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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码事，局长先生。那是一场鼠疫，发生在1920年，96人感染，其中34人死亡。警方和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真相。”
“亚当斯贝格，你要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
“我替他们想了，局长先生。”
布雷齐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粗暴地挂上了电话。朱斯坦，或者是瓦瑟内，反正是其中一人，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是瓦瑟内。
“越来越厉害了，探长。到处都来电话。全巴黎都知道这事了，大家都很害怕，所有的门上都写上了4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布置警力。”
“别再布置警力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吧，探长。”
手机又响了，亚当斯贝格又靠在墙上。部长？法官？别人越是紧张，他越是不在乎。自从他找到那个点以后，一切都释然了。
电话是德康布雷打来的。今天上午，谁碰到他都对他说读了报纸，灾难要降临了，只有德康布雷没有这样说，这个老文人一直专注于他收到的“特别广告”，他在正式公开前，先于法新社收到了它。鼠疫传播者毫不含糊地事先给若斯留了一点时间，好像这是给他的特权，若斯一开始就享受这种特权，鼠疫传播者也许是感谢若斯自愿给他充当跳板。
“今天早上的‘特别广告’值得好好琢磨，”德康布雷说，“很长，你拿支笔记一下吧。”
“准备好了。”
“这是70年前的事了，”德康布雷念道，“提起那个可怕的灾难仍然让人不寒而栗。当一艘装满棉花和别的货物的巨轮到来的时候，省略号，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进行贸易。省略号。我之所以念出省略号，探长，是因为文中有这些点。”
“我知道。继续吧，念得慢一点。”
“但让乘客自由地带着行李进入巴黎，让他们与巴黎的居民自由交往，很快就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因为，省略号，先生们，省略号，医生们前往市政厅通知行政长官，他们早上出了诊，省略号，去给一个叫做埃萨勒的小伙子看病，发现那个海员好像得了传染病。”
“完了？”
“没有。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关于巴黎行政长官的思想状态的，你的上司一定会感兴趣。”
“我听着呢！”
“这种警告让行政长官吓得发抖。由于他们已经预料这种不幸，并试图减轻这种危险，他们一下子就垂头丧气了，感到了极大的恐慌。鼠疫的接近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那么大的恐惧，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圣书已经告诉我们，在上帝曾用来惩罚其子民的三大灾难中，鼠疫是最可怕、最具破坏力的……”
“我不知道我的局长是否也那么垂头丧气，”亚当斯贝格说，“他好像更多是想挫败别人。”
“我可以想像得到。换句话说，我知道这一点。总得有人倒霉。你担心自己的位置吗？”
“我有所准备。白天的广告，有些什么内容？”
“很长。它之所以长，是因为有两个目的：证明当权者的恐惧是有道理的，从而让公众的恐惧合理化；第二宣布还有人要死，宣布得非常具体。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亚当斯贝格，但不是很肯定，我还需要得到证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勒盖恩周围的人怎么样？”
“比昨天晚上更多。宣读广告的时候，差不多都没有地方站了。”
“勒盖恩应该收门票。至少，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请注意，探长，我提醒你注意，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布列塔尼人，请不要开这种玩笑。因为在勒盖恩的家族中，可能有粗人，但没有强盗。”
“肯定吗？”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已故的曾曾祖父说的。那位老前辈不时地来拜访他，不是天天来，但来得还算频繁。”
“德康布雷，你今天上午在自己家里的门上写了4字吗？”
“您是不是想害我？如果还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致命的迷信，那就是我，杜库埃迪克。布列塔尼人说话算话。我、勒盖恩、丽丝贝特，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四人帮。”
“我会考虑的。”
“谁迷信，谁就轻信，”德康布雷接着说，“谁轻信，谁就被人操纵；谁被人操纵，谁就要倒霉。这是人类的伤口，它比所有传染病加起来造成的死亡还要多。在它们瞄准你之前赶快抓住那个传播者，探长。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但他把巴黎人看得比他笨，这就犯了一个大错。”
亚当斯贝格挂上了电话，笑着陷入了深思。“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德康布雷猜中了他从昨天晚上起就开始担心的事，他正悄悄地沿着那根线往前走。他看着那篇“特别广告”，想起了旺多斯勒，这时，朱斯坦或是瓦瑟内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默默地伸出几个手指，告诉他700栋大楼被写上了4字。亚当斯贝格点点头，估计按这种速度下去，天黑之前会达到数千栋。
“旺多斯勒？还是我，亚当斯贝格。我给你念念今天上午的特别广告，你有时间吗？需要一小会儿时间。”
“念吧。”
马克认真地听着亚当斯贝格以小伙子埃萨勒的身份，轻声描述正向巴黎逼近并且要给它以沉重打击的灾难。
“怎么样？”亚当斯贝格读完后问，好像是在查辞典。他觉得马克·旺多斯勒这个活辞典不可能不给他解开有关这封信的谜。
“马赛，”马克坚决地说，“鼠疫到达了马赛。”
亚当斯贝格似乎看到了那个传播鼠疫的人欣喜若狂的样子，因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场新的灾难即将出现，但不是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
“你敢肯定吗，旺多斯勒？”
“当然。1720年5月25日，‘圣安东尼大帝号’ 载着一包包受鼠疫感染的丝绸，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来到了伊夫城堡群岛，船上的船员已经发病死亡。名字没有写出来的医生是佩索内尔父子俩，他们发出了警报。那篇东西很出名，那种传染病也同样，那场灾难夺走了马赛差不多一半人的生命。”
“那个小伙子，也就是那个埃萨勒，医生们去哪儿给他看病？”
“林奇广场，现在叫林希广场，就在老港北部码头后面。最初染上鼠疫的那座屋子毁了埃斯卡尔路。那条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不会弄错吧？”
“绝不会弄错，是在马赛。如果你想得到证实，我可以把原文复印一份给你。”
“这就没必要了，旺多斯勒。谢谢你。”
亚当斯贝格走出自己办公室，心里七上八下的。当他来到当格拉尔身边时，当格拉尔正和其他30多名警察一起试图对付应接不暇的电话，密切关注那场迷信的龙卷风带来的后果。大办公室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到处都是汗臭。
“快了，”当格拉尔说，他一边放下电话，一边记下一个数字，“巴黎全城很快就要没有绘画颜料卖了。”
他朝亚当斯贝格抬起头，额头湿漉漉的。
“那个传播者来自马赛，”亚当斯贝格把那份特别广告放在当格拉尔眼前，说，“当格拉尔，我们动身。”
“天哪！”当格拉尔迅速浏览了一下那篇东西：圣安东尼大帝号来临。
“你听说过这事吗？”
“现在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马上把它破译出来。”
“它比其他段落更出名吗？”
“当然。这是法国出现的最后一场传染病，但非常厉害。”
“并不是最后一场，”亚当斯贝格把那篇有关9号病的文章递给他，说，“你读一读就会明白，为什么从今天晚上起，没有一个巴黎人会再相信警察说的话。”
当格拉尔看着那篇文章，摇摇头，说：
“一场灾难。”
“别再用这个词了，我求你了，当格拉尔。给我接马赛的同事，老港区警察局。”
“老港区由马塞纳负责，”当格拉尔嘀咕了一句，他熟悉全法国的警察局和警察分局，就像熟悉每个地区的首府一样，“一个有用的家伙，不像他的前任，由于想给阿拉伯人放血，毒打和伤害他们，结果被降了职。马塞纳取代了他，马塞纳很正派。”
“希望是这样，”亚当斯贝格说，“因为我们得跟他联系。”
六点零五分，亚当斯贝格已经坐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听当晚的广告，广告没什么新东西。自从传播者不得不通过邮局来寄广告以后，他的时间就受到了局限。亚当斯贝格知道这一点，他到那儿去，是为了看一看围在勒盖恩身边的人的面孔，人群比前两天密集，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那个“广告宣读者”长得什么样。人们就是通过他的口得知那种传染病的。负责长期监视广场的那两个警察现在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保护若斯·勒盖恩的安全，生怕在宣读广告的过程中有人对他发起不友好的攻击。
亚当斯贝格靠在离高台很近的一棵树上，德康布雷给他介绍自己所熟悉的那些人，老文人已经列出一个40多人的名单，并分成三类：铁杆者、忠诚者、不坚决者，附有“相关”的（这是勒盖恩的口头禅）体貌特征。他在那些利用巴黎历史之页来赌菲尼斯太尔海难结果的人名下面划了一道红杠；听完广告后赶紧去工作的人名下面划蓝杠；广告念完还赖着不走，呆在广场或去海盗小饭店继续讨论的人名下面划黄杠；专听市场信息的熟客的名字下面划紫杠。这项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德康布雷手里拿着纸，悄悄地给探长指着相关的面孔。
“卡尔美拉号，从波尔多空载出发、前往加的夫的405吨奥地利三桅船，在加斯克…阿尔维莱沉没。船员14人，全部得救。”
若斯结束了宣读，跳下高台。
“快看，”德康布雷说，“那些露出惊讶的神色、皱起眉头、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就是新来者。”
“也就是划着蓝杠的人。”亚当斯贝格说。
“没错。那些互相讨论、点头挥臂的，是熟客。”
说完，德康布雷就撇下亚当斯贝格去帮丽丝贝特剥四季豆了，那是他们低价成筐买来的。亚当斯贝格走进海盗小饭店，从海盗船的龙首下面钻过，来到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桌子。就海难打赌的人都聚在小饭店里，钱币在他们手中传递，哗拉哗拉响。贝尔丹拿着打赌的单子，免得有人作弊。由于他出身清白，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会接受贿赂。
亚当斯贝格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琢磨着玛丽…贝尔的长相。她正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上写信，非常专心。这是一个长得挺细腻的姑娘，如果嘴唇的线条更清晰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像她哥哥一样，一头卷曲的浓发，金色的长发垂在肩膀上，但非常干净。她对亚当斯贝格笑了笑，然后又埋头写起信来。旁边，有个叫埃娃的女人在努力帮助她完成任务，埃娃没有玛丽…贝尔那么漂亮，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玛丽…贝尔那么自由。她的脸很光滑，但神色庄重，眼皮底下有紫圈，亚当斯贝格想起了19世纪被关在外省豪华住宅里的某个女英雄。
“是这样吗？你觉得这样他能看懂吗？”玛丽…贝尔问。
“挺好，”埃娃说，“只是短了一点。”
“要告诉他这里的天气吗？”
“可以。”
玛丽…贝尔又写了起来，手里的钢笔攥得紧紧的。
“‘凉’字是两点水。”埃娃说。
“你能肯定吗？”
“我想是的。让我试试。”
埃娃在草稿纸上试了好几次，然后皱了皱眉头，犹豫不决地说：
“我也拿不准了，我被搞糊涂了。”
玛丽…贝尔向亚当斯贝格扭过头来，“探长，”她有些害羞地说，“‘凉’字是两点水还是三点水？”
在亚当斯贝格的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生字，他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句子是这样的：‘达马斯没有着凉。’”玛丽…贝尔具体解释道。
“跟句子没有任何关系。”埃娃低声说，她还趴在桌上研究那张草稿纸。
亚当斯贝格对玛丽…贝尔说，他对书写一窍不通，玛丽…贝尔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奇怪：“可您是警察啊！”
“这没错，玛丽…贝尔。”
“我走了。”埃娃摸了一下玛丽…贝尔的胳膊，说，“我答应过达马斯帮他算账的。”
“谢谢，”玛丽…贝尔说，“谢谢你替我干活。我要写这封信，所以脱不了身。”
“不用客气，”埃娃说，“我很高兴。”
她悄无声响地消失了，玛丽…贝尔立即朝亚当斯贝格转过身来：
“探长，我能跟她谈谈那……那场……灾难吗？还是尽量什么都不说？”
亚当斯贝格慢慢地摇摇头：
“并没有什么灾难。”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