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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芳在车里冲我笑着摆摆手，又用手在耳边做了个打电话的姿势，我点点头，冲她笑笑。车就着样开走了。我看着车从民居中开出拐上大路，这才转身往回走。边走边想沈芳提前她母亲时那幅失落的神情，不由得叹了口气，她怪可怜的。
回去后，他们已经在打扫战场了。我赶快表现去刷碗。刷碗的时候，河南小媳妇在边上，顺便聊天。她跟我一个劲儿夸沈芳来着。说这女孩咋那么好看啊。又说，一定家又挺有钱的，送过来这么多年了。我也就顺着她的话说。她忽然又问，“沈芳有朋友了吗？”我听她这么一问，心里一哆嗦，差点盘子都掉了。我觉得我当时估计脸红了，我愣了一下，心想，要是他们知道沈芳是那个，估计就不会再这么崇拜了。于是，只好编过去，“没呢吧，估计是自我感觉良好，挑花了。”想想又补句，“追她的挺多的。”小媳妇撇撇嘴，“那是！”
洗完碗，我掂着剩下的半瓶红酒，乐颠颠地上楼去了。室友对沈芳的赞誉，让我听上去特别受用。我这人就着德行，别人夸我朋友，我倒是比本人还自豪的样子。其实想想，人家说我男友帅，人家说沈芳漂亮，有钱。有钱漂亮的又不是我。和我有p关系。但是，仍然就是听着跟夸我似的。
我关上门，习惯性的坐到窗台上，把红酒往杯子里倒了些，美滋滋地又开始发呆。今天玩的挺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沈芳个人有点“问题”那该多完美。又想到，原来沈芳没有妈妈，开始觉得她跟小白菜儿似的，真是可怜。
想到这儿，我举起手里的杯子，喝了一口，感觉跟玩儿酒入愁肠似装深沉似的。呸，真难喝。我差点吐出来。酸不拉积的。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吞下去了。想起，原来在国内跟我爸去饭局时，听人说过怎么样分红酒的好坏，味道我是喝不出来，只好拿起瓶子看了一下，产地是南非，上面的年份是1999。我也不知道这个年份到底对于南非酒是好是坏。于是，把瓶子举起来，瓶底是个很深的窝。我靠，果然是好酒，我装成自己很懂的样子在心底赞了一下，又喝了一口，嗯，好酒一般都比较难喝，我心想，大概是因为是“干”型的吧，没糖了。
我无聊地坐了会儿，又看了会儿书。忽然想起那天在温沙沈芳唱得那首歌，想起她唱歌时的样子，想起她的眼神，忽然很想听。于是跑到电脑前，上网按着自己记住的几句歌词去搜了一下。来源处，出来一个法语词‘les miserables’，e上一个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念，字典上也没有。我接着往下看去，情节介绍让我似曾相识，于是，我试着查询中文的，悲惨世界。果然，原来它的本名叫这个。于是，我下载了几首。一听之下，惊艳！那晚上，我一直听着这些激情澎湃的歌曲，当然，最多的还是沈芳尝过的那首castle on a cloud。那晚，我开始爱上其中的一些什么，或许，至少那晚我开始爱上了这部悲惨世界，我开始爱上了音乐剧。
元旦刚过，我就正式去“苏格兰人”的小组报到了。我记得我到的那天，苏格兰人还在休假中。组里别的一个博士后带着我参观了实验室，介绍了同事给我认识。
我还记得当时，我很恭敬的尊称每一个人为“某博士，某先生，某女士。”他们倒是笑着让我以后不要这样，说，这些头衔是给under的学生用的，我们之间只称呼名字。我顿时有种很飘飘然的感觉。因为，在我之前上过的那半年授课式的研究生的时间里，我每次去招老师问问题时，总要在前面加上“抬头”，英国人很讲究这个。现在，眨眼却直接改叫名字了，我似乎觉得自己的地位往上升了那么一点点。而且，更让我兴奋的是，我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和私人更衣柜。除此之外，所有一切学习上需要的，实验服，笔，记事本，订书机，甚至到橡皮，都是组里提供。这些在我看来“优厚”的待遇，让我这个，从什么都要自己负责，在教室上课上完走人的“授课”学生阶段过来的人，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除了完美，我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词汇来形容，这才是我想想中的“发达国家”的大学。
我踌躇满志地抱着厚厚的资料回到我的小窝，那晚，要不是想起明天还要去组里，我几乎准备废寝忘食地学下去了。我似乎对学习从来没有如此高的热情。虽然，我看着组里之前的那些相关研究成果和资料，是那么的费力，不但很多单词不认识，就连专业知识都相当的深奥。但是，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有了无比的热情时，似乎，一切困难都可以被克服。我又回到了当初带着耳机睡觉，含着石子说话的疯狂状态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甚至开始抱怨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为什么我会肚子饿而必须花时间去吃饭。我甚至开始想，如果有种什么神仙妙药可以让人吃下去后，不用睡觉，不用吃饭，那该多好。
第二个礼拜，苏格兰人休完假回到组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以组员和老板之间的身份谈话。他这个人看上去很凶，但是，其实挺幽默。他时不时会说些笑话，让我放松，他让我不用表现出对他很谦恭的样子，那样会让他感觉“走路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
那次对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原因，更重要是因为，在谈到我是一个自费学生后，他居然跟我说，“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项目经费，希望可以帮你缓解一下经济上的问题。”我记得我当时都有点傻掉了。我已经觉得我可以来到这个小组，成为一个研究生，是一件沾了很大便宜的事。他居然还要再给我钱？难道我碰到传说中的“大善人”了吗？
但是，苏格兰人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是他经过考虑之后，被他招到他的小组的，我做的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在修行我的个人的学位，而且也是在为他工作。既然为他工作，那就要付薪水。
在此之前，我知道美国很多大学都是这样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但是，从不知道英国也有这样的事情。人们都在谣传，说，英国国力不行了，才开始通过办学招揽财路。可是，我那时才发现，原来，在他们最传统的教学体系中，这样的传统是一直存在和普遍的。
苏格兰人当时给我每月提供500镑的“支持”。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这些并不多的钱，一下子解决了我的生存压力，意味着我不用担心住房和吃饭的问题了。这样，我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我的研究中去。
至今，我都认为那个冬天，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段时光。不可思议地遇到了沈芳，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研究生，不可思议地拿到了项目基金。如果，这些不可思议少掉任何一环，今天，我应该没有可能坐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指挥着一群金发碧眼地洋人为我工作；我应该没有可能拥有一套漂亮的房子和一个宽敞的张满杂草的花园；我应该没有可能对于那些小时候只在时尚杂志中见过的“名牌”是一种取之即用的态度；我应该没有可能成为母亲眼中的骄傲，回到家乡会被人请去给年少的小朋友讲述“成功经历”；或许，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在电脑上敲这些冗长的回忆。
我应该是一个再平反不过的“海龟”，在繁忙的都市中为了明日的曙光奔波，挣扎，喘息。或许，甚至一不小心，成为“海待”，在周围人的讥笑中努力表现出出一副毫无意义地尊严。
又或许，我应该和我的男友结婚了，又又或许，我们应该有一个孩子了。
然而，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可以供你意淫，但永远不会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永远没有。
或许是因为苏格兰人的项目基金，或许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为我曾经许下的誓言狂热着。我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让自己从紧张的学习中放松下来。在我没有拿到实验室下班后的工作许可时，我已经很多次在办公室过夜了。当时，每到晚上8点，保安开始巡视清查时，我就会躲到厕所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关上灯，一声不响。然后，听到保安过去，再一个人偷偷地遛回实验室。
或许是大学治安一向良好，让保安放松了警惕。便得以让我可以尽情地在实验室加班加点。等到晚上实在困的厉害了，我就把我的办公桌和旁边同事的拼起来，合着衣服躺在上面睡一会儿。早晨，趁着清洁工来之前，刷牙洗脸洗头。
我就是一个这种性格的人。平时看上去懒洋洋的。但是，真正投入起来，会让自己后来回想都觉得疯狂。
那时，我的室友几乎找不到我。我很少在他们都清醒的时候出现在家里。等我拿到加班许可之后，更是如此，以致于每次交煤气电费，他们必须在我房门上或是冰箱上贴个条子，然后，我第二天把凑好的钱装进信封里放到饭桌上。
后来有一次，我经过楼下河南小两口的房间时，听到那河南小伙儿正跟他地朋友夸我，“翠花内人学习可厉害。”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读研究的学生。
我没有再和沈芳出去玩过，她也没有来找过我玩。但是，她会隔一两天，给我在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到后来，我都习惯了她打电话地时间。每到9点过后，我便会把手机贴身揣着，时不时再拿出来看一下。
电话里，我们也就是像平常朋友一样聊聊。主要是她总会问我今天干什么了，学习难不难什么的。有时候，如果实验比较顺利，或是我自我感觉良好地时候，我就会电话里贫几下，听她在那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觉得我挺喜欢逗她，每次把她逗笑都感觉很有成就感。而且，她一笑，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开心起来。
如果实验不顺利，我就话不是很多了。她问我就回答，她不问，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弄得有几次，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只好挂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打过来，问“你真的没事吧？”
就着样过了两三个礼拜。有天快中午的时候，我还在实验室。感觉好像听到我手机在衣柜里响。于是走去拿过来一看，有一个未接电话，号码是隐藏的。我当时下意识觉得应该是沈芳，虽然办公室的电话打来也是隐藏号码，但是，同时都知道我在实验室，而且就算找我，也都是打学校的内线。
于是，我便直接打沈芳的手机。手机通了，我直接问，“你找我啊？”
她呵呵笑了，“是呀。响了几下，想起你是不是在工作呢，所以就挂了。没打扰你吧。”
“那倒没有。不过我是在工作呢。”
她若有所思地“哦”了一下。没再说话。
我觉得像是有什么事，于是问，“有事吗？”
她，有点犹豫地说，“啊，也没什么，算了，你工作吧。”顿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今天来你们学校有点事，本想你要是有空就一起咖啡一下。不过，没什么，你忙吧，好好学习。”倒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我听着她这口气，有点好笑。想，你多大人了，怎么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于是，笑呵呵地说，“啊，这样啊，是不是资本家们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准备又要普及苍生了？无产阶级同志们中午饭还没有解决呢。”
她叹了口气，不过听起来倒是很高兴，“哎，受不了你了，是不是今天实验又很顺利啊，张口就胡说八道的。”
我想了一下，还真是给她说中了。但是，嘴里仍嚷嚷着，“早说了，资本家发扬爱心是一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的虚伪的表面现象，看看，听说我正在工作，就表现出一副慈善家的口气，等听到阶级兄弟还为午饭烦心，马上就转移话题。”
她似乎是被我气得无可奈何了，“好好好，你别在那里阶级了，我邀请你共进午餐好不好？”
我很是得意，拖着长腔说，“嗯，看你改造态度还算端正，那我勉为其难给你一次与广大人民群众重修旧好的机会算了。”然后，飞快的接了句，“以后这事儿早点说，省得我昨儿晚上还做饭吃。”
沈芳气得在电话里禁不住提高嗓门喊了声，“景明！”
我仍是一副慢条斯理，厚着脸皮，问，“嗯？”她不说话，我还装模作样地，“怎么了？”
终于，她长出了口气，“你、你、你，快出来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脱了实验服，没穿大衣就跑下楼。果然，沈芳已经在我们楼的大厅等着了。
看见我，歪歪头，笑着说，“嗯，动作倒是快。”
十来天没见她，猛地一见，倒是有点不好意思。我挠挠头，只是嘿嘿笑了两下。这些天尽管试验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