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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赖堡的时候，他们的惬意的公寓离市中心不远，就在城区近郊。他们“特别喜欢”德国黑森林“优美的环境”｛22｝。到了夏季，他们会到位于蒂罗尔、坐落在阿卑斯山区的一个奥地利小村庄奥贝尔古格尔去度假，哈耶克从小到大经常去这个地方。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3）
１９７２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23｝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哈耶克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１９６９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哈耶克曾说，２０年前，他“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我彻底失望。我曾经预言，这一安排会很快失败，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恢复国际支付平衡的责任强加于债权国。这在通货紧缩的３０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享受着通货膨胀所催生的繁荣，这种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得制造更多的通货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赶不上人们的预期，就会对经济产生抑制效应。我曾预期，只需要１０年时间，我们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不过事实是，我们花了２５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比预料的更艰难？穴直译：一只老虎站在后面？雪：这次的通货膨胀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通货膨胀）这只老虎被放出来，就会一口吃掉我们；但如果在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它却跑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仍然会被拖死！我很高兴，这种结局我在有生之年算是看不到了？选”｛24｝
在《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中，谢诺伊引述凯恩斯对哈耶克１９４３年发表在《经济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在这篇题为《一种商品准备货币》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应当用一蓝子商品、而不单纯是黄金，确立某种国际商品本位制———它能够具备理想的金本位制所发挥的作用。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这种想法提出反驳说，他之所以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并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说金本位制可能会面临黄金总量的增长赶不上货币需求的情况），而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凯恩斯认为：“将国际货币方案要实现的目标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从外部强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错误在于，本国的工资政策将要受制于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应被视为本国自行决定的政策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种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严厉的金本位制一样会垮掉。”｛25｝
这一答复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次公开响应，也是凯恩斯自１９３１年对哈耶克批评他的《货币通论》书评文章做出响应以来，对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响应，因而，凯恩斯的上述响应值得略加讨论。凯恩斯反对哈耶克于１９４３年提出的旨在保持稳定价格的某种商品准备本位制，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国内的货币供应，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收缩，就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哈耶克则争辩说，国际间只有实行某种商品本位制，才能强加一种维持稳定价格的约束机制。哈耶克的这种看法从经验上看似乎是错误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实现了稳定的价格，或大致稳定的价格。而且，国际贸易也在急剧增加，与他所预测的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下可能出发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第二版中，谢诺伊又收入了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为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所写的书评，哈耶克在这里说：“凯恩斯勋爵曾肯定地对我们说，我们都错了，说治病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为将就业永远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够把开支总量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哈耶克在这里提到的是凯恩斯所提出的，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于实行这些政策的效果的预期，看来哈耶克更为准确。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凯恩斯提出这些政策时所处的环境———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英国经历了萧条，在当时，这些政策是最优的政策，而哈耶克提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肯定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
《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对于将哈耶克重新推向英国和欧洲公众眼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个有趣的问题。弗里茨·马赫卢普显然是提名人之一，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１９７２年，哈耶克在自传笔记中写道，他“过着那种介乎于纯粹学术研究与公共活动之间的生活，临近暮年，我觉得，这或许是最令我满意的生活方式”｛27｝。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大老级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极为活跃、也很高产，而随着他提出的有限政府观点及更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观点成为时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终于得以同时活跃在学术和政策领域。
不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这一切还没有发生。１９７４年，就在哈耶克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前，有人问他：“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看待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说：“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实行价格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他们没法生活，于是，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后果，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十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十年中，我就会死去。”｛28｝十年后，在回首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这一段沉寂、无趣的岁月时，哈耶克感慨地说：“我有时觉得这五年是冬眠期。”｛29｝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名声今天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１９６８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现在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一起分享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冈纳尔·缪尔达尔后来就提议，应当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笑话说到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尔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９日宣布的，这是令哈耶克返老还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一种“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衰老了，已经跟不上趟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他觉得，它应当奖励那些“比较晚近完成的某项成果”①。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他的学术兴趣转移，他已经不再搞专业经济学研究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尔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这突出显示了两人立场的分歧②。相反，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③。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而自那之后，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的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钱伯林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注意到，从哈耶克获奖中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觉得，像哈耶克这样‘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④。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茨：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充分地承认你的贡献的时候，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所能抱的期望。”⑤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授予缪尔达尔，但缪尔达尔太左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予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⑥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⑦
理查德·埃贝凌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尔达尔，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尔达尔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⑧。
跟其它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１９６９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项都是从１９０１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１９７６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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