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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找到你的？”
“不知道，一切都记录下来了。一个女孩塞给我一封信。纸很高级，很干净。我非常信任。”
“是谁寄来的？”
“我发誓，我从来就不知道是谁雇佣了我。那个老板太狡猾了。有时，人应该多问几句的。”
“于是，你们七个人便聚在一起，去弄那个受害者。”
“是的。”
“那是在什么时候？”
“3月17日，星期四。”
“你们是在体操馆里找到他的。然后呢？”
“我已经说了，他妈的，”卢博在椅子上摇晃着，说，“我们撩拨了他。”
“有用吗？他吐了他应该吐出的东西了吗？”
“吐了。他最后去打电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讲了什么？关于钱还是关于毒品？”
“我听不懂，真的。老板一定是非常满意，因为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他。”
“钱付得不少？”
“是的。”
“敲诈了，嗯？那家伙都吐出来了？你不如说折磨了他。”
“敲诈。”
“受害者八年后才报复你们？”
“我想是这样。”
“因为你们敲诈他？你在蒙我，卢博。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说的是实话，”卢博用胳膊钩住椅子，说，“他妈的，我们为什么要折磨他们？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仅仅是看了我们一眼。”
“他们？”
卢博又咬住了下唇。
“他们有好几个人？快说，卢博，我觉得要加快速度了。”
“其中还有个女的，”卢博嗫嚅道，“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去抓那家伙时，他正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把他们俩都绑架了。”
“那女的也被敲诈了？”
“一点点。不是我，我发誓。”
“你撒谎。从这间办公室里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听天由命吧，凯文·卢博！我要去洗手了。”
“不是我，”卢博轻声地说，“我发誓。我不是个粗人，我走到了犯罪的边缘，但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我当时还笑呢，我在后面掩护。”
“我相信你，”亚当斯贝格说，但心里一点都不信，“你笑什么？”
“笑他们做的事。”
“快说，卢博，你还有五分钟，我要赶你走了。”
卢博的呼吸急促起来。
“他们脱掉了他的衣服，”他接着低声地说，“然后把汽油浇在他的……他的……”
“浇在他的性器官上。”亚当斯贝格提示道。
卢博默认了。汗水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滴在他的身上。
“他们打着打火机，转动他的身体，靠近他的……那玩意儿，他大叫起来。想到自己的那玩意儿将被火烧着，他害怕极了。”
“敲诈，”亚当斯贝格轻声说，“然后呢？”
“然后，他们把他按在体操馆的桌子上，用钉子把他钉在了上面。”
“钉子？”
“是的，这叫做给人化妆。他们往他身上钉图钉，然后用大头棒打他，打他的身体，打他的屁股。”
“太了不起了，”亚当斯贝格恨得咬牙切齿，“那女的呢？别对我说你们没有碰她？”
“不是我，”卢博大叫，“我是望风的。真的，我在后面大笑。”
“今天，你还笑吗？”
卢博低着头，双手一直抓着椅子。
“那个女孩呢？”亚当斯贝格追问道。
“被那五个人一一车仑。女干了。她都被搞得充血了，最后奄奄一息。我甚至怀疑他们在撒谎，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而事实上，她是疯了，她什么人都认不出来了。”
“五个人？我觉得你们是七个人。”
“我没有碰她。”
“那第六个人呢？他什么都没干？”
“那是个女的，” 卢博说着用手指着照片上的玛丽亚娜·巴杜，“她跟其中的一个人同居，我们不喜欢女的加入，但她当时在场，于是便跟着我们。”
“她做了些什么？”
“汽油是她洒的。她还捧腹大笑。”
“肯定吗？”
“是的。”卢博说。
“然后呢？”
“其中一人站在他的呕吐物上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就把那两个赤身裸体的人连同他们的东西扔到外面去了。我们都喝得酩酊大醉。”
“美好的夜晚，”亚当斯贝格讽刺道，“是应该喝酒庆祝。”
“我发誓，我喝酒以后清醒了，以后再也没有碰这种事，再也不见那些人。我从邮局里收到了说好的那笔钱，此后便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一直到这个星期。”
“是的。”
“你认出了那几个受害者。”
“只认出了他，他，和那个女人，”卢博指着维拉尔、克雷克和巴杜的照片，“我只见过他们一个晚上。”
“你一眼就认出他们来了？”
“那个女人死后才认出来。我认出了她，是因为她脸上有许多美人痣。于是，我看了另外几个人的照片，我明白了。”
“明白他回来了。”
“是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在这之后他坐了五年牢。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被你们逼疯的那个女孩，一个月后跳窗自杀了。好好想想，卢博，你的罪行够不够严重。”
亚当斯贝格站起来，把窗开得大大的，大口呼吸着，让新鲜空气驱散屋中的汗臭味和令人恶心的味道。他在栏杆上趴了好一会儿，看着下面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7点15分了，传播鼠疫的那个人还在睡。
“你为什么要害怕，他不是坐牢了吗？”他转身问道。
“因为你们抓错人了，”卢博轻声地说，“你们完全搞错了。我们所折磨的那个人，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弱，手轻轻一拍就能把他弹起来。一个可怜的人，一个怯懦的人，一个狗屁不是的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而电视里播放的那个人，壮实得很，像个运动员。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你可以相信我。”
“你能肯定吗？”
“肯定。那人的脸很瘦，我记得很清楚。他一直在外面，监视着我。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要求得到保护。可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做，我只不过是……”
“望风，我听见了，不用再说了。但你不认为一个人坐了五年牢之后会变吗？而且他还念念不忘要报仇？你不相信肌肉是锻炼出来的，跟脑子不一样？你不相信，如果是你，你还是会那么蠢，而他却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自己？”
“为什么要改变？”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活下去，为了把你们绳之以法。”
亚当斯贝格走向柜子，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个乳白色的大信封。他在卢博的眼皮底下轻轻地摇了摇信封，问：
“你认识它吗？”
“认识，”卢博皱起了眉头，“刚才，我从家里出来时，发现地上有一个这样的信封。里面什么都没有，里面是空的，封口却是开的。”
“是他干的，传播鼠疫的那个人，信封里装着传染了鼠疫的跳蚤。”
卢博的双臂紧抱着肚子。
“你害怕鼠疫吗？”
“不怎么害怕，”卢博说，“我不是太相信那种蠢话，那是骗人的玩笑。我相信人是他掐死的。”
“你说得对。那个信封，你敢肯定不是昨天塞的吗？”
“我敢肯定。”
亚当斯贝格一手托着腮帮子，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去看看他。”说着边朝一扇门走去。
卢博犹豫不决。
“你不像以前那么爱开玩笑了，嗯？不像那个美好时光那样了？来吧，你不会有任何危险的。那头野兽被关在笼子里呢！”
亚当斯贝格把卢博一直拖到达马斯的监室前。达马斯还在睡，睡得正香，侧脸躺在床单上。
“好好看看他，”亚当斯贝格说，“慢慢地看。别忘了，你已经八年没见他了。所以，他不完全跟过去一样了。”
卢博透过铁栅，仔细地看着达马斯，看得都几乎出神了。
“怎么样？”亚当斯贝格问。
“可能是他，”卢博说，“那嘴巴很像。我得看看他的眼睛。”
亚当斯贝格打开监室的门，卢博惊慌起来。
“你要我关上门吗？”亚当斯贝格问，“或者，你陪他聊聊，重温一下年轻时在一起享受的快乐，顺便好好地回忆回忆？”
“别这样，”卢博战战兢兢地说，“他可能有危险。”
“你以前也很危险。”
亚当斯贝格把自己与达马斯关在一起，卢博看着他，就像观赏驯兽师进入驯兽场一样。探长摇了摇达马斯的肩膀。
“醒醒，达马斯。来客人了。”
达马斯嘟嘟哝哝地坐起来，惊愕地看着监室里的墙。接着，他想起来了，往后甩了甩头发。
“怎么了？”他问，“我可以走了？”
“站起来。有个人想看看你，一个老朋友。”
达马斯裹着床单，站了起来，显得很听话。亚当斯贝格轮番看着这两个男人，达马斯的脸好像绷得有点紧。卢博睁大眼睛看了看，然后走开了。
“怎么样？”亚当斯贝格回到办公室，问卢博，“这使你回想起什么来了吧？”
“可能是他，”卢博心里还是不太肯定，“如果是他，那他已经胖了一倍。”
“他的脸呢？”
“很像，但他以前的头发没这么长。”
“你不敢冒险，嗯，因为你害怕？”
卢博摇摇头。
“也许你没错，”亚当斯贝格说，“向你们复仇的人可能不是单枪匹马。我把你留在这里，直到事情的眉目更清楚一些。”
“谢谢。”卢博说。
“把下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告诉我。”
“下一个受害者就是我。”
“我明白了。不过，不是还有一个人吗？你们一共有七个人，减去死了的五个，还有两个。减去你还有一个。剩下的是谁？”
“一个瘦瘦的人，丑得像只鼹鼠。在我看来，他是七个人里面最坏的一个，抡大棒的就是他。”
“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互相之间不说名字，也不说姓。在这种事情里面，谁都不愿冒险。”
“年龄呢？”
“跟我们差不多。他那时在20到25岁之间。”
“巴黎人？”
“我想是吧！”
亚当斯贝格让卢博进了监室，但没有加锁，然后透过铁栅门看了看达马斯，把衣服递还给他。
“法官已经决定搜查你。”
“好吧。”达马斯坐在凳子上，平静地说。
“你懂拉丁语吗，达马斯？”
“不懂。”
“你还是没有任何话要跟我说？关于你的跳蚤问题？”
“没有。”
“关于那六个人呢？某年的3月17日星期四，他们跟你有些关系。你没有任何东西要跟我说？还有那个捧腹大笑的女子？”
达马斯没有说话，掌心朝里，拇指轻轻地摸着那个钻戒。
“除了你的女朋友、身体健康和荣誉之外，他们还夺走了你的什么，达马斯？他们在寻找什么？”
达马斯没有动。
“好吧，”亚当斯贝格说，“我给你弄点早饭。穿上衣服。”
亚当斯贝格把当格拉尔拉到一边。
“卢博这个混蛋不敢确定，”当格拉尔说，“你可有活干了。”
“达马斯在外面有同谋，当格拉尔。达马斯已经被我们关在这里了，卢博家里却还是被人放了跳蚤。达马斯被捕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有人马上接替了他。此人的动作非常迅速，甚至顾不上写那个作为护身符的4字。”
“如果他在外面有同谋，他这么冷静就不足为怪了。有人前赴后继，他就指望这一点呢！”
“派人去询问他妹妹、埃娃和广场上的所有人，了解一下他是否去见过朋友。还有，给我弄一份两个月来的电话单，他店里和家里的电话。”
“你不想陪我们去吗？”
“广场上的那些人已经对我没有好感。当格拉尔，在他们眼里，我现在是个叛徒。面对不认识的警官，他们会说得更轻松些。”
“明白了，”当格拉尔说，“一场相遇，一个锚地，一天晚上，几个甚至互不相识的男子。这些共同点，我们本来可能要寻找很长时间。幸亏那个卢博害怕了。”
“有戏唱，当格拉尔。”
亚当斯贝格掏出手机，盯着看了看。由于默默地命令它响、动、出现某些有趣的东西，他最后都把手机与卡米尔本人混为一谈了。他对着它说话，讲述自己的生活，好像卡米尔能听到似的。但正如贝尔丹所说的那样，这种玩意儿只能给人以部分满足。卡米尔不会像灯中的精灵一样从手机里出来，但如果真是那样，他也不怕。他会把它轻轻地放在地上，免得把它弄疼。一点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