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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也是个值得诅咒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去看过因为哺育我而失去自己亲女儿的乳母，我的大奶奶。如果是惩罚的话，那么也许我就从此离开世界，再也不能回到人间。可是，我还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我的写作为什么总是被我自己否定？少年的滋味啊，实在是多味的，无法品尝的……”
医生们发现莫名的嘴在动，好像要说什么。护士眼里有了喜悦，医生也忙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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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年的滋味啊，成年之后，谁还记得多少？哪一个人的童年没有梦幻一般的故事啊？可惜的是却很少有人写出来。忘却与轻视，使得多少童年王国的故事泯灭。”路玉一面阅读一面想。
9灶马●年画●下村庙
大概小孩子都会有过“盼年”的体会，可时代不同，“盼年”的感觉也是大不一样的。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所以盼年，主要还是穿新衣服，和吃饺子，拜年的热闹。这与现在的儿童的感觉和体会是大大不同的。因为那时候的确平日很少吃饺子的，而且也很少能穿新衣服的。但也有许多比现在儿童新鲜的东西，比如从过小年就请进各个家的锅台前的灶马，那是从六十年代往后的几十代儿童都未曾见过的。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挂灶马。只知道，那中间的一位头像（木版印的）叫财神爷。旁边两个女人的头像，许多人都不清楚是什么人。我的妈曾经很详细地讲过其中有关的故事。我却完全记不得内容了。只约莫知道那两个女的是财神爷的两个老婆。有一个的名字，我还记得叫丁香。当时，想不通为什么要给他们磕头，大人也不解释。其实大人也解释不了。因此，许久以来，我对为什么要分成新年和春节都弄不明白。问起来，大人只知道说，一个阴历年，一个阳历年。为什么叫阴历阳历，也说不出来。所以，对这些问题都一直稀里糊涂。可是，春节的许多习俗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记得一进腊月门，在当时的东镇四路和五路那一带就有了集市。尤其是水龙池子那里，特别热闹。卖各种年货的，鞭炮的，对联的，竹叶的，瓷器，年货的，摆了一个个摊子，最吸引人的是爆竹的摊子。他们为了招揽顾客都抢着放鞭炮，放完了还要唱说一番，大致意思是“不响不要钱”。可我喜欢的是那些年画摊子。记得“嫦娥奔月”就是从那些年画上看到的。还有孙悟空大闹天宫，西厢记的四联画，白蛇传的四联画都是从那些年画里得知的。大都是除夕夜晚，大人指点着年画给我讲述一些里面的故事。因此，那些年画很能吸引我。往往一到年前的集市，就爱去看那些年画。记得我的一个同学家里还在那里摆摊卖过年画。我也从帮助他们卖过年画。
除夕夜；吃完年饺子，总要到灶间给家长磕头，还要说“爹，给你磕头拜年了”。爹就在炕头上说“好”。磕完头，家长就给压岁钱。那个时刻的父亲的声音里才带有一丝笑意，甚至从锅台再回到炕头时，还能隐约看到他的笑脸。他带着笑意，给我压岁钱。给完压岁钱，脸上的笑意也就消失了。好像也惟恐你看到他笑的时间太长。我记得最早得到的压岁钱是“壹千元”，实际就是后来的“一角”钱。那一角钱都能买什么呢？我记得可以买两个火烧，如果杏干，山楂之类的东西，可真能买不少。因为平日家长给零花钱，也顶多一次给一张“五佰元”的，就是后来的“伍分”。问题是这点点钱，也是过完年还要交还家长的。即使第二天到亲戚家去磕头拜年，得到的压岁钱，也是要交给家长的。那时候，亲戚给的压岁钱一般是“贰千元”（就是后来的贰角，以下以此类推）；后来升到”伍仟元”；就兴破除迷信过春节，不再磕头拜年了。但还是要走访拜年的。而那时节的萝卜会倒是最使儿童向往的。
当年，在现在的姜沟路上有一个“下村庙”，那是最热闹的庙会。不仅进庙烧香，看各个神像很有趣，到时候还有唱戏的，更是招人。卖东西的更不用说了。一般到了庙会的日子，家长领大人去差不多就给买个“卜卜咚”或两个管子吹的那种哨笛，女孩子就买个绸子花结扎在头上。那是女孩子打扮得最漂亮的日子。那时候就有了到庙会上看漂亮女孩子的念头在心头蠢蠢欲动。最难得的是大人能够高兴了给买一个花脸脸谱面具，或者买一把宝剑，大刀之类的如戏曲舞台上那样的木制的兵器。有时候要盼几个年才能满足其中的一个要求。
“往里面瞧，往里面观。里面的光景真好看！”在庙会上，拉洋片的这种唱卖声最能吸引人，可是我始终也没有能够看到那洋片里的光景。不知道是因为贵，还是里面的光景，大人不喜欢让看。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过。因为后来，那拉洋片的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下村庙的庙会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搬到了姜沟路上学。那里只有两个班级。因为离下村庙很近，放了学我们经常到庙里玩耍。庙里有人用一个带皮子的棒槌样的东西，抡起来朝肚子上打（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练气功）。每每在庙里捉迷藏，有的伙伴竟然敢藏到那些神像或小鬼的塑像后面，可我却不敢。我害怕那些小鬼。因为暑假里，在小街上，听过很多鬼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坐在黑影里讲鬼怪的故事，往往都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一个比一个吓人，直到很晚了，怕连家都不敢回了，才肯罢休。就是那些故事，使我对庙里的小鬼特别害怕。虽然是这样，我们在庙里玩的还是很愉快的。记得我们还在一块石碑前“研究”过许久呢。因为那时候认得的字不多，勉勉强强能够看明白是记录着某年某月多少人捐款修了那个庙。可惜的是后来的“*”把整个的庙宇都给砸了，那石碑自然就难以幸免了。如今每年虽然都有“萝卜会”，可无论怎么折腾，“萝卜会”也比不了“糖球会”。可是，在五十年代却不是这样。那“萝卜会”并不需要怎么宣传，而且那个时代也不懂得或者不允许宣传庙会。可“萝卜会”总是那样盛大，有的时候庙门前的人都要被挤倒。原因就是有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下村庙”存在。我不知道那庙的来历，可我感觉：如果能够把“下村庙”复原的话，那么“萝卜会”恐怕又将是“糖球会”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可以说，绿岛的乡土文化，必将更加绚丽多彩。当然，这不过是一家之言。未必正确。
（2）
10●瓜蒂●香烟●搓衣板
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对自己的家都还不太了解。那时，不仅还不知道妈的底细，而且也还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妈。
应当说；我的淘气大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正当我最需要父爱的时候，父亲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暗暗的妻室，他的心思都在那里。无心管教孩子。而且父亲对孩子也从来都是不管教的。一个无人管教；更谈不上母爱和父爱的孩子；怎么可能会乖呢？我的淘气的确很出格，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出格。比如，隔壁曾有个点心铺。门口常有空点心箱子。里面偶或有剩余的点心渣。那个年代，点心可以算很不平常的礼品了。人们轻易不肯买点心的，都是出门走亲戚或看朋友，才肯买点心的。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耍，大家都争着到空点心箱里用手粘点心渣吃。其实也没有什么点心渣了，都是恶作剧，甚至夸张地表示自己在箱子里粘到多少点心渣，而且要表现出吃得多么津津有味，以馋别的同伴。恰恰我的哥哥看到我在这样夸张的表演。哥哥比我大八岁，我们从来不一起玩耍。他一向是受妈宠爱的。因为当初她是带着哥哥单独来到绿岛的。那是因为家乡人瞧不起她这个插足于我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女人，又不肯离开我父亲不得已带我哥哥闯绿岛港的。自然是父亲给了她钱的，但这一点她从来不提及。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底细；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受宠的哥哥不是制止我的胡闹，而是回家报告了妈。妈就以此为炮弹提供给父亲。父亲很恼火，当然是打了我。因为父亲当时还算有钱人家。他刚刚买了房子，又正与别人开了个铁器铺子，怎么能容忍我在外面为他丢脸呢？我说，那箱子里没有点心渣了，是闹玩的，无论我怎么解释，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那是我能够记得的父亲的第一次惩罚；也是父亲的第一次专横。惩罚并没有使我改过。不多久，我又干出了为父亲抹黑的事情。那是跟伙伴上山玩耍回来，人家买了烤地瓜分给我一半。这都是很正常的。可吃完了地瓜，有伙伴*我，你敢拿地瓜巴叫烤地瓜的烤吗？我本来就很好胜，常被人拿着当枪使唤，何况又吃了人家给的地瓜。于是，毫不犹豫地表演了。好在烤地瓜的很和善，没有生气。伙伴们也都一笑而了之。可晚饭后，父亲忽然审问我，为何出去要地瓜巴儿吃？那又是被哥哥看见，打了小报告的结果。我照常解释，依旧没有人相信。因为事实俱在，我的解释大人自然不理解。所以，又挨了一顿冤屈的揍。父亲惩罚都是照屁股打，他们以为是打了很疼又不容易伤害孩子的地方。我想；我的劣迹一定使父亲很讨厌我，父亲的眼光从来都是很严厉的，他不肯轻易地笑。不知道是我眼睛看不清楚，还是父亲当时就讨厌我，我总感觉从父亲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儿…后来我明白了能够证明是爱抚的神情。因为我后来终于明白：没有一个父亲是不爱自己的儿子的道理。
哥哥的个性很象父亲，我很少看到他笑过，而且他也从来不开玩笑，更谈不上与我谈心或玩耍了。他不仅担负着监督我的任务，甚至于还想充当教训我的角色。据说当年他上小学的时候手被戒尺打得像个小馒头，父亲也从来不指责老师，因为那是解放前，教师用戒尺打学生是“正当”的。也许他的循规蹈矩就是戒尺打出来的，所以他也想在我身上试验一下。有一次，家里人让我和哥哥去父亲与人合开的铁匠铺代替父亲值夜班。他终于得到了自己试验的机会。
那是夏天，正穿短裤。他先让我洗脚，像个小家长似地摆布我。然后，拿来柜上的尺子，命令我坐在他的对面，开始审问我。把我的劣迹都询问了一遍。只要我说的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用尺子打我的腿。也许他以为打腿更疼，或者他自己体验打手不如打腿好，反正他在我的腿上完全造就了他当年手上的“馒头”。当然，我乖乖地向他承认了所有的劣迹。他分明知道自己是“非法”的，还威胁我不许跟家长说。我老老实实地答应，也照办了。可第二天吃饭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了我腿上的“肉馒头”。父亲问怎么会事情，我的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下来。父亲听说是哥哥干的很生气，当场就惩罚了哥哥，而且严厉地训斥他说，你没有这个权利，今后你再动小俊儿（我的小名）一指头，看我打断你的腿。谁都知道父亲是说话算话的，他的权威在家里是至高无上的。果然哥哥再也没有敢于充当“越位”的角色。而且他也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他没有考上高中，被分配到国营橡胶厂当工人了。他住在工厂宿舍，很少回家。
由于我有了前面所说的一些劣迹，很难被家长信任。不多久，因为买香烟，我也挨过一次不清不白的惩罚。那时，邻居有个茶炉。妈有时让我去茶炉拿香烟。大都是零钱不方便，或者有人在家里不方便，就让茶炉记帐。因为过后也是我给送去，大都是一盒的烟钱。那时普遍抽的是“鹿驼牌”，大概是两角柒分一盒。后来茶炉跟妈说有一次没有给钱。于是，妈又把“炮弹”送给了父亲。父亲审问我，逼迫我承认错。在几次惩罚后，我也得出结论：与父亲坚持，只会屁股更痛。因为父亲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我只好乱编买了什么东西吃了。可编的自然不对，父亲也不相信，直到追问出比较合理的口供，才算结束。实际上，父亲从这一次审问当中竟感觉到我的被冤屈。因为我编的口供远远不是两毛钱能够买到的。父亲很明白，但是父亲什么也不说。过了些时候，终于茶炉自己查出是他们搞错了。我估计是父亲又去查问过。可正因为此，家里人也再不让我到茶炉买烟了。妈又派我到不远处的百货公司去买烟。那是人和路，水龙池子对面的一个二层楼。那天，我正手拿着钱去买烟，在楼梯口遇到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儿。我的手里同时拿着烟牌。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了买烟。他问买什么烟，我也说了。他说，合作社有新出的民安牌烟，跟鹿驼一样钱，要领我去买。我竟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