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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前文，第119页。
阿隆：《现代人》，第272页。在卢迪内斯科（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一书的第408页上，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批评了《词与物》在大众传媒界引起的鼓噪。
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文，第119—120页。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1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83页；英译，第156页。并参见“本月杰作”（Les succes du mois），载《快报》，第790期，1966年8月8—14日，第32页。
见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1页。
“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谈话，1966），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37页；英译载FLI，第1页。
同上贝鲁尔书，第138页；英译载FLI，第2页。MC，第13页；英译，第XI，XXII页。也可见福柯同夏普萨尔的谈话，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ne Littéraire）第5期，1966年5月16日，第14—15页。
同上，第14—15页。
福柯1966年的一次谈话，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42页；英译，载FLI，第6—7页。同年的另一次谈话，载《文学半月刊》第5期，第15页。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4）
至少康吉兰就感到奇怪：为何忽略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康德的思考至关重要，却难以符合福柯的时间（和认识论）框架。见乔治·康吉兰：“人的死亡，还是‘我思’的枯竭？”（Mort de Lhomme ou épuisement du cogito？），载《批判》，第242期，1967年7月，第612—613页。麦基奥尔（G。J。Merquior）在他的《福柯传》（London，1985）里，对这些学术批评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第56—75页）。
MC，第38、42、48页；英译，第23、27、33页。美国杰出的科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最近对这一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的过渡作过一个相似的描述，其中也谈到这并非一幅完全虚构的图画。
MC，第59、129页；英译，第44、113页。
MC，页103、119、63；英译，页89、103、49。
德勒兹：“人——一种可疑的存在物”（Lhomme；une existence douteuse）；载《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第32—34页。MC，第274页；英译，第262页。
保罗·韦纳：“福柯在为史学带来革命”，载《人们怎样写历史》（Paris，1978），第235页。参见MC，第14页；英译第xxii页：“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整修积极性体系（或确实性体系：the system of positivities）都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理性进步的结果，而只是由于事物的存有方式，以及那种在将它们提交认识之前对它们加以划分的秩序的存有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见《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参见注释前文，第34页。
康吉兰：“人的死亡”，参见注释前文，第612页。参见MC，第13页；英译，第xxii页：“我想说明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领域，即épitémè，在这里，知识——撇开了任何 理性价值或各种客观形式有关的标准的知识——奠定了自己的确实性，并由此展示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是这种完善化的可能性条件的演进。”在英美科学哲学家中，也许宣扬“无政府理性主义”（anarchorationalism）的保罗·费拉本（Paul Feyerabend）和伊恩·哈金（Ian Haching）最接近福柯的观点；他们至少都提出了这样一些论点，它们可以减轻同康吉兰的文章表露出的那种不安。关于塞尔托的评论，见“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2页。
PD，第15—16页；英译，第15—16页。
PD，第16页；英译，第16页。
PD，第17页；英译，第17页。
鲍罗·卡罗索：“我和福柯的谈话”（1967）；我译自这篇谈话的原始法文记录的经过编辑的打印件。
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PD，第19页；英译，第17页。参见MC，第59页；英译，第44页：“文学［在当代］愈来愈像一种必须加以思考的东西了”。
MC，第64页；英译，第50页（黑体字是后来加的）。法文是“une érosion du dehors”。
PD，第24页；英译，第23页。
PD，第19页；英译，第19页。
MC，第16、333、31页；英译，第xxiv、322、16页。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54页（§32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载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编辑：《袖珍尼采文选》（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1954），第129页（序，§5）。
MC，第275页；英译，第263页。
尼采：《曙光》（Daybreak），R。J。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1982），第184页（§429）。“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引用过这段文字，参见注释前文，第170页注1；英译，载LCP，第163页注59。
尼采：《曙光》，第175页（§174）。
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SP，第21—22页；英译，第16页。关于尼采把海洋当作一种象征，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参见注释前文，第125页（序，§3）：“现在，我教你们什么人：他便是这大海……。”参见CF（谈话，1978），第77页；英译，第123—124页：“人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生产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不断地取代他们的主观性计划，在各种上主观性的一个无限的和多重的序列中建构他们自己，这些主观性没有终结，也从不会使我们直面某种可能是‘人’的东西。人是一种［极限］体验的动物，他在不停地从事着一个过程，这过程通过确定一个对象的领域，同时也在变换着他，把他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变形、改造和美化。在以某种混乱的、简约的和预言家的方式谈‘人的死亡’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一情况……。”
MC，第387—399页；英译，第376页（黑体字是后来加的）。
PD；第28页；英译，第28页。MC，第396—397页；英译，第385页。“阿克吞的散文”，载《新法兰西评论》，第135期，1964年3月，第444、452页；英译“阿克吞的散文”，Sophie Hawkes译，载皮埃尔·克罗索斯基：《双性魔鬼》（The Baphomet）；Hawkes 英译，（Hygie；col，1988），第xxi、xxx页：“［陷入狂喜状态的那些人的］一切都崩解了，爆炸了，显现了但刹那间又消隐了；他们可能还活着，也可能已死去，这无关紧要；遗忘在他们当中俯瞰着同一（the Identical）。”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64页（III，§1）。参见PD，第17页；英译，第16页：“尽管这一体验会让人们‘走出自己’，但这样做的最终目的还是发现自己……。”
艾里邦：《福柯传》，第197页；英译，第185页。
“尼采·谱系学·历史”（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165页；英译载LPC，第158页。麦基奥尔：《福柯传》，第56页。
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论权力”（Du pouvoir，谈话，1978），载《快报》第1722期，1984年7月13日，第58页；英译载PPC，第99页。CF（谈话，1978），第57页；英译，第99—100页。
皮亚杰（Jean Piaget）：《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Chaninah Maschler英译，（New York，1970），第134页。另一位批评者的话，见引于德勒兹“一位新档案员”（Un nouvel archiviste）一文，载《批判》第274期，1970年2月，第195页注1。最近，这些批评在法国又被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兰·雷诺（Alain Renaut）重新提出（参见《思想》第68期，Paris，1985）。很奇怪（似乎对他们正在意识到的认识论和存有论的各种困难视而不见），他们希望回到费希特的政治理论（！）和萨特的“人道主义”（！！）。参阅费里和雷诺：《海德格尔与现代性》（Heidegger and Modernity），Franklin Philip英译，（Chicago，1990），第95—98页。
“萨特的回应”，载《拱门》第30期，1966年。
CF（谈话，1978），第45页；英译，第85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99—210页；英译，第187—198页。
AS，第188、37、164页；英译，第144、25、125页。CF（谈话，1978）第69页；英译，第113页。事过好几年，福柯在1983年柏克利的一次讨论课上，说明了这种爆发的“神秘性”：“我想，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像癫狂、犯罪、性这类现象的］某种特定的问题化，并非某种历史背景或情势的结果或后果，而是由确定的个人作出的一种回答（尽管你可能在一系列的本文中找到同样的回答，而且在某种时候这个回答可能还会显得非常笼统、毫无特征）。”见“论问题化”（On Problematization），载《当代史》，1988年春季号，第17页。并参见AS，第261页；英译，第200页（下文将引用）。
德勒兹：《福柯传》，第27页；英译，第18页。
AS，第183、268、27、148、261、41、172—173、274页；英译，第140、205、16、112、200、28、130—131、210页。
“回归历史”（Revenir a Lhistoire，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vii页。参见AS，第22—23、20页；英译，第13—14、11页。福柯批评萨特时从不点名，尽管其批评对象很清楚。（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实际上提到了布劳代尔，但只是顺便提及，主要是为了说明：令布劳代尔感兴趣的那种历史现象，和萨特自己的自由和“常规”观念是一致的。但他的论证是草率的、缺乏说服力的。）
AS，第20页；英译，第11页。MC英译，第vii页。福柯在这个英文序言中对结构主义的拒绝承认，就像他早先对结构主义的坦率承认一样，都是“策略性的”和迷惑人的。这一点，他1970年10月在日本作题为“回归历史”的讲演时曾作过明示。“回归历史”（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viii页：“我觉得结构主义……有助于抛弃关于历史的那种伟大的生物学神话”（指把历史看成一种逐步进化的有机过程的观点）。
AS，第27页；英译，第17页。
贝鲁尔1990年3月30日的谈话。
“第二次会谈：关于写历史的方法”（谈话，1967），载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97页；英译，载FLI，第20页。
同上书，第197、199页；英译载FLI，第20、22—23页。参见AS，第172—173、274页；英译，第130—131、120页：在《知识考古学》的这两段批评性的文字里，福柯以其特有的简练笔触暗示了布朗肖和“外界”。还可参见莫里斯·布朗肖：“现在在哪里？现在是何人？”，载《未来的书》（Le livre à venir），第290页。
同注143所引书，第201—202页。英译载FLI，第25页。
同上书，第206、203页；英译载FLI，第30、27页。
“父亲的‘不’”（Le “non” du pere），载《批评》，第178期，1962年3月，第200页；英译载LCP，第75页。
同注145，第204页；英译载FLI，第28页。
同上书，第203页；英译载FLI，第27页。汉斯·乌尔里奇·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文章“超越主柯／福柯风格”（Beyond Foucault/Foucaults Style），载1991年11月在东京大学举行的“福柯时代”讨论会论文集（待出版）。
尼采：《曙光》，第1页［序，§1］。
同上。
AS，第28页；英译，第17页。
参见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s），英格兰哈蒙兹沃恩，1960，第1卷，第285—286页，关于特罗弗尼乌斯。这里，也许有必要指出：卡尔·雅斯贝尔斯曾在他的《尼采》一书里断言，迷宫在尼采那里也是一个用以表达“死亡”的“最后真实”的符号。
参见《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9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