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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猛烈地抨击了形形色色的评论家。它大骂萨特，说他全然不懂真正的历史学家们的实践。哪怕是一个对布劳代尔和其他年鉴派史学家的著作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怀疑萨特的那种以为历史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的目的论幻梦。萨特对于攻占巴士底狱之类政治事件的老式强调以及与此有关的他对那些较不引人注目，但事实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如一种新病毒的出现，或大众日常食物的变化）缺乏兴趣，也足以引起非议。用福柯在他这几个月里的一次讲演中的话来说，“一个国家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突然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比宪法的变化或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要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知识考古学》还使福柯小心翼翼地退出了结构主义阵营。他现在宣称，“结构和生成（being）的对立”与“历史领域的界定”毫无关系。在《词与物》的英文版（问世于一年后，即1970年）序言中，福柯甚至采取了更明确的姿态：“在法国，有一些鲁钝的‘评论家’硬是要给我贴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我已无法让这些傻瓜明白这一点，即我并没有使用过结构分析所特有的那套方法、概念或基本术语。”
相反地，对于他自己的事业，他却只用最谦恭的语调来进行辩解。“这是确定一块特殊地基的尝试，”他说。他还写道：“我并不想说别人说的话都一钱不值，并不想封住他们的嘴巴。我的意图是确定这块空地，以便让自己在这里发言。这块地方正在我的一种论述中缓慢地形成，而这种论述，我还感到非常靠不住、非常没把握。”
这未免有点虚心过头了：要知道，这话可是从一个认为现代人道主义正在被消灭（恰似一张埋在海边沙里的面孔）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两年前，即1967年，福柯对自己作的一次解释就远不是这么谦卑。这件事，发生在他在《事物的秩序》问世一年后为朋友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安排的一次谈话中。贝鲁尔回忆说，“他对于大多数人怎样阅读《事物的秩序》毫无兴趣，而只想谈谈他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解释其分析风格。”
“我的书纯属‘虚构’，”福柯告诉贝鲁尔。“它是本小说，但创作者并不是我。”
他解释说，是有一个主体在书中说话，但那不是他自己的“我”。自布朗肖以来，“我们就已明白作品并不源于作者的计划”；它并不像萨特所想像的那样，纯粹是自觉意图的产物。作品是从无思想状态和不可思议状态中涌现出来的，它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否定和破坏”的关系。因为正如布朗肖所指出的，“我”的语言使作者敞开胸怀来接受“永恒外界的涌流”：词语仅仅是汇集到一个名唤米歇尔·福柯的人那里，这个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中介物的作用。
“从个人来说我被论述的存在纠缠得够呛”，福柯解释道，同时又想起了他的那个噩梦：盯着一本他没法解读的课本，感到喉咙发紧。
他告诉贝鲁尔，这本书即产生自这一噩梦，它把知识的意志同自我消失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次“正规训练”，《事物的秩序》的目的，不仅是要把“在我们脚下积累起来的全部论述”掏空，而且是要“征服无个性特征的东西”，要为我们自己辩明关于个性特征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重大假定。……在过去，对于写作的人来说，问题在于使他自己脱离一切无个性特征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则在于有效地抹去自己的名字，并使自己的声音驻留在今天作出的这一巨大的、无个性特征的嗡嗡论述之中。
福柯这些话，像他对于获得学术界适当承认的终身追求一样，表明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希望成为一个传统型（因而是无个性特征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着不露声色地充分展示自己的独特天赋，总在二者之间摇来摆去。
借由隐身于一种设计得很周密的语言迷宫的内核之中，米歇尔· 福柯仿佛有可能变成“米歇尔·福柯”——一位谦逊的学者，一位“快乐的实证主义者”，一个为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劳动者。
然而，在这种假象的背后，由于耽迷于各种幻想，他也许正在悄悄地制订某种“反自然的东西”，在默默地规划“有可能破除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的‘反城’。”
对于这种奇怪的、异常含糊的“使用橡皮的狂热激情”，人们该如何评价？
从一个层面看，可以肯定，福柯在消除个性特征方面的试验即使不是一场虚伪的闹剧，至少也是一次滑稽的失败记录。与布朗肖不同，福柯从不禁止别人为自己拍照，从不拒绝记者采访乃至上电视镜头，这些都是战后法国获取知识界威势的日显重要的手段。这个“掩面写作”的人使自己辉煌地成为闻名于世的当代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在大多数读者中唤起了“来自外界的思想”，而毋宁是因为他把一些人弄得稀里糊涂，把另一些人弄得眼花缭乱，同时把更多的人弄得火气冲天。
正如福柯从他的文学研究中所清楚地得知的，他的语言迷宫，除了给他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名望以外，甚至在他文章本身中都产生了一个极其自相矛盾的结果。表达可以释放“来自外界的思想”的疯狂的兴奋状态，按他所说的，只须透过构建“这样一种潜在的关系，其中作品和与它不相干的东西在具有某种阴暗内在性的语言中，细述着它们的外在性。”一篇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出的散文，就像一个模糊的指纹一样，不免会处处流露出一些不断复现的动机和心像，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自觉的冲动留下的“印迹”，一种消极的、反映着作家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转变、更改或抹消的所有事物的形象。
福柯告诉贝鲁：“意在实现无个性特征的那些橡皮的擦痕，能比自以为了不起的握笔者更令人确信地留下签名。”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福柯的自我湮没试验却显然很成功，也许还大大超出了他最迷狂的梦想。被纳入“理性人团体”之后，他在全世界读者（其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的眼里，成了“一个看上去并不怪的人。”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似乎“规范化了”。体现在他自己这篇独特的散文中的火山“爆发”，产生了一种轻柔的黑灰，这黑灰满可以用来在沙滩上画出一些新的面孔。他的“论述”的某些“明晰的”特性，由于该书被广泛引用、模仿和歪曲，已变成“一些有规则东西。”随着他独创的一些新词日益广泛的流行、像某种现成的时髦话似地活跃于学术论坛，福柯的书终于真正地、深深地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消融在巨大的、“当今的嗡嗡论述”之中。
不过从最重要的层面看，最终还是很难知道：对于福柯这些年力图消除一切标识自己独特存在的符号这种行为，究竟该作何解释？
在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序言里，在谈到“这块我可以在那里发言的空地”的时候，福柯自己默默地暗示了他在“伟大尼采式探求”中押出去的东西。对某种无个性特征状态高唱赞歌的尼采，也曾钦佩地谈到这样一种思想者：他“不停地挖掘着地道，越挖越深”，“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前进，似乎（如尼采所说的）“他也许向往的就是这种长久的模糊性，希望变得不可理解、隐而不露、神秘莫测，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得到他所要东西：这就是他的早晨，他的救赎，他的黎明。”
“他肯定会回来的，”尼采许诺，“不要问他在下面找什么，一俟他‘变成了人’，他就会主动告诉你他这个特罗佛尼乌斯（Trophonius）式地下活动者的情形。”
福柯有没有像尼采说的那样“变成了人”呢？
“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劝我保持原态，”福柯在1969年这样回答，听起来非常像尼采的“特罗佛尼乌斯”在说话。“我的写作，无非是在（用一只相当兴奋的手）准备我可以去其中探险的迷宫，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我的目的，开辟着通往这个目的的地下通道，推动着它远离它本身，为它找出能够集中体现它的历程并使之变形的各个突出部分——也正是在这里我可能迷路，并最终出现在那些我将永远不必再去迎接的目光下，——倘若不是如此，你能想像我会在写作中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和享受这么大的快乐吗？你认为我会这么顽强、这么满不在乎吗？”
我们不禁想起福柯毕生事业的那一重大而未曾道明的目标：用着魔的努力来“成为自己”。
我们又想起了特罗佛尼乌斯的名言和命运。据希腊神话，特罗佛尼乌斯曾说：“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他便死去了。
最后，我们还想起，在尼采的诗《阿利亚娜的悲叹》末尾处狄俄尼索斯的出现，“我就是你的迷宫。”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福柯——那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毁灭又自我发现的令人迷惑的形象，一个“退入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形象。这个由各种异源的要素构成的人，既能让人想起代达鲁斯和米诺托，又能让人想起阿利亚娜和狄俄尼索斯——还有康德和萨德，似乎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他的话摇摆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幻变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个地下人的足迹，这个人还在那里打洞，无疑也还在受苦，而且还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目的地。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1）
①AS，第38页；英译，第17页。
②《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la généalogy；lhistoire），载《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 à Jaen Hyppolite），Paris，1971，第145—146页；英译载LCP，第140页。尼采：《快乐科学》，W。Kaufmann英译，New York，1974，第81—82页（§7）。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③《第二次会谈：关于写历史的方法》（Deusiéme Entretien：sur les facons décrire lhistoire）谈话，1967，重印于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别人的书》（Les livres des autres），Paris，1971，第201—202页；英译载FLI，第25—26页。NC，第xii页；英译，第xvi页。贝鲁尔在1990年3月30日和我谈话时回忆说，他1967年和福柯交谈时，就感到了那个恶梦的故事意义非同小可——就是说，福讲这个故事，是在用他自己的观点，刻意提示他的工作中所蕴含的某种难解的和重要的东西。
④NC，第xiii页；《在寓言的后现》（LArrièrefable），载《拱门》（LArc），第29期，1966，第11页；英译：Behind the Fable，译者Pierre A。Walker，载《批评文集》（Critical Texts），第V卷，第2期（1988），第4页。
⑤MC，第13、16页；英译，第xxi、xxiv页。
⑥德勒兹（Gilles Deleuze）：《福柯传》（Foucault）（Paris，1986），第22页；英译，Sean Hand，（Minneapolis；1988），第13页。
⑦关于福柯这个时期作为一种“游戏”的工作，主要可参见他最后一次谈话：“道义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载《新闻周报》（Les Nouvelles），第2937期，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关于公众对《事物的秩序》的反应，见米歇尔·德· 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译者Brian Massumi，Minneapohs；1986；第171页。
⑧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年），第164页；英译，Betsy Wing，（Cambridge ；Mass。），1991，第138页。艾里邦的这部传记记载了福柯这个时期生活的大量细节。
⑨见同上书，第158、164页；英译，第138、133页。关于和利科等人的电视讨论，见“哲学和真实”（Philosophie et Vérité），载《广播电视党校教学资料》（Dossiers pédagogiques de la radiotélévision scolaire），1965年3月27日电视节目的记录稿。
⑩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0—176页；英译，第144—150页。
布尔丹（G。S。Bourdain）：“罗伯—格里耶论小说和电影”，（谈话），《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4月17日，第13页。
关于罗伯—格里耶，见布鲁斯·莫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