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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传播啊！”
“那得有鼠疫病菌才行。”
“这太容易了。巴黎或别的地方的实验室里有的是鼠疫杆菌。战斗就在那些秘密的角落里进行，那个机灵而邪恶的家伙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什么，鼠疫杆菌？”
“这是它的姓。它的姓名叫做：耶尔森·鼠疫；特点：传染性细菌；职业：历史杀手；受害者人数：数千万人；动机：惩罚。”
“惩罚？”亚当斯贝格轻声问，“你敢肯定吗？”
“一千多年来，谁都不曾怀疑鼠疫是上帝亲自带到世界上来的，以惩罚我们的罪孽。”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可不希望夜半三更在马路上遇到上帝。你说的是真的吗，当格拉尔？”
“真的。那是彻头彻尾的‘上帝之灾’。你想想，一个家伙口袋里揣着它到处闲逛，它能不爆发吗？”
“如果不是这样，当格拉尔，如果他们只想让我们相信，有个人口袋里揣着上帝之灾到处闲逛，那可就是一个灾难了。它一旦传播，就会像草原上的火。大家可能都会得精神病，迅速扩散。”
亚当斯贝格在汽车里呼叫警队。
“这里是刑警队，我是诺埃尔警官。”一个声音生硬地回答说。
“诺埃尔，带上一个人，要谨慎一点的，或者干脆带上一个女警，那个棕发的，有点矜持的……”
“你是说埃莱娜·弗鲁瓦西警官，探长？”
“是她。赶快去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远远地看看有个叫德康布雷的人是否在家里，他住在盖泰路的角落。呆在那里别走开，直到开始宣读晚上的广告。”
“广告宣读？”
“你去了就会知道的。六点左右，会有一个家伙登上台子。呆在那里别走开，直到有人来替换你们。睁大眼睛，监视周围的一切，尤其是围在广告宣读者周围的人。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他们五个人上了六楼，第1区警署的署长已经在等他们。每一层楼的门都被洗过了，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留下的大块红印。
在走到最后一层楼之前，当格拉尔轻轻地对亚当斯贝格介绍说：“他是德维拉尔警长。”
“谢谢。”亚当斯贝格说。
德维拉尔握着他的手，说：“似乎是您在负责这一案件，亚当斯贝格？我刚从警察总局听说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答道，“案件没有发生我就盯着它了。”
“太好了，”德维拉尔一脸疲惫的样子，“我手头还有许多案件，有人打烂了录像机，很严重，区内还有30多辆车被破坏。这星期应付不过来。哎，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德维拉尔。”
亚当斯贝格说着，推开房间的门，仔细察看正面。门很干净，一点被画的痕迹都没有。
“勒内·洛里翁，单身，”德维拉尔查看着记录，说道，“32岁，车库工人。老实本分，没有案底。发现尸体的是女佣，她一周来一次，星期二上午。”
“倒霉。”亚当斯贝格说。
“是的。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女儿把她带回去了。”德维拉尔把笔记本递给亚当斯贝格，亚当斯贝格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然后走近尸体，正在勘查的技术人员纷纷闪开，让他察看。死者一丝不挂，仰面躺着，抱着双臂，皮肤上有十来个黑印，大腿上、上身、手臂和脸上都有，舌头垂在外面，也是黑的。亚当斯贝格蹲了下来。
“不会是装死吧，嗯？”他问一个法医。
“别拿我开玩笑了，探长，”法医没好气地答道，“我还没有检查尸体，但这家伙死了，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从他的脖子上看，是被掐死的，他脖子上的皮肤是黑的。”
“是的，”亚当斯贝格轻声说，“但这不是我想说的意思。”
他拢起倒洒在地上的黑色粉末，用手指捻了捻，然后在裤子上擦干净手。
“是炭粉，”他轻声说，“这家伙碰过木炭。”
“空气中也有。”有个技术人员说。
亚当斯贝格扫了一眼四周，问：
“他的衣服呢？”
“叠得好好的，都在房间里，”德维拉尔说，“鞋子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底下。”
“没有东西被打烂？没有撬锁？”
“没有。也许是洛里翁自己给凶手开的门，也许是那家伙偷偷地撬开了锁。我想我们都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那么说，凶手是个专家？”
“一点没错。魔术般地开锁，这不是在学校里学得到的。那家伙也许坐过牢，坐了挺长时间，足以在里面学会开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有案底。只要他留下任何痕迹，你们很快就能抓住他。但愿如此，亚当斯贝格。”
三个技术人员在一声不响地忙着，一个在检查尸体，一个在检查锁孔，还有一个在检查家具。亚当斯贝格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然后走进浴室、厨房和卧室，卧室很小，但很整洁。他戴上手套，机械地打开衣柜和床头柜，又拉开五斗橱、写字台和碗柜的抽屉。只有厨房里的桌子有点乱，他停了下来，发现桌上有个乳白色的大信封，斜放在一沓信件和报纸上。信封是被一下子拆开的，他察看了很久，没有碰它，等待那个形象在脑海中重新清晰起来。记忆离得并不怎么远，一两分钟的事。只要亚当斯贝格的记忆无法准确地记起姓名、书名、标志、字体、句法以及与那段文字有关的一切，它所呈现的图像就越丰富。亚当斯贝格具有超强的视觉能力，能够捕捉到整个生活场景，从透过云层的光线到德维拉尔衣袖的扣子掉了一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形象被重新组织了起来，非常清晰。德康布雷正在警队里，坐在他面前，从一个厚厚的乳白色信封里抽出一摞“特别广告”，那个信封比一般的信封大，是用灰白色的双层绸纸做成的，和他现在看到的放在报纸堆上的信封一模一样。亚当斯贝格示意摄影师过来拍照，自己则翻着笔记本，寻找那个摄影师的名字。
“谢谢，巴特诺。”他说。
亚当斯贝格拿起信封，把它打开，里面是空的。他又看了看旁边的那沓信件，一一检查它们的信封，都是用手指撕开的，里面的信也都还在。在垃圾篓里，邮戳上的日子都是三天以内的，还有两个被撕碎的信封和几张被揉皱的信纸，但每张信纸的尺寸都与乳白色信封的尺寸不同。他站起身来，把手套扔到水里，陷入了沉思。那个人为什么要保存这个空信封？为什么不迅速地用手撕开信封，就像撕开别的信封一样？
他回到大房间里，技术员们已经检查完毕。
“我可以走了吗，探长？”法医问，他站在德维拉尔和亚当斯贝格之间犹豫不决。
“走吧。”德维拉尔说。
亚当斯贝格把那个信封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递给一个警察。
“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送到实验室。”他说，“特别提示：急。”
一小时后，他与尸体一道离开了那栋大楼，留下两个警官在那里询问住户。
十七
傍晚五点，警队的23个警察集合在一起，瓦砾中摆了几排椅子，他们围着亚当斯贝格坐着。只缺诺埃尔和弗罗瓦西，他们俩在埃德加…基内广场监视，还有两个警察在让…雅克·卢梭路值班。
亚当斯贝格站着，在刚刚粉刷过的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张大大的巴黎地图。他不声不响地查阅拿在手里的名单，把红头的大图钉钉在14栋已被写上4字的大楼上，而蓝头的图钉则钉在发现死者的第15栋大楼上。
“8月17日，”亚当斯贝格说，“有个家伙来到了地球上，想破坏全人类。我们就把他叫做CLT吧。CLT没有马上扑向第一个遇到的人，而是从一个句子开始，为了准备这个句子，他几乎花了一个月，也许这个句子事先早就准备好了。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一号战线，他选择了巴黎的几座大楼，晚上，在楼内的门上用油漆写上黑色的4字。”
亚当斯贝格打开幻灯，巨大的反写的4字出现在白色的墙壁上。
“这个4字非常特别，它是反过来写的，下面很大，竖线上有两条杠。每个4字都有这些特点。右下方还有三个大写的字母CLT。与4字相反，这些字母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这个4字出现在楼内的所有门上，只有一扇除外。这种选择完全是偶然的，选择大楼的原则似乎很随意。11个区都出现了这些4字，无论是临街的大楼还是小巷中的小楼都未能幸免。大楼的门牌变化多端，有单号，也有双号。大楼本身也是风格不一，各个时代的都有，有的豪华，有的破烂。可以认为，CLT故意选择各种各样的大楼，好像想就此告诉众人：他可以侵犯全人类，任何人都没有例外。”
“住户呢？”一个警察问。
“别着急，”亚当斯贝格说，“这个反写的4字，它的意思已经清楚地被解密了：那是过去用来作为避邪物、保护人们不受鼠疫侵袭的一个数字。”
“什么鼠疫？”又有人问。
亚当斯贝格一下子就认出说话的是那个皱眉头的警察。
“法夫尔，鼠疫只有一种。当格拉尔，请用三个句子简单介绍一下。”
“鼠疫于1347年在西方爆发，”当格拉尔说，“5年内，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没一个城市能够幸免，3000万人死亡。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可怕插曲叫做‘黑死病’。这一叫法对于认识我们的调查非常重要。来自……”
“三个句子。”亚当斯贝格打断当格拉尔的话。
“后来，它周期性地出现，几乎每十年就一次，一些地方完全遭受灾难，直到18世纪才灭绝。中世纪和现代我就不提了，东方也不提了。”
“很好，不要再提了。这足以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在说什么了。历史性的鼠疫，五到十天就让你死一个人的鼠疫。”
听了这话，大家都窃窃私语起来。亚当斯贝格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地面，等待大家平静下来。
“让…雅克·卢梭街的那个人死于鼠疫吗？”有个人问，他好像不太相信。
“这我呆会儿再说。第二战线：同样是8月17日，CLT在公共场所抛出了他的第一份宣言。他看中了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的十字路口，有个人在那里重拾一个古老的职业——广告宣读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右边有人举手。
“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人在树上日夜挂上一个箱子，人们把要公布的东西塞到里面。作为回报，我想，有一点小酬金。宣读广告的人每天三次取出那些东西来读。”
“这简直愚蠢极了。”有人说。
“也许是这样，但生意不错，”亚当斯贝格说，“并不比卖字和卖花更蠢。”
“或者也不比当警察更蠢。”左边有人说。
亚当斯贝格找出了说这话的人，那是一个小个子，脸带微笑，头发是灰色的，但四分之三已经秃了。
“没错，或许并不比当警察更蠢，”亚当斯贝格同意他的观点，“CLT留下的文字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那是一些短文，是从法语甚至是从拉丁语的古书中选出来的，装在一个乳白色的大信封里，塞进箱子。文字是打印的，现场有个研究古书的人非常担心，试图把这些文字的意思弄清楚。”
“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一个警察问，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
亚当斯贝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
“他叫德康布雷。已经退休，现在当生活顾问。”
“那个地方的人都疯了吗？”又有一个人说。
“有可能，”亚当斯贝格说，“但这是视觉问题。如果你远远地看，什么东西都好像井井有条，但一走近，慢慢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我们警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疯疯癫癫。”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夫尔跳出来表示反对，他大声说，“在广场上宣读广告的人肯定有毛病。让他找个地方发泄发泄吧，他的头脑会清醒一点。在盖泰路，付300法郎就够了。”
大家哄堂大笑。亚当斯贝格用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慢慢地走到法夫尔身边，停了下来。大家都止住了笑声。
“法夫尔，我刚才说，警队里也有傻瓜。”
“你说是谁吧，探长！”法夫尔突然站了起来，两颊绯红。
“闭嘴！”亚当斯贝格粗暴地大喊了一声。
法夫尔一惊，立即坐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亚当斯贝格抱着双臂，默默地等了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曾经要你好好开动脑筋，法夫尔，”过了一会儿，亚当斯贝格才说，显得平静了一些，“现在我第二次要你好好开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