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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报纸上看到一篇题目为《语文考试60分的孩子写出长篇小说》的文章，才知道韩寒在写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当时《萌芽》杂志社有两位看过这部长篇初稿的同志都毫不掩饰对韩寒在《三重门》中显露出的才华的赞赏，同时也对这部小说能否出版似乎有些担忧。因为《三重门》当时交一家出版社已经好几个月了，那种迟迟没有下文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等待中的韩寒知道我对他的《三重门》感兴趣，立即将稿件复印了一份，从上海郊区赶到我所住的宾馆。他捧着厚厚一叠稿子坐在我面前，充满自信地对我说：“我要的不是比《花季？雨季》好一点点的东西，我要的是独一无二，旁人无法替代的最棒的东西。”对当时已经畅销一百多万册，在中学生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花季？雨季》，韩寒明显地流露出不以为然，但他的大言不惭表现得如此坦荡、率真，让你无法计较他的狂傲。韩寒还坦率地告诉我，《中文自修》杂志曾转载过《三重门》其中三章，但删掉了许多可能会“遗毒”同龄人的东西。此时我虽然尚未看过《三重门》的稿子，但我心里似乎已经认定，这个不惜以六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为代价的少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将由我来当责编了。
《三重门》果然很棒，它的行文似有《红楼梦》的格局，它的用笔又有《围城》的韵味，它的语言藏龙卧虎、吸古纳典，语言本身有细节、有性格、有生命，充满灵性。它写的是一部校园小说，但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17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那种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但是，作为一个深谙做书规则的编辑，我当然也一眼看出了小说中一些足以让出版者紧张并且肯定想做某种回避或绕道而行的东西；换言之，《中文自修》删掉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让那家出版社沉默的东西。我需要自问的是：如果我来做《三重门》的责编，我有没有胆识让它以真实的本来面目与读者见面？此时，我想到了一位以做少儿图书和写少儿读物而在业内颇有知名度的同行，她写的一本《准备18岁》也是我做的责编。这本书曾被团中央列入“新世纪青少年读书计划入选书目”，销售情况也很不错，但这本书更多的是老师和家长喜欢，孩子们——她所渴望的读者对象对该书反应却比较平淡。这位同行在看过我编辑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逊后曾对我说：“这样的书在我们社可能是无法出的，要出的话肯定会删掉许多东西。”然而，这套新概念作文当时已发行四十余万套，受到广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同时也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普遍认同和好评。我想，这一代孩子们身上某些出格的东西、叛逆的东西、违背约定俗成的规矩的东西，也许正是进步的东西、超前的东西、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东西。我相信在如今这样社会安定、政治气氛宽松的大背景下，宽容和理解是沟通一切的桥梁！
我让韩寒对《三重门》做了一次修改，但我对自己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否能被韩寒接受心里并无把握，我知道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孩子对自己认准的东西你是很难让他改变的。我觉得写信表述我的意见可能无法传达一些微妙的东西，便打电话向韩寒表达我的想法。韩寒确实聪明绝顶，他对小说的修改既完全地保留了自己，又让你觉得你所担忧的某些东西他已极有分寸地做了处理。
《三重门》顺利地通过了终审，我反倒觉得意犹未荆我一边请北大博导，99年囊括所有国家级文学大奖，对韩寒的才情也欣赏有加的曹文轩教授给《三重门》作序；一边给韩寒打电话，让他以自己最富个性化的语言写一个自我简介和后记，现在看来，韩寒的自我简介和后记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有一位白发已爬上头顶的父亲告诉我，他就是看了韩寒的自我简介中有一条——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思想好，才想找一本《三重门》给他儿子读，同时也想自己读的，他说他想知道这些孩子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韩寒对《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逊这套书的装帧设计曾大加抨击，故而对《三重门》的装帧设计询问再三，显得很不放心。当我告诉他，我这次没有请专职美编设计封面，而是请北京人大附中一位也是高一的17岁男孩张晓飞来设计封面时，韩寒显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在电话里问我：我能来北京吗？我能当面和他聊聊吗？说实话，当时我挺希望韩寒能来北京，我觉得同龄人之间的默契会使这部书从包装到内容都非常统一和谐。可我知道当时韩寒的各门功课已经每况愈下，再让他离开教室，丢下课程，大老远地折腾到北京来，我这是不是害他呢？我带着矛盾的心情委婉地拒绝了韩寒希望来京的请求。并劝他还是安心读书，不要为小说的事情过于分心。没想到，几天以后我突然接到韩寒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了北京，过两天要去张家口一个赤贫的山区去采访一些穷孩子。
韩寒笑盈盈地出现在我面前。初春的天气还很冷，韩寒却只穿一件毛衣，敞着领，背个鼓鼓囊囊的双肩挎包，一副中学生出门旅游的模样。我想起有一位家长曾这样评价韩寒：“这个孩子心态肯定不健康，一个健康的孩子怎么会写出那么苍老的文字。”假如这位家长看到眼前一派青春气息的韩寒，他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张晓飞是个门门功课优秀的按部就班的男孩，虽然他曾在全国海报设计大赛业余组获过特别奖，虽然他对韩寒的《三重门》又喜欢又佩服，但他对于自己正常的学习生活没有任何出轨的打算，他正在紧张地复习应考，与此无关的事他一概拒绝。韩寒没有见到张晓飞，但对张晓飞为《三重门》做的封面设计却表示满意，显然，孩子们的默契，大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有一位资格很老的编辑看到《三重门》封面上那个包裹在层层蛋壳中的裸体婴儿问我：你这本书是讲计划生育的吗？对此，我只能报以沉默。事实上，少年读者们都很喜欢这个封面，他们一下就读懂了设计者所要表达的内涵，那是一个成人很难涉足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韩寒特别喜欢扉页的设计，那个从门洞里面钻出来展翅高飞的蝴蝶显然迎合了韩寒心中的某种欲望。他曾提出是否可以用扉页来做封面，我告诉他，图书流通过程中封面极易污染，白色不太适宜做封面。对此，韩寒明显地表露出遗憾。我让韩寒读封面勒口上的文字，问他有什么意见？当读到“在韩寒奉献给同龄人的这部长篇新作《三重门》”时，他果断地说：同龄人改成朋友们。我琢磨一下，没有问原由就嘱电脑操作员将这三个字改了。我想，韩寒大约不仅希望他的同龄人看到这本书，更希望老师、家长等成人们看看这本书，了解了解这一代后生们吧？代沟有时候是可以填补的，年轻人尝试着做出努力，成人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
《三重门》出版之前，我就收到不少中学生的来信，问该书能否“原貌”出版，我想韩寒心中一定也揣着同样的疑问。我将《三重门》的核红样交给韩寒，韩寒阅后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和欣喜对我说：袁老师，你几乎没有动我的。我没有想到。
知道韩寒这次出门是向父母借的钱，我当即为他预支了一部分稿费，并告诉他可将住宿的发票之类给我，我给他报了。韩寒很坦然地接受了稿费，却很自尊地表示住宿费之类不用我报销。他告诉我，他将先把借父母的钱还了，剩下的也够花了。我知道上海东方电视台曾要出费用让韩寒到全国各地去采风，韩寒也和我说过想去新疆、云南、西藏等边远地区走走看看。我问韩寒为什么又没有成行呢？韩寒说：上海东方电视台要派一个摄制组跟着我，走到哪里拍到哪里。我喜欢自由，我不愿意总在媒体的光环下。他说这话时很随意，但我却从中感到韩寒面对众多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还是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
《三重门》出版前夕，有消息传来，韩寒退学了。不久韩寒也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休学的事。对此，我并没有太多的吃惊，我知道韩寒选择休学必定有他的理由。一位同事问我：你欣赏韩寒退学的举动吗？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会担心他吗？凭心而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非常欣赏他，我相信以这个孩子的智力和能力，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能做好。但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会很担心，因为他成长的道路将比别人多一些曲折和艰难。记得在南方一次韩寒和中学生及家长见面的活动上，一位湖南女孩子的妈妈一定要韩寒为自己的女儿留下电话和通讯地址。韩寒一边写一边笑着说：我会把她带坏的。这个男孩子其实非常清楚别人对他的看法。也许有许多少年朋友们会觉得韩寒现在大红大紫风光无限，而我却明白韩寒选择休学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实韩寒是希望自己能上学的，他和我说起北京大学时，眼里流露出憧憬和向往；其实韩寒也是有能力考上大学的，他所在的松江二中是上海市重点中学，韩寒考入该校时，数学满分分数线是120分，韩寒考了116分，离满分只差4分！然而，为了自己的追求，韩寒选择了放弃。一个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格格不入的孩子就这样执拗地走进了曲折的胡同，胡同的那一头是否有出口，谁也无法预料……《三重门》出版后，其销售速度之惊人令我都没有估计到，发行部门更是大跌眼镜。第一版三万册，三天之内告罄；全国各地书店仍频频要求添货。很长时间里，该书一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上海图书城请韩寒搞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读者队伍居然排出1000多人去，结果规定时间到了，还有几百个没有排到的人迟迟不肯散去。杭州、南京、温州、厦门、湖南、四川……请韩寒前去签名售书的电话、传真接二连三地发来，媒体更是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为韩寒现象大作文章，对《三重门》也是一片喝彩。
我对韩寒说：你够火的啊！弄得跟明星似的，小女孩肯定追在后面一大串吧？韩寒还是像以往那样腼腆地笑笑，嘴里说：哪里哪里，可眼里那丝一闪即逝的狡黠的光依然被我捕捉到了。
2000年6月24日，韩寒在杭州购书中心签名售书，由于意外的原因，原先说好登载消息的两家报纸都没有登出韩寒签名售书的消息，加之当时正值中学生期末考试之际，结果前来购书的只是一些散客，虽然大红横幅还是招徕了一些读者，但毕竟和以往长龙阵蜿蜒不断的火爆场面无法相比。我打趣地对韩寒说：也该让你受些冷遇，别自我感觉老是那么好！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有些为韩寒担心，毕竟只是个17岁的孩子，落差太大他会不会承受不了？可是身穿白夹克，头系一条宽发带的韩寒淡然一笑：人少正好，也让我休息休息，我这阵子还真累了。当闻讯赶来的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纷纷将话筒对准韩寒，即兴采访时，韩寒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侃侃而谈。看来我是低估了这孩子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
当我正在撰写这篇稿子时，接到了韩寒从上海浦东机场打来的电话，他接受了香港爱的教育基金会的邀请，马上要登机赴港去做一桩我听不甚明白的事情，从香港回来后可能要到北京参加一个清华大学举办的特殊人才夏令营。他还告诉我湖南卫视台一个月前做的那档“有话好说”的关于韩寒现象讨论的谈话节目在审查时遇到了麻烦，据说有导向问题，可能又要推迟播出了。类似的风言风语我也时有耳闻。不管怎么说，韩寒现在是处于风口浪尖上，围绕他的，似乎好事不断，又好像危机四伏，我说不清这一切对韩寒是好是坏，我只想对韩寒说：让别人去说，走自己的路。但我对着电话那头的韩寒说出来的却是一句祝福的话——一路顺风！
2000年盛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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