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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逗得我们开怀大笑。他说：我吞过煤气，我喝啤酒，对这个世界和它的狐朋狗友，我连臭屁都懒得放一个。要是小阿非累了、闹了或哭了，帕姨父就把胸前的衬衫撩上去，对他说：这儿，来吸爸爸的奶。看到那平平的胸脯和奶头，阿非愣了一下，不再闹了。
阿吉姨妈回家前，我们得洗掉茶缸，打扫一下，这样她就不知道我们大吃了一顿面包和火腿三明治。一旦她知道了，会对帕姨父唠叨上一个月的。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让她唠叨个不停？他参加过世界大战，中过毒气，长得人高马大，又有工作，能逗得全世界人大笑。这是个谜。这是牧师和老师们经常告诉你的：万事都是个谜。你不得不相信这种说法。
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我很容易把帕姨父当成父亲。我们坐在炉灶旁喝着茶，他一放屁，就说：划一根火柴吧，这可是德国人送的礼物，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阿吉姨妈总爱折磨我，她叫我疤瘌眼，说我跟父亲一模一样，举止古怪，一副北方长老会教徒那种鬼鬼祟祟的外表，长大后很可能会给奥里弗。克伦威尔造一个祭坛；说我会跑去和一个英国表子结婚，在家里挂满皇室的肖像。
我想摆脱她，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办法：把自己弄病，住进医院。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假装要上厕所，我来到后院，在寒冷的户外站着，盼着自己染上肺炎或是急性肺病，这样我就可以住院了，那里有干净漂亮的床单，还有蓝衣女孩送到床头的饭菜和书籍，或许我还会遇到另一个派翠西亚。麦迪根，再学会一首长诗。我穿着衬衫、光着脚，在后院站了好长时间，望着鬼船一样的月亮在云海中穿行，然后哆哆嗦嗦地回到床上，盼着自己早上一觉醒来，就会咳得厉害，满脸通红。可是我没有，我感觉精神十足，要是能和母亲、弟弟们一起待在家里的话，我的精神会更好。
有些时候，阿吉姨妈对我们说，她无法多容忍我们一分钟，快走开。疤瘌眼，把阿非抱出来，放进婴儿车，带上你的弟弟们，去公园里玩吧，恁们想干什么都行，听见晚祷钟响了再回来，一分钟都不能晚，恁们听见我说的了吗？一分钟都不能晚。外面很冷，但我们才不在乎。我们推着婴儿车，上了奥康纳大街，来到巴里纳库拉或罗斯布瑞恩路。我们任阿非在田野里爬来爬去，看母牛和绵羊，看见母牛来蹭他，我们都笑了。我钻到母牛的肚皮底下，把牛奶挤到阿非的嘴里，直到他喝够了吐出来。农民见了追过来，看到迈克尔和阿非都这么小，他们便作罢。小马拉奇朝那些农民笑着说：我抱着小孩呢，来打我吧。后来他有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去自己家里玩一会儿呢？我们在田野里拣了些树枝和碎木块，匆匆赶往罗登巷。意大利的壁炉旁有火柴，我们很快就生着一炉旺火。阿非睡着了，不久，我们都迷迷糊糊漂进梦乡。直到至圣救主会教堂的晚祷钟轰然响起，我们才从梦中醒来。这回惨了，阿吉姨妈要因为我们的迟到找麻烦了。
我们也不在乎了，她想怎么嚷就怎么嚷吧，反正我们到乡村和母牛、绵羊一起玩了个痛快，又回到楼上的意大利美美地烤了会儿火。
你可以看出，阿吉姨妈从来没有这样愉快的时光，她有电灯，有私人厕所，但就是没有愉快的时光。
外婆星期四和星期天上她这里，她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看妈妈。我们不能去，因为儿童不许进医院。假如我们问一句：妈妈怎样啦？她们就会流露出暴躁的表情，对我们说她没事，还活着。我们很想知道她什么时候出院，我们好回家，可是我们不敢问。
一天，小马拉奇对阿吉姨妈说他饿了，可不可以吃一片面包，她卷起《圣心小信使》打了他，他的睫毛上挂满泪珠。第二天放学后，他没有回来，到睡觉时间，仍然没有回来。阿吉姨妈说：噢，我猜他是逃跑了，跑了更好，等饿了他就会回来，让他到阴沟里找舒服去吧。
第二天，迈克尔从街上跑进来，喊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随即又往回跑。只见爸爸坐在过道的地板上，紧紧拥抱着迈克尔。他哭了：你可怜的母亲啊，你可怜的母亲啊。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酒气。阿吉姨妈脸上带着微笑：啊，你回来了。她开始烧茶，做鸡蛋、香肠。她派我出去，给爸爸买了一瓶黑啤酒，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这么高兴、大方。迈克尔问：我们要回自己家吗，爸爸？
要回，儿子。
他把阿非放回婴儿车，车里还放着三件旧外套和生火的煤、木柴。阿吉姨妈站在门口，告诉我们做个好孩子，随时过来喝茶。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坏词：老表子。这个词就这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拿它没有办法。等忏悔时，我得向牧师讲这件事。
小马拉奇没在阴沟里，他在我们家里，正吃着一个喝醉的士兵掉在萨斯菲德兵营大门口的煎鱼和薯条。
妈妈两天后回家了，她很虚弱，面色苍白，步履缓慢。她说：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好好休息，多吃营养食品，一星期要吃三次肉、蛋。上帝保佑我们，那些可怜的医生不会想到我们吃不起。爸爸在炉子上为她烧了茶，烤了面包。他又为我们煎了面包。我们在楼上暖暖和和的意大利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他说他不能久留，得回考文垂工作，妈妈纳闷他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回考文垂？快到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六，他早早起床，和我一起在炉边喝茶。他煎了四块面包，用《利默里克导报》包起来，在大衣口袋里各装了两块。妈妈还在床上睡着，他在楼下冲她喊了一句：我走了。她说：好吧，到了写信来。父亲就要去英国了，而她竟然连床都不起。我问能不能陪他到火车站。不，他说，他不去那儿，他要到通往都柏林的公路上看看，能不能搭上顺风车。他拍拍我的头，吩咐我照顾好母亲和弟弟们，就出门了。我目送他走进巷子，消失在拐弯处。我跑过巷子，看着他走下巴拉克山坡，走向圣约瑟街。我也跑下山，一路跟着他。他一定知道我在跟着他，回过头冲我喊：回家去吧，弗兰西斯，回家去陪着妈妈。
一个星期后，他来信了，说他已平安到达，要我们做个好孩子，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最重要的是听母亲的话。又过了一个星期，他电汇来三英镑，把我们乐上天。我们有钱了，要吃煎鱼、薯条、果冻和牛奶蛋糊喽，还要每个星期六去利瑞克电影院、大广场电影院、卡尔顿电影院、雅典娜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和最有意思的萨瓦电影院。说不定，我们还会跟利默里克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起在萨瓦饭店喝茶、吃蛋糕呢，我们一定在端茶杯时伸出兰花指。
下个星期六，没有电报，又一个星期六，还是不见电报，以后的星期六，再也没有电报了。妈妈又开始向圣文森特保罗协会讨东西，又开始去“大药房”，考非先生和凯恩先生开玩笑说爸爸在皮卡迪利大街养了个表子，妈妈也只好陪着笑脸。迈克尔问表子是什么，她告诉他是喝茶时吃的东西。她成天和布瑞迪。汉农坐在炉子边抽“忍冬”，喝没有味道的茶。我们放学回家后，早餐时掉的面包渣还在桌上，她再也不洗果酱瓶和茶缸了，糖都招来了苍蝇，她也不管。
她说我和小马拉奇得轮流照看阿非，用婴儿车推他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小孩子总不能从十月到来年四月一直关在楼上。要是我们说想跟伙伴玩，她就会扇来一个大耳刮子，打得你耳朵生疼。
我们只好和坐在婴儿车里的阿非玩游戏。我站在巴拉克山坡的高处，小马拉奇站在山坡下面。我把婴儿车推下山坡，小马拉奇本该把它接住，但他光顾着看一个小伙伴溜冰了，婴儿车从他身旁飞快地冲了过去，蹿上街道，直奔莱尼斯顿酒吧。那里，人们正在悠闲地喝酒，没想到突然冲进来一辆婴儿车，里面还坐个小脸脏兮兮的孩子，嘴里“咕、咕、咕、咕”地叫着。酒吧伙计高喊这可够丢人的，居然让小孩坐在婴儿车里大叫着冲进门，该管管这种行为了，他要叫警卫。这时，阿非朝他挥起小手，面露微笑，他说：好吧，算了，给这孩子一块糖果和一瓶柠檬水，也给这对破衣烂衫的小哥俩一瓶柠檬水。老天在上，这是个艰难的世道，一不留神，一辆婴儿车就破门而入，你还得不分青红皂白地拿出糖果和柠檬水招待他们，恁们俩带上这孩子，回家找恁们的妈妈去。
小马拉奇又有了一个妙计，我们可以像叫花子那样，推着阿非在利默里克到处走，见了酒吧就进去要糖果和柠檬水。但我不想让妈妈发现，迎面扇我的耳刮子。小马拉奇说我不够哥们儿，一个人跑了。我推着婴儿车上了亨利街，到了至圣救主会教堂。灰蒙蒙的天，教堂也是灰蒙蒙的，一小群挤在牧师家门口的人也是灰蒙蒙的。他们在等着要牧师吃剩的晚餐。
我看到人群中，有个穿着灰色脏外套的女人，那是我的母亲。
那是我自己的母亲呀，也在乞讨。这比领失业救济金、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和“大药房”还不如啊。这是最惨的一种耻辱了，和沿街乞讨没什么两样，那些叫花子抱着他们满身疥疮的孩子，吆喝着：看在可怜的孩子的分上，给我们一便士吧，先生，孩子饿了，太太。
我的母亲现在也成了叫花子，要是让巷子或学校里的人看见，我们家的人就把脸丢尽了。我的伙伴还会在校园里给我起新外号，挖苦我，我知道他们会这样说：
弗兰基。迈考特，
是个讨饭婆的儿，
长着疤瘌眼，
还去学跳舞，
一副哭丧脸，
像个日本佬。
牧师家的门打开了，人们伸着手蜂拥过去。我听见他们在说：兄弟，兄弟，这儿，兄弟，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兄弟。我家里有五个孩子呢，兄弟。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往前挤，我看见她咬紧牙关，抢到一个袋子。趁她没有看见，我推着婴儿车走上另一条街道。
我不想回家，推着婴儿车走向码头路，来到考坎里，利默里克全城的灰土和垃圾都倒在这里焚烧。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孩子们追赶着老鼠。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折腾这些并没在他们家中捣乱的老鼠。要不是阿非饿得大叫，踢腾着圆滚滚的腿，挥舞着空空的奶瓶，我就要永远这么走下去。
妈妈生了火，锅里煮着东西。小马拉奇笑了，说妈妈从凯瑟琳。奥康纳小店买来了腌牛肉和一些土豆。假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讨饭婆的儿子，他就没这么高兴了。她在巷子里喊我们回家。我们在桌旁坐下，我连看一眼这个要饭婆妈妈的勇气都没有。她把锅端到桌子上，给每个人舀了些土豆，用叉子把腌牛肉挑了出来。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腌牛肉，而是一大块颤巍巍的肥肉，腌牛肉的影子仅仅是上头那么一点｜乳头大小的红肉。我们都盯着那点肉，想知道谁会吃到它。妈妈说：这是给阿非的，他小，正长身体，应该吃这块肉。她把肉放到阿非面前的碟子里。他把碟子推开了，又把它拽了回来。他把那块肉搁到嘴边，环顾了一眼厨房，看见我们家的狗拉奇，便把肉扔给它。
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肉没有了。我们吃着搁了很多盐的土豆，我咬着我那块肥肉，全当它是那块｜乳头大小的红肉。
大老爷们
妈妈警告我们：恁们要管住自己的爪子，别动那个箱子，里面没有恁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关恁们的事。
她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就是很多纸片：出生和受洗证明、她的爱尔兰护照、爸爸在贝尔法斯特办的英国护照、我们的美国护照，还有一条鲜艳的红色大摆长裙，饰有亮晶晶的金属片和黑色的荷叶边，这是她从美国一路带回来的，她想永远把它保存下去，提醒自己也有过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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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起舞的青春。
我并不在乎她箱子里放着什么，可这时我和小马拉奇、比利。坎贝尔组成了一个足球队。我们买不起队服和运动鞋。比利问：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谁呢？我们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想起那条红色长裙，一个名字随之而来：利默里克红心。妈妈从不打开那个箱子，所以，要是我从她那条长裙上剪下一块，做成七个红心贴在我们胸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眼不见心不烦，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
长裙埋在那些纸片下面，我看见我护照上的照片，我还小，我明白他们为什么叫我日本佬了。有一张纸上写着：结婚证———马拉奇。迈考特和安琪拉。西恩于一九三○年三月八日结为神圣夫妻。这怎么可能？我出生在那年的八月十九日，比利。坎贝尔跟我说过，父母必须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