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１９３６年开始上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⑥。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邪归正得非常彻底，他“在１９３５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⑦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竞争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垄断性集团———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对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⑧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2）
２０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的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４０年这八十年时间中，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度增加，而产出会急剧地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失业和产出会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期。经济就是这样停停走走。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活动就是利用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出现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最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象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⑨。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要的资本品也已经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一定时间，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就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是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⑩“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会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11｝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１９３２年６月为他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货币当局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的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12｝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２年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经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１９３４年４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不正确地坚持，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的时候，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１９２９年最终爆发的时候，在两年多的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地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0章 资 本
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①，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尽管在１９３５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的兴趣，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被引用得最多的前十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可在下表中看到（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②
显然，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１９４４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从来就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１０００万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９００万都有工作可干，那就没有理由说这９００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９００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说，剩下的那１００万人也应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毛病。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穴经济学中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及巴斯夏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