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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宾斯最后一次愉快的交谈是在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７日（罗宾斯中风之前），当时哈耶克最后一次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此时距他第一次登上伦敦经济学院讲台已经有５０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前，罗宾斯是经济系主任。屋里挤满了听众，哈耶克的家人也来了。他教过的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仅仅又一次听到哈耶克讲课，就是让人高兴的事”⑦。还有更多人想挤进来，可惜没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讲话前首先说到，１９３１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是他首次利用了一种观念———价格传递信号的功能———这成为他晚年多数研究的最重要的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跟海伦娜一起探访过海伦娜的儿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这里，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称为“弗里茨叔叔”。他的后妻的儿子是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他回忆说，哈耶克很有“吸引力”，是他见过的“最实在的人”。在他讲述他正在研究的东西的时候，哈耶克也听得很认真。⑧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会有所发展，追踪他的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不管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哈耶克自己儿子一家，他给他们的印象都一样，他们都认为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为追求真理而生，他自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和海伦娜两人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初期，哈耶克满世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座谈会，除了经常去西德、奥地利、英国和美国之外，还去过冰岛、葡萄牙、南美（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韩国、香港等等一般人少去的地方。１９７８年，他访问过南非。１９６３年，他曾去过这个国家一趟。那次旅行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结果就是这次旅行。在那里，他逗留了２８天，发表了十一场演讲，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在其它一些场合也发表过比较简短的讲话。在邀请他访问的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该基金会执行董事赖昂·路说，哈耶克“是２１场演讲、晚餐会、宴会或招待会的贵宾，共有４８０名南非杰出人士参加过这些活动，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学者和财经编辑、记者”⑨。他还接受过两次电视专访，两次广播访谈，参加过两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几次接受报刊专访。访问结束后，赖昂·路写信给此时已７５岁的哈耶克说，“尽管行程安排很紧，您还是莅临南非，非常非常感谢您”，“最后，我还想说一遍，您二位（哈耶克与妻子）的人品和您二位的精力———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及您对于这么多学科的熟稔、洞见，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对南非政治局势的看法时，路说：“尽管他本人不赞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敌意和干预是‘令人反感的’。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是不会这么做的。”⑩就在他起程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跟日本首相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大臣谈过话。西德和智利政府也曾经向他咨询过意见。
哈耶克的有些演讲是有偿的。１９８１年，他在维萨国际（信用卡）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跟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他为此获得了１。５万美元的报酬，外加报销他自己和海伦娜两人的旅行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１９８１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11｝。他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为乐观了。在１９８５年为一本书写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到７０年代初期，我还觉得，不会有谁愿意聆听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最近这五年甚至十年，我看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料到过的变化。”｛12｝委内瑞拉一位记者曾就拉美“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采访他，哈耶克回答说：“不要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我不觉得拉美有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惟一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在前总统萨尔瓦德·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现在的智利已经进了一大步。整个世界都将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13｝
１９８０年，他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以《解救德黑兰的人质》为题发表，这封信体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写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政府立刻就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政府表明，除非在４８小时之内，使馆每个工作人员都被毫发无损地交还给美国政府的代表，否则，炸弹就将降落在伊朗政府的头上，并且会越来越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前景和人们在外国的安全会有保障得多。”｛14｝
１９８３年，在福克兰（即阿根廷人所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在阿根廷遭到批评，在这封信中，他写道：“人们或许应当提醒阿根廷，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英国对自己已经行使了１５０年管辖权的岛屿诉诸一次武力，以击退由于另一个国家仅仅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发动的一次好战行动。”｛15｝他本来希望这封信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但最后几乎没有多大反响，让他觉得失望。
１９８３年初，哈耶克曾评论过里根经济学和里根的国防政策：
问：世界经济已经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中，而我们实行的是本来以为能够克服这种衰退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模式。你如何看待里根的市场经济模式？
答：这位美国总统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那么，美国的进展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我对那个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税收的著名理论深表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数量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里根曾宣布，他能够通过降低税率而实现预算平衡，我怀疑，你们据此而形成的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
问：过高的军费开支难道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答：我确信，里根拒绝削减军费开支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赖于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处于苏联人可以恐吓我们、令我们完全屈服的境地。我们西方必须保持在跟苏联一样强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但如果苏联有一天有能力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恐吓我们，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手软。｛16｝
哈耶克极为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写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写字母写下下面的基本事实，那你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国政府把世界上一大半储蓄借来维持自己目前的开支，那么，世界其它地方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变得短缺、昂贵。”｛17｝给报纸写信，建议他们用大写字母印刷他的话，对于哈耶克这并不是第一次。１９７８年，他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写道：“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一件善事。”尽管他在剪报资料簿上注明，他的信只发表了一次，而且还是用小字号。｛18｝
１９８３年，《经济学家》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岁冥诞之际对他予以批评。哈耶克关于这位剑桥老友的评论，发表在该杂志６月１１日那一期上。他写道：“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碰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地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19｝在较早的一次报纸专访中，他的评价似乎要温和一些，当时记者问他，“你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哈耶克回答说：“没有。我觉得，凯恩斯基本上也是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但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他从来都不够彻底。从私交说，我们是朋友，但在经济学上很少有意见相同的时候。”｛20｝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哈耶克作为谒见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１２位信奉天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一员，与教皇谈话，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探讨天主教教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让教皇也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们依据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认为当代人所应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21｝。哈耶克就这次谒见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他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们对于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惟科学主义的谬误对人的价值的逐渐侵蚀。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约束我们的欲望的那些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从来不是我们为满足自己已知的享乐欲望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使得人的行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乃是行为之扩展，它是人的心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把这一点告诉人类，在我看来，乃是今日之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义务，而人类曾对这些科学家给予了特殊的优遇”｛22｝。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8章 祖 父（2）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红大紫的时候，哈耶克的境遇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人物评介文章中说，你希望一位“８３岁的维也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带着一只电子手表。他的口音经常把德语的Ｚ和英语的Ｏ搞混”｛23｝。
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里尼在１９８５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过哈耶克过８６岁生日时的情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住宅位于黑森林中的弗赖堡市景色优美的平原上，他的书房墙上挂着５０年前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收到的两幅充满深情的漫画。第一张画上的他站着，轻松愉快，题词是“为什么这个人像个巨人一样横跨在这个世界之上，而我却这么琐屑……”第二幅画上，他摇摇欲坠，肩上扛着整个保守党内阁。他指着这两幅画咯咯地笑着，不过一般都是暗笑，并且立刻就加上一句，“当然，我并不真的是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他是个个子较高、满有风度的人，甚至有点太瘦了，一只耳朵也聋了。“这倒有一个好处，”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听别人唠叨。”
？穴谈到诺贝尔奖？雪“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同意给经济学家设立什么诺贝尔奖—当然，到他们给我发奖为止。”他大笑起来。“当然，这非常有助于我成名：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他饶有兴味地说个不听，一个趣闻接着一个趣闻，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而很少拿别人开玩笑。｛24｝
晚年的哈耶克最爱开一个玩笑，说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自己却是左耳聋了。
晚年他吸起鼻烟来。他曾跟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问：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到鼻烟的事。你说在伦敦有一家鼻烟商店。
答：是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鼻烟。它是个很古老的店铺，弗里堡与特里尔，看起来像个英格兰人开的店铺，从１８世纪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使用这个商号。我找到它，试过了它里面的３６种鼻烟。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棒的，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鄢。
问：听起来很好。
答：非常之好。
问：为什么你要吸鼻烟？
答：是这样，医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