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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卫都笑了。囚室里的男人们伸出手来，拍着我们的头，他们身上的那股味道，跟爸爸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回家时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那些男人说：天啊，听听他们说话，那声音就像大牌电影明星，你们是从天上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囚室另一头的女人们对小马拉奇说，他很招人喜欢，说双胞胎很让人怜爱。一个女人对我说：过来，亲爱的，你想吃糖吗？我点点头。她说：好吧，把手伸出来。她从嘴里掏出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放到我的手上。拿去吧，她说，一块好吃的黄油硬糖，搁进嘴里。我不想放进嘴里，因为她的嘴巴把它弄得又黏又湿。可是我不知道，当囚室里的女人给你黏糊糊的黄油硬糖时，你该怎么做。我正想把它放进嘴里，一个警卫走了过来，抢下那块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你这个醉醺醺的表子，别招惹这孩子。所有的女人都笑了。
警官给母亲一条毯子，她躺在一条长凳上睡了。爸爸背靠墙坐着，在帽檐下睁着眼睛，抽着警卫们递给他的香烟。把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的警卫说自己是北方巴利米纳镇人，他同爸爸谈起了那个地方，谈起他们认识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像卡申达尔镇和图姆镇这些地方的人。那个警官说等将来拿到退休金，他就去内伊湖居住，每天钓鱼打发日子。鳗鱼，他说，鳗鱼多得是。耶稣，我就喜欢吃油煎的鳗鱼。我问爸爸：这是库胡林吗？那个警卫笑得脸都涨红了：啊，圣母，你听说过这个？这个小家伙想知道我是不是库胡林，一个小美国佬竟然知道库胡林的底细。
爸爸说：不是，他不是库胡林，可他是个要在内伊湖边钓鱼打发日子的好人。
爸爸晃醒我：起来，弗兰西斯，起来。警局里一片嘈杂，一个男孩一边拖着地，一边唱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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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明白我为何想要你的吻，
非要不可，这就是原因，
如果非要不可，你这样的人，
可会爱上我，可会爱上我？
我告诉他那是我母亲的歌，他不准再唱了。但他只是抽了口烟，走开了。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要唱别人的歌呢？走出囚室的男人和女人们叫嚷着，抱怨着。给我黄油硬糖的那个女人停了下来，说：我喝了点酒，孩子。对不起，我愚弄了你。但是，那个从巴利米纳镇来的警卫命令她：快走，趁我还没重新把你关进去，你这个表子赶快出去。
啊，关吧，她说，进来，出去，有什么关系？你这个欠揍的杂种。
妈妈坐在长凳上，身上裹着毯子。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递给她一缸茶，对她说：没错，我就是那个警官的妻子，他说你可能需要帮助。你想吃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吗，太太？
妈妈摇了摇头：不要。
啊，太太，像你现在这样虚弱，一定得吃个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
妈妈还是摇头。我真奇怪，她怎么能对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说“不”，这样的好东西上哪儿找啊？
好吧，女士，那个警官的妻子说，那就来块烤面包吧，再让孩子们和你那可怜的丈夫吃些东西。
她去了另一间屋子，很快就拿来茶和面包。爸爸只喝茶，把他的面包给了我们。妈妈说：把你的面包吃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饿倒了对我们没什么好处。他摇摇头，问那个警官的妻子有没有香烟，她给他拿来香烟，告诉妈妈，警局里的警卫们凑钱给我们买了去利默里克的火车票，还会有一辆汽车来运我们的行李箱，把我们送到国王桥火车站。三四个小时后，我们就会到达利默里克。
妈妈举起双手，拥抱了那个警官的妻子。上帝赐福你和你的丈夫，还有所有的警卫，妈妈说，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天晓得，回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警官的妻子说，这些孩子是多么可爱啊。我是从科克来的，知道要是身上没有俩钱的话，在都柏林会是怎样的滋味。
爸爸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抽烟，喝茶。他就那么待着，直到汽车来了，载上我们穿过都柏林的街道。爸爸问司机，可不可以从邮政总局那条路走。司机问，你是想买邮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爸爸说，我听说他们新立了一座库胡林的雕像，纪念在一九一六年死去的人们，我想让我这个特别崇拜库胡林的儿子看一眼。
司机说他不知道这个库胡林是谁，不过他不介意在那儿停一会儿，他也可以进去看看那场骚乱的状况。他小时候，英国人从利菲河开炮，几乎把邮政总局毁掉了，打那以后他就再没去过那儿。他说，你们可以看见大楼的正面到处都是弹孔，应该留着它们，提醒爱尔兰人别忘了英国佬的背信弃义。我问这个人什么是背信弃义，他说问你父亲吧。我正想问父亲时，我们停在了一座有圆柱子的大楼前，这就是邮政总局。
妈妈留在车里，我们跟着司机进了邮政总局。他在那儿，他说，那就是你们的库胡林。
我感觉泪水夺眶而出，我终于见到了他———库胡林，他就矗立在邮政总局里。一身金色，长长的头发，低垂着头，一只大鸟栖息在他的肩上。
司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啊？那个长头发的小伙子在干什么？那只鸟在他的肩上干什么？行行好，告诉我，先生，这跟一九一六年死去的人们有什么关系？
爸爸说：库胡林战斗到了最后，像复活节周的男人们一样。敌人不敢靠近他，直到他们确定他已经死了。是这只鸟落到他的肩上，开始喝他的血，他们才知道的。
噢，司机说，对爱尔兰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日子，需要一只鸟来告诉他们一个人死了。我想最好现在就走，不然就赶不上那班去利默里克的火车了。
那个警官的妻子说她会给外婆发去一封电报，要她在利默里克接我们。她现在就在站台上，头发灰白，眼神尖刻，围着黑色的披肩，见到母亲和我们时，连一丝微笑也没有。甚至见到弟弟———一脸灿烂微笑和一口可爱洁白牙齿的小马拉奇时，她也一丝笑容都没有。妈妈指着爸爸说，这是马拉奇。外婆点点头，就朝一边看去。她叫了两个正在火车站逛来逛去的男孩，给他们钱，让他们搬运行李箱。那两个男孩剃着光头，鼻涕邋遢，没有穿鞋。我们跟着他们穿过利默里克的街道，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没有头发，她回答说剃光头是为了让虱群没地方躲藏。小马拉奇问：“一个虱群”是什么东西？妈妈说：不是“一个”虱群，单个的叫虱子。外婆喝道：恁们别说了！这像什么话？那两个男孩吹了一声口哨，笑起来。他们一路小跑着，好像穿了鞋似的。外婆提醒他们：不要笑，不然恁们会把箱子摔坏的。他们不再吹口哨，也不笑了，我们跟着他们走进一个公园，公园的中心耸立着一根高高的柱子和一座塑像，那草地绿得让人目眩。
爸爸抱着双胞胎，妈妈一只手拎着包，一只手牵着小马拉奇，她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喘气，外婆说：你还在抽烟吗？烟会要了你的命的。在利默里克，没人抽烟肺病就已经够多的了，那是有钱人才干的蠢事。
公园的小径两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这让双胞胎很激动，他们指指点点，发出吱吱的尖叫声。除了外婆，我们都笑了，外婆扯起披肩蒙上头。爸爸停下来，放下双胞胎，让他们离花更近一些。他说：花。他们跑来跑去，指指点点着，试着说“花”。一个提箱子的男孩说：上帝呀，他们是美国人吗？妈妈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在纽约出生，这些男孩子都在纽约出生。那个男孩对另一个说：上帝呀，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放下箱子，开始瞪着我们，我们也瞪着他们看。外婆说：恁们想一整天都站在这儿看花，大眼瞪小眼吗？我们又继续赶路，走出公园，来到一条狭窄的小路，再踏进另一条通往外婆家的小巷。
小路两边各有一排小房子，外婆就住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里。她的厨房里有一副擦得锃亮的黑铁炉灶，炉栅里火光闪闪。窗下靠墙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对面是一个壁橱，里面放着茶杯、托盘和花瓶。壁橱总是锁着，钥匙在她的钱包里。只在有丧事、异乡来客或者牧师来访时，你才能用里面的东西。
炉灶边的墙上有一张画像，画中是一个有褐色长发和悲伤眼神的男人。他正指着自己的胸膛，那里有一颗放射出火焰的大心脏。妈妈告诉我们，那是耶稣的圣心。我想知道这个男人的心脏为什么要着火，他为什么不往上面洒水？外婆问：难道这些孩子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宗教吗？妈妈告诉她，在美国情况不大一样。外婆说：圣心无所不在，这种无知没有借口。
这张心脏燃烧着的男人的画像下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玻璃杯，杯里盛着火光摇曳的蜡烛，旁边是一个小塑像。妈妈告诉我们，那是耶稣圣婴，是布拉格圣婴像，要是你们需要什么，就向他祷告吧。
小马拉奇说：妈妈，那我能告诉他我饿了吗？妈妈把手指竖在她的唇前。
外婆在厨房里嘟嘟囔囔地烧茶，她吩咐妈妈切面包，不要切得太厚。妈妈坐在桌边，呼吸有些困难，她说过一会儿就切面包。爸爸拿起刀子，切起了面包。外婆并不喜欢这样，她皱起眉头，但什么也没说，连他切得太厚也没说。
椅子不够坐，我和弟弟们只好坐在台阶上吃面包，喝茶。爸爸和妈妈坐在桌边，外婆拿着茶缸坐在圣心的下面。她说：上帝呀，我真不知道拿恁们怎么办，这个家里没有房间了，再多住一个人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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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拉奇跟着说：恁们，恁们，他格格格地笑起来，我也跟着说：恁们，恁们，双胞胎也跟着说：恁们，恁们。我们笑得那么厉害，几乎都吃不下面包了。
外婆瞪着我们：恁们笑什么？这个家里没什么好笑的。恁们最好规矩些，别等着我去收拾恁们。
她并没有停止说“恁们”，小马拉奇笑得止不住了，满脸通红，把面包和茶全吐了出来，爸爸说：小马拉奇，还有你们几个，不许笑了。可是，小马拉奇停不下来，还是继续笑，爸爸说：到这儿来。他撸起小马拉奇的袖子，抬手抽了他的胳膊几下。
规矩不规矩？
小马拉奇含着满眼泪水，点点头：规矩。爸爸以前从没像这样抬手打人。爸爸说：做个好孩子，坐到你的兄弟们那儿去吧。他放下小马拉奇的袖子，拍了拍他的头。
这天夜晚，妈妈的妹妹阿吉姨妈从制衣厂下班回来。她跟麦克纳马拉姐妹一样，人高马大，长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她推着一辆加重型自行车进了厨房后面的小房间，然后出来吃晚饭。她住在外婆家，是因为和丈夫帕。基廷吵架了，他喝醉酒后，对她说：你这头大肥母牛！回家找你妈去吧。这是外婆告诉妈妈的，这就是外婆家没地方给我们住的原因。除了自己和阿吉姨妈，她还有个儿子帕特，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在外面卖报纸。
外婆告诉阿吉姨妈，她得和妈妈睡一张床，她发了几句牢骚。外婆说：喂，给我闭嘴。就一夜，死不了你。要是你不愿意，可以回到你丈夫那儿去，反正你是属于那儿的，别跑回家上我这儿来。耶稣、玛利亚和圣约瑟啊，看看这个家吧———你、帕特、安琪拉，还有她那帮美国活宝，我的晚年还能消停吗？
她把外套和破布铺在后面那个小房间的地板上，我们在那里和自行车睡在一起。爸爸待在厨房的椅子上，我们要上厕所，他就领我们去后院；夜里双胞胎被冻哭时，他就哄他们入睡。
早晨，阿吉姨妈过来推她的自行车，对我们说：恁们当心点，好吗？恁们让开，好吗？
她走后，小马拉奇不停地说“恁们当心点，好吗？恁们让开，好吗？”我听见爸爸在厨房里大笑，外婆下了楼，他才警告小马拉奇安静些。
这天，外婆和妈妈在风车街找到一间有家具的屋子，阿吉姨妈和她丈夫帕。基廷在这条街道上有一套公寓。外婆付了房租，两星期十先令。她给妈妈一些买食品的钱，又借给我们一个水壶、一个盆、一个平底煎锅，还有刀子、勺子和当茶缸用的果酱瓶，以及一条毯子、一个枕头。她说这是她能给我们的全部家当了，爸爸得抬起屁股去找工作了，要么去领失业救济金，要么去找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的慈善机构，或者去领赈济品。
屋子里有一个壁炉，一旦我们有了钱，就可以在那里烧茶水、煮鸡蛋。我们还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一张床，妈妈说那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床。我们在都柏林和外婆家的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