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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在所难免了。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68年11月6日的一次教员和学生的全体大会上。以安德烈·格吕克斯曼为首的一帮死硬斗士中的骨干分子突然发难，大闹会场，号召学生们不要去理睬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的无聊争论。他们的靶子之一便是福柯；他们指控说，把这位有争论癖的哲学家雇来就是一个花招；政府在企图“用学术争吵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他们的意向十分明白，这就是：抛开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说：抛开大学。革命应该到大街上去进行！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4）
这些好斗分子误解了他们的福柯。在他的突尼斯经历的启发下，福柯迅速建立起一种具有突出的非传统色彩的哲学系。他让两个人担任了系里的高级职务：一个是米歇尔·塞黑——一位精通数学但又着迷于文学的学者；另一个是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cois Chatelet），他年岁稍长，也极善于把博学和想像结合在一起。这两人都同福柯本人一样，是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聘用的低级教员，造诣自然较差一些，但也几乎同样非同寻常：他们全都是五月学潮的老斗士。实际上，他甚至给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安排了一个工作！虽然格吕克斯曼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福柯的那些低级同事却都是同一类人物：他们之中，有一个托派，一个共产党员，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们极富批判精神，是所谓“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组织的成员。
1968年5月之后，一些极左派团体在法国名噪一时。其中，对于法国学生左翼的发展来说（或对米歇尔·福柯来说）至为重要的，便是这个“无产阶级左派”（简称“GP”）。该组织是一个名叫班尼·列维［Benny Lévy，他在这些年里是以“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化名进行活动的］的青年斗士在1968年底创建的，其中纠集了无政府主义组织“3月22日运动”（五月风潮的鼓动者）的一些老斗士，和一个被取缔了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宗派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munists ［marxisteléniniste］）（简称“UJC［ml］”）的骨干分子。“GP”的组织规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也只号称拥有二千来名资格充分的成员。尽管如此，它却享有极大的声望：这个组织极富于热情和献身精神，既像巴枯宁（Mikhail Bakunin）那样惟恐天下不乱，又很讲求列宁那种高超的策略手腕。
在当时的法国，惟有这个组织能够将5月里开始的这场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能够透过控制其混乱的精力来延长这一历史契机。
“GP”透过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工作和地下活动方面的经典技能：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透过一些卫星机构［如《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各附属的人民阵线组织［如“人民事业之友”（Les Amis de 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和一些准军事性的秘密团体，来行使的。这个团体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论，牢牢记住了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著名格言。他们还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级制、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很自然“GP”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耽迷于造反的幻想，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残暴现实却缺乏兴趣。）
同时“GP”还从1968年5月的学潮中，承继了该运动怀疑政党和重视直接行动（将它视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的心态。本着这一精神，该团体在1970年曾请工人们免费搭乘地铁，去进行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同年，一支附属于该团体的“突击队”对“福顺”（巴黎最豪华的食品杂货店之一）发动了一次罗宾汉式的袭击：将富人的馅饼偷去以接济贫困的移民劳工。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像“无产阶级左派”这样一个宗派性集团，这样一个充满禁欲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狂想的组织，会引起福柯的兴趣。他在1978年承认：“五花八门的理论、政治讨论、诅咒、排斥、宗派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这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相反却令我沮丧透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经历仍使他认识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肤浅的教条，但在一定情况下，却可能具有某种索雷尔式神话（Sorelian myth）的价值。他还认识到，“GP”里的大部分斗士，像全世界大多数学生造反派一样，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奉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他在1970年这样指出。“他们更相信的，是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分析”（或者说，革命精英的号令）。尤其是，“GP”热衷于直接行动的对抗风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诱发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发“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
如福柯后来所解释的，在1968年行将过去和他在樊桑纳大学的新工作就要开始之际，他很想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进行试验，而这些政治行动将要求“一种本人的人身投入，将是实实在在的，并将以具体的、精确的和确定的方式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为自己设计一种行动方式，它既可以再现那种曾在我写关于癫狂的书时引起我极大关注的东西，又可以再现那种我在突尼斯刚刚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重新发现的体验”。
30年代的乔治·巴塔耶（他的书又恢复了印刷，在法国学生中突然风行一时）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兴趣，欢迎过“无限制骚乱的突然爆发”、“各种人爆炸性的骚乱”，以及“灾难性事变”中的血腥暴行。怀着类似的情绪，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在1968年也曾对“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报以热烈欢呼。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无产阶级左派”的其他一些领袖也将号召人们“处死暴君，为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压迫进行一切形式的报复”。
然而，福柯对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在他对“体验”的渴求中，他现在难道也会欢迎“无限制暴乱”、“一切形式的报复”乃至“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吗？
我们在1969年1月23日得到了答案。那天下午，在樊桑纳大学，福柯伙同其他一些教授，和500来名学生和斗士一起，占领了这个新学校的办公大楼和几天前才启用的梯形教室楼。当天早些时候，索邦大学学生为抗议警察进入校园而占领了校长办公室。表面上，福柯他们的行动似乎是为显示他们同索邦学生的团结一致，但实际上，套用美国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一句妙语来说，就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有人猜测，人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再度探索混乱状态的创造性潜能，重温“街垒之夜”的旧梦。
在发生这次占领行动之前的几天里，樊桑纳的学生斗士们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其声势越来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将樊桑纳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他们把试验性的师生大会（当然是在这种大会开会的时候）斥为“大骗局”，认为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他们宣布“概不承认”所谓“教授的权力”。
“GP”成员的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个口号：“打倒大学！”伏尔泰反教权的口号“消灭丑类（Crush infamy）！”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福柯他们对樊桑纳大学的占领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1月24日拂晓，警察开始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人们，包括福柯在内，则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桌椅箱柜堵塞了楼梯通道，警察便透过窗户向楼内放射催泪弹。
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福柯在内）则转移到屋顶上，并开始从那里向聚集在下边的警察投掷砖块。
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
“他非常勇敢，确实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那一夜一直在和福柯并肩作战：“夜里警察来的时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们斗……。真令我钦佩。”
樊桑纳战斗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见的米歇尔·福柯的出现：他不再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的先知。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变了。在突尼斯的时候，他就让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自己的头发，留下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的微笑，他现在看上去颇有点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后来连续好几年，《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广告，吸引读者订阅。
他的言谈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论基础上迎合他们（就像他在10年前加入结构主义语言游戏那样），福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一直使用着阶级斗争的套语，甚至利用过毛主席的偶像权威。
同时，很奇怪，通过履行愤激派知识分子在法国的神圣职责，福柯开始在法国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的敬意。
至少格吕克斯曼就丝毫也不对福柯最近的变化感到惊讶。“在法国这很正常，”他说，“你已经做了知识分子，接下来必然要做一名斗士。在萨特看来这完全是一回事。”
又是萨特！福柯不论走到哪里，看来都躲不开这位存在主义者的影子。萨特虽然已差不多65岁了，但仍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他敏于批判，以揭露权力的滥用为己任，从不惊怕响应埃米尔·左拉昔日的战斗呼唤——“我控诉！”他在1968年5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为据说他在学潮的高峰期间曾来过索邦大学。
尽管如此，福柯现在开始向他的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了。这一挑战，不仅像以往那样表现在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萨特可能会发表演说。但福柯，正如他在樊桑纳所表现的那样，却准备走得更远——他要采取行动。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5）
同时，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一样，福柯还不得不对付他以樊桑纳大学哲学系的形式创造出来的那个怪物。
福柯的系开出了无数诸如“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课程，很自然地吸引了一切类型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他的许多好斗的同事都被当时流行的狂热情绪裹挟而去了。1970年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她自称是毛派（和雅克·拉康的女儿）——在公共汽车上，向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胡乱分发哲学学分证书。后来她在《快报》（LExpress）上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大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虚构物”。
这件事惹恼了共和国总统。教育部长解雇了米勒，并迅速发出通报：樊桑纳大学哲学学位的持有者不再具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任教的资格，由此取消了整个哲学系授学位的权利。
福柯则诉诸舆论，坚决捍卫他的教学方案和各大学仍在继续的造反运动。“我们力图创造自由的经验，”他在《新观察家》上解释说。“我说的不是全面的自由，而是在像樊桑纳这样的大学里的那种尽可能完整的自由。”他指出，法国的哲学教育长期产生一种阴险的教化作用，创造着一种“政治—道德意识，一种良心上的国民自卫军”。若按政府所要求的那样保持传统的哲学课程，人们“就会陷入一个圈套”。此外福柯还说，“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觉得，学生们以初看上去纯属民间传统式的行为试图做的，和我自己力图在我的书的尘埃中试图完成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福柯在这几个月里的又一次谈话中解释道，“我们必须摆脱政治保守主义，也必须摆脱……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必须看穿我们那些礼仪的本质：它们是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是和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透过游戏和反讽，用戏弄的方式来超越它们，是有益的（而真正的戏剧也就在这里）；把自己弄脏，让自己胡子拉杂，长发披肩，让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