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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东西重新找回来了、孩子丢失了、靴子需要重做，这些，都是我宣读的。各村都给我广告宣读。庞马尔角的女孩向圣马里纳的小伙子求爱，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各种各样的丑闻，还有谋杀案。”
“你应该适可而止。”
“这么说吧，是别人付钱让我读的。我干我的活，如果我不宣读，这不是偷顾客的钱吗？勒盖恩家族中也许有粗人，但不会有强盗。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爱情，他们妒忌出海打鱼的水手，那不关我的事。我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我每个月一次去村里看望孩子们、做弥撒和泄欲。”
若斯端着酒杯叹息了一声。
“然后留下一点钱，”前辈补充道，口气十分坚决，“一个女人和八个孩子，花费大得很哪。但你要相信，有了阿尔·巴努尔，他们从来没有缺少过。”
“缺少耳光？”
“缺少钱，傻瓜。”
“要付那么多吗？”
“你爱付多少就付多少。如果说是世界上有一种产品不会枯竭，那就是广告；如果说有一种渴望永远不会平息，那就是人的好奇心。如果你是个宣读员，你就要哺育整个人类。要保证绝不断奶，绝不断粮。好了，傻瓜，如果你醉成了这个样子，你永远也当不了宣读员。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思路清晰。”
“我不想让你伤心，前辈，”若斯摇摇头，说，“不过，‘宣读员’更多是一个需要实际经验的职业。你甚至会发现，几乎谁也不懂这个词。‘鞋匠’这个词大家都懂，但‘宣读员’这个词甚至在词典中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信息，但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变化。谁都不需要别人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因为大家都能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果你在法国的罗克迪里连上网络，你都可以知道是否有人在孟买撒尿。所以，你好好想想吧！”
“你真的把我当作老傻瓜了？”
“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仅此而已。现在轮到我了。”
“你放下舵了，我可怜的若斯。重新拿起来。你没怎么明白我说的话。”
若斯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曾曾祖父的身影，他从酒吧的凳子上下来，还摆着架子。阿尔·巴努尔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个高个子，确实很像个粗人。
“宣读员，”前辈把手放在柜台上，有力地说，“就是生活。别对我说谁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更不要说词典上也没有这个词，或者说勒盖恩家族的人堕落了，不配再当宣读员。生活啊！”
“可怜的老傻瓜。”若斯一边目送着他离开，一边轻声说，“可怜的老嗦鬼。”
他把酒杯重新放在柜台上，冲着前辈走的方向又大叫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叫你！”
“得了，别闹了！”侍者拉住他的胳膊，“别再发疯了，你妨碍大家了。”
“去他妈的大家！”若斯紧紧抓住柜台，大吼道。
若斯想起来自己在阿蒂蒙酒吧被两个比他矮小的家伙赶了出来，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百来米。九个小时以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座建筑的门廊下，离酒吧足有十来个地铁站那么远。中午时分，他拖着脚步，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脑袋像是要融化了似的，他不得不用双手捧着。他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痛苦地睁开眼睛，盯着积满污垢的天花板，不住地说：
“可怜的老傻瓜。”
艰难地试验了几个月之后——摸索正确语气、调整声音、选择地点、设计栏目、赢得忠实的顾客、确定价格——若斯开始了阿尔·巴努尔所说的“广告宣读”这个古老的职业。七年来。他在蒙帕纳斯火车站方圆700米范围内的各个地点走来走去，他不愿走远。两年前，他终于在爱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落了脚。他吸引了市场上的常客和附近的住户，抓住了盖泰路那些不拘言笑的办公室职员，还中途截住了蒙帕纳斯火车站吐出来的一部分客流。大家挤在一起，一小群一小群地围在他身边，听他宣读广告。人数也许没有当年围在他的老前辈身边的人多，但别忘了，若斯可是天天出动，一天三次。
他的箱子里收集了数量不少的广告，每天平均有60来个——早上比晚上多，因为晚上可以偷偷摸摸地放——每个广告都装在封了口的信封里，里面附有五个法郎。花五个法郎，就可以让别人听到自己的想法、宣言，在巴黎茫茫的人海中寻找。那可不算贵。若斯起初的价格很低，但人们不愿意一个法郎就出售自己的句子，那不是贬低自己吗？于是，收钱人和出钱人达成了一个价格，若斯每月净赚9000法郎，包括星期天。
老阿尔·巴努尔说得对：广告的素材绝对不会缺乏。若斯一定是跟他约好的，一天晚上，两人在阿蒂蒙酒吧喝得醉醺醺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人们有的是东西要说，”前辈说。看见后代接了他的班，他感到很得意，“就像旧床垫到处响一样，人们有很多东西要说，有很多东西不能说。你呢，把别人放在里面的东西收起来，为人民服务。你就像个吸水器。不过要当心，小子，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吸到底部时，你既能抽到清水，也会抽上垃圾。你要记住，人们的脑袋里装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东西。”
前辈看得很准。在箱子的底部，有些广告能念，有些广告不能念。“无法念。”一个学究纠正道。那是一个老头，在达马斯的店铺隔壁开了一家所谓的旅馆。若斯把信件取出来后，分成两摞，一摞是可念的，另一摞是不可念的。通常，可念的是从正常渠道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人的嘴中出来的。小桥流水或狂涛巨浪，这样，人就不会被众多的词汇压扁。因为，与床垫之声不同的是，人每天都会存放新的语言，这就使得“吸”这个问题变得十分生动了。在可说的东西里面，有一部分很普通，会塞到箱子里，可分成“风”、“购物”、“寻找”、“爱情”、“其他”和“专业广告”等几类，对于广告，若斯在数量上有限制，而且要收六法郎，因为宣读的时候他觉得满嘴喷粪，需要补偿。
但宣读员最大的发现是，不可念的东西要多得多，不容置疑。不容置疑是，因为吱吱嘎嘎的床垫没有专门设计的开口，把动词做的材料倒出来。要么是它的暴力和大胆超过了道德许可的范围，要么相反，它没有有趣到能使其合法生存的程度。所以，这种过多或过少的语言处于地下生存状态，被塞到床垫中当填料，生活在黑暗、耻辱和沉默中。然而，收集了七年的广告之后，若斯非常清楚，这些语言不会就此消亡。它们结集在一起，互相挤踏。这种鼹鼠式的生活过得越久，它们便越尖刻。它们愤怒地看着那些被允许说出来的话流畅地来来往往，气不打一处来。若斯在箱子上开了一个12厘米的小口，关在里面的东西从口子里逃出，就像蚱蜢飞出来一样。每天早上，他都能从箱底掏出不可读的东西：训斥、诅咒、失望、诽谤、控告、威胁、疯狂。不可念的东西有时那么虚弱、那么稀薄，很难把它看完。有时，它们的意思纠缠在一起，完全不可理解；有时，上面写的东西太恶心，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它扔掉；有时，它们又那么可恨，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若斯不得不把它们处理掉。
宣读员要进行挑选。
尽管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想把人类思想中最讨厌的废物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继承其先辈的事业，拯救他人，他还是认为不能采用自己嘴里不能说出来的东西。那些没有宣读的东西仍和5个法郎放在一起，因为，正如老祖宗斩钉截铁地所说的那样，在勒盖恩家族中，没有人当强盗。所以，每次宣读时，若斯都把当天的糟粕放在用作台子的大箱子上。每天都有。所有攻击妇女，诅咒黑人、北非人、黄种人和鸡奸者的东西都划为糟粕一类，若斯本能地想到，一不小心，他也会生下女人、黑人、鸡奸者，他之所以进行“书刊检查”，并非由于道德高尚，而仅仅是为了生存。
一年一次，在8月11日到16日期间，若斯把箱子“拖进船坞”，重新打造、磨光和油漆。吃水线以上是浅蓝色的，以下是海蓝色的。“西北风”二号的正面被漆成黑色，左舷用大字写着时间表，右舷写着价目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当他被抓然后被判时，他常常听到“相关”这个词，所以深深地记在脑海里。若斯觉得这“相关事项”使宣读显得像模像样的，尽管开旅馆的那个学究觉得有些不妥。他不明白那个叫做艾尔韦·德康布雷的人是怎么想的。那家伙是贵族出身，这毫无疑问，虽很讲派头，但穷得把他二楼的四间房都转租了出去，还卖点小布巾，给别人有偿提供一些瞎编的心理咨询，以此增加一点收入。他自己住在夹层的两居室中，房间四周堆满了书，蚕食了他的一些空间。若斯一点都不担心艾尔韦·德康布雷吞食了太多的字会被噎死，因为这个贵族说得很多。他每天都在吃，在反胃。他是一台真正的泵，拥有一些复杂的但并不总是好懂的部件。达马斯也不是什么都要，在某一方面来说，这很让人放心，不过，达马斯不是一个聪明人。
若斯把箱子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开始分类，可念的放一边，不可念的放另一边。当他看到一个又大又厚、用劣质白纸做的信封时，他的手停住了。他第一次这样想，这个昂贵的广告是不是那个文人写的——信封里有20个法郎。他已经收了三个星期了。这是七年来他所读到的最让人扫兴的广告。若斯撕掉了信封，前辈趴在他背后看。“不要掉以轻心啊，若斯。人的脑袋里装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东西。”
“闭嘴！”若斯说。
他打开广告，低声念了起来：
当蛇、蝙蝠、獾和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动物成群地出动，放弃它们的自然习惯，来到旷野；当果树、植物和蔬菜开始腐烂并且爬满了虫……
若斯看看信纸背面，想寻找下文，但文章到此结束了。他摇摇头。他抽上来过许多让人不安的语言，但这则广告打破了纪录。
“毛病，”他嗫嚅道，“有钱，但是有病。”
他把信放好，然后迅速去拆其他信封。
三
8点半的那场宣读开始前几分钟，艾尔韦·德康布雷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靠着门框，等待那个布列塔尼人的到来。他和那个捕鱼船水手的关系充满了无言的敌意，德康布雷不知道这种敌意是怎么产生的，又是为了什么。他把责任归咎于那个粗鲁的家伙，那家伙像刻在花岗岩上的雕像，一副粗暴的样子，两年前，带着可笑的箱子，在广场上用难听的声调，一天三次宣读广告，打扰了他小资的生活。起初，他还没怎么在意，以为那个布列塔尼人坚持不了一个星期，谁知那个家伙的生意好得出奇，拴住了大量客户，可以说天天生意爆满，真正危害到了他。
德康布雷天天面临着这一危害，怎么也适应不了。于是，他每天早上找个位置，手里拿着一本书，低垂着眼睛，一边听广告，一边翻动书页，却一行也看不下去。读完一类广告，若斯·勒盖恩有时迅速地扫他一眼。德康布雷不喜欢那双蓝眼睛匆匆扫来的目光，他觉得那个宣读者是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以为自己已经用箱子钩住了他，就像钩住一条普通的鱼一样。因为那个布列塔尼人在城里也使用渔民的粗糙思维，把马路上的人流网在鱼网中，就像网住鳕鱼群一样。他确实表现出一个专业捕获者的本领。行人和鱼在他圆乎乎的脑袋里没有什么区别，他都能掏空他们的内脏来赚钱，这就是证明。
但德康布雷被吸引住了，他太了解人类的灵魂了，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只有他拿在手里的这本书能把他与广场上的其他听众区别开来。放下这本鬼书，一天三次去挑战他像鱼一样的处境，难道这不更好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输了，意味着这个有文化的人也被马路上那种无精打采的叫声给俘虏了？
那天上午，若斯·勒盖恩晚了一点，这很不正常。德康布雷低着头，用眼角扫了他一眼，看见他匆匆来到，动作有力地把空箱子挂在梧桐树干上。那个色彩蓝得刺眼的箱子被自命不凡地叫做“西北风”二号。德康布雷想，这个水手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他很想知道那个家伙是不是也这样给自己所有的东西取名字，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不是也有名字。然后，他看见若斯用他装卸工般的大手把沉重的台子转过来，轻巧地放在人行道上，就像那是一只鸟。他有力地跨了一步，走到上面，就像登船一样，从粗布短工作服里掏出一些纸张。三十来个人在乖乖地等着，其中有丽丝贝特，她双手叉腰，忠诚地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