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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有人信奉，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③。罗纳尔德·福勒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⑥。
考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⑦。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５０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它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６０英里。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研讨班。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研讨班，就算是“大型研讨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研讨课。休伊·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经济学院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研讨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研讨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研讨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内尔、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收录了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１）作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国家，在其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的根据；（２）以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货币就可以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３）而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⑩
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１８１５年到１９１４年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也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也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则应具备下列特征：
１。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２。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３。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而，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百分之百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４。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５。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11｝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律的金（或其它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民族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民族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哈耶克揭示了思想将深刻影响世界的观念：
理论思考对当下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来说，它曾经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信，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会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的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2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１９３５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指出，庞巴威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①———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鄢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１９２０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②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的论证的核心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③。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穴社会主义的？雪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穴不同的？雪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穴由于没有货币这一计算单位？雪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⑤。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
传统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都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的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估价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利润。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２０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３０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２０年代是米塞斯出战，３０年代则由我出战。”⑦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１９３７）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数十年后，一个采访他的人问到他为何会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仅搞起了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⑧。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⑨。
他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它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每个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１９３３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