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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索尔任尼琴也来参加１２月举行的１９７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１９７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１９７４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１９５６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⑩。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４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７０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１９８４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穴Ｆｉｎｌａｎｄｉｚｅｄ，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雪。但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认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1）
如今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２０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着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１９６２）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①。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③。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④。
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４０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⑤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