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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小问题，一是交战双方近体肉搏时如何区分敌我？原来每个士兵的背上都插有一面旗帜，上面画有其所属部队的标志，不至于弄错。一是经常在家康军的身后看到横幅一样的白布条，上书“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等语，原来这是净土宗的口号，与当时日本所盛行的草庵文化息息相关，比如主张爱好清淡之“草庵茶道”的千利休就由于与秀吉爱好奢华的“黄金茶室”美学观发生根本冲突，被秀吉借大德寺山门事件赐以切腹。
读史的一点体会
第一，明典故。比如读《汉书》读到李陵说：“庶几乎曹柯之盟”，这是曹沫与齐恒公的典故，所以要回过头来再看看《史记 齐太伯世家》，原来是这么回事：“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有些是常识，可以联系起来记，比如古公檀父的三个儿子吴泰伯、仲雍、季历与齐恒的五个儿子就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典型。第二，明器物制度。比如读汉史，就经常会遇到黄肠题凑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不明白，虽然也能大致读通，终不免失之于浮泛。还有官名，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就可能会把祭酒一类的官职理解为巫祝什么的，从而谬之千里。第三，明小学。读东方朔传，不知射覆为何则不通，有些词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意思来，比如东方朔传里的“榜”、“尚”等动词，有些则不行，不明所以，把“女弟”理解为做了变性手术的弟弟那就糟糕了。第四，明人物之家学渊源。知道了这个才可以理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倾向性，《史记》的倾向性，以及《汉书》对《史记》的修正。
司马迁为李陵这小子辩护，称其“宜欲得当以报汉”，真是发了羊角风。李陵是怎么说的呢：“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实际上他也是被逼的。本来帮匈奴训练军队的是李绪，不知怎么就被传成了李陵，汉廷也把事情做得太绝，连他家老母也给杀了，这事就怪不得李陵了。较之前者，苏武是个正面形象。他是被匈奴内乱牵连进去的，具体说是被虞常和张胜牵连进去的，卫律这个人很讨厌，李延年也是，这都是俳优。李延年被列在佞幸传里面，和他一起的还有董贤。哀帝为董贤在自己的坟墓旁边专门修了一座高规格的墓，“刚柏题凑”，可惜他还来不及享用就自杀了，他的家人将他匆匆埋葬，又被王莽给挖出来，“裸诊其尸，因埋狱中”，可见，和帝王搞同性恋，结果往往是不好的。董贤是因为东平王云以及伍宏、杨闳“祠祀祝诅”，被哀帝抓住机会封为侯的，丞相王嘉是因为质疑董贤而被杀的，大司马丁明是因为亲戚与伍宏的关系而被罢职的，董贤继承了他的职位，哀帝死了却不知道怎样发丧，最后成了王莽的踮脚石。王闳是成帝的外戚，董贤的父亲董恭想为董贤的弟弟董宽信和王闳的妻父萧咸攀亲，结果被萧咸拒绝，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看来身份太显赫也是不好的。主父偃这个人比晁错要聪明，搞个推恩令出来，又把乱民奸猾都弄到茂陵去劳动，实在太有才了，可惜原来太穷，一朝显达便见钱眼开，被公孙弘抓住了把柄，终于落得和晁错一样的下场。公孙弘是第一个布衣丞相，凡事都很简朴，做了丞相还穿布衣上朝，汲黯说他虚伪，他说我就是虚伪，你怎么着吧，管仲奢侈，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晏婴简朴，也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你汲黯，皇上哪知道这些事情呢？弄得汲黯无话可说。这个人嫉妒心太盛，经常和汲黯、朱买臣等人打口水战，主父偃出主意，让朱买臣提议建立朔方郡，公孙弘马上出来反对，结果“发十策，弘不得一”，这也是他少有的失败吧。
干木逾墙不慕展禽子文之俗累仲连舌利怎及周童韩蛮之总角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一章的主要观点：一、先秦时期，士的地位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春秋以后，士常常有向上向下流动的趋势，有些贵族也渐渐沦落为士；二、士阶层文武兼资，没落后的贵族还要向他们请教礼乐，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多以道自任，道尊于势，诸家之“道”皆托古以争正统；三、战国晚期，士阶层出现分化，荀子将士分作“仰禄之士”与“正身之士”；四、魏文侯、鲁缪公礼贤下士，出现了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秦汉以后，稷下学官并入吏制体系，称为博士，他们与君王的关系也由师友关系逐渐演变成君臣关系；五、中下层知识分子在早期通常以食客的身份出现，汉代以后，没有经济基础的游士转变为拥有宗族和田产的士大夫，但汉初养士之风仍然存在。那么，到底有没有“道”与“势”的抗衡呢？可以想见，“道”与“势”都是一直存在的，否则何来的“道尊于势”？但也并不像人们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势”强“道”弱，刘向《说苑》卷二十：“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在这段材料里，是“道”终于胜了“势”。同书《君道》师经鼓琴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我观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实际上秦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诽谤上者”和“妖言以乱黔首者”，也就是李斯所谓的“偶读《诗》《书》者”和“以古非今者”，最后也只是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也许咸阳以外还杀了一些人），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坑尽儒士”；至于焚书，烧的主要还是《诗》和《书》，焚《诗》《书》则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以古非今”。秦代的速亡与古代典籍在民间被完好保存下来的事实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势”与“道”的力量制衡关系。后来，儒道被纳入到“势”里面，两者互相调和，共治天下，就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了。其他诸道则逐渐式微，湮没不闻。
朱熹撰《中庸序》首段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朱熹那里，自“上古圣神”至周公的时代是“道统”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孔子以降，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进入“道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圣人有德无位。自孟子而至朱熹，“道学”又有千余年不传。
我以为，这“千余年”以来，道学非不传，汉儒注六经，即为传道，只是此道只限于内圣的范围之内，而远未转入外王。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或者说两个人。便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将千百年来士大夫们作为一种理想而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实现并上升到了不容异议的“国是”的地位。他们所谓的外王便是熙宁新政。
我以为，内圣只有在付诸政策性操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用。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熙宁年间的这种操作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时人往往将此归咎为王安石内圣的修为不够，且掺杂了佛老等异端，终是不纯，比如程颢就讥讽他，自己循序渐进已达至相轮之内，王安石却还在塔身之外云云。
我以为，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别无其他，只是不懂得实用主义变通的精髓所在。
譬如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向国家贷款，既不耽误收成，又给国家增收，虽为几个官僚闭门造车所创，如若顺利施行，于国于民却也不失为大大的好事。可惜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放在一个官僚体系内来运作，就不得不考虑由诸环节所产生的额外风险。
第一，监管风险。有些地方的官员利欲熏心，愚弄百姓，将本为二分的利钱说成六分、七分，变成高利贷，从中搜刮民脂民膏。
第二，运作风险。农民为了要办理贷款，往往要跑上几天几夜的路到县城去办理手续，既耽误农时，又太不方便，且借来的青苗钱往往挪作他用，以解燃眉之急，根本就用不到生产上面去。到时候还不上债，再一走了之，此帐也就变成了无头的呆账、坏账，蚀本的还是国家。
单一个青苗法就有如此多的弊端，新法施行起来当然困难重重，遭到司马光他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王安石一人大权独揽，虽是一心为民，却也不免遭人讥议。新政的失败实是在所难免。如若安石懂得实用主义，详加审查，为其新法中诸种弊端尽行革去，同时加强监管和宣传工作，这千载一遇的“得君行道”也就不会成为千载一叹了！
想来哲宗朝的年号绍圣，徽宗朝的年号崇宁均与熙宁有关，宋代的相权政治如若曾布、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等也皆与王安石有关，王安石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实可与苏轼在文学领域，朱熹在哲学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尽人皆知的。其具体表现是淳熙十年陈贾等上书“禁伪学”（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学集团内部确实也有鱼目混珠的败类和欺世盗名的狂生），陆九渊被王淮集团所逐，陈栗上书攻击朱熹，以及朱熹“立朝四十日”后被罢黜等等。只有孝宗晚年至宁宗初年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位宰相当政的时期才算是理学门人在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宋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弊端便是台谏，台谏官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朱熹等人不是不想“致君行道”，而是政治这东西实在太过黑暗，所以他们只有转入内圣领域，一心一意地“继往圣之绝学”了，至于能不能“开万世之太平”，很抱歉，这实在不是几个穷酸书生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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