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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家
1．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先后响了四次。全是在医院陪护母亲的三姐发来的短信息。
待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一觉睡的太沉了（头天晚上情绪低落，喝了两瓶啤酒）。
以致连绵不绝“嘀嘀嘀”的短信声，竟一次也没有吵到我。
3：42——“情况不好，你能不能早点过来？”
没见回复。接着又——“我有点怕，妈刚才又吐血了，你早点来吧”
4：08——“现在睡下了，你天亮再来吧。”（发了两遍）
我知道三姐一直用短信方式而没打我电话，是为了免使我受到过度的惊扰。（她这人向来如此：除非是 万不得已，即使对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也强装出一副“处变不惊”的从容姿态，把所有难处自己扛。 像今晚——她非要打发所有人各自回去休息，只留她一个人在医院值守，谁怎么劝说也不成。她那股固执的 劲头儿一上来，连别人对她的同情也轻易打消了。）但从她所发信息的语气上，不难看出，当时面对突然咳 血不止的母亲，三姐一个人该有多无助和无措。她一定后悔了：为什么不留我陪她一起看着母亲。至少在心 理上，多一个人就多一分依靠。
向东。开车从东直门赶往位于大黄庄的民航总医院急诊室。一路迎着初升的朝阳，阳光刺得眼睛枯涩无 比。我知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今天这缕朝阳，怕是母亲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缕朝阳了。
其实母亲根本就什么也看不到。
今天为止，母亲在这家医院的急诊监护病房里，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氧气罩下积留着母亲粗重而浑浊 的呼吸，尚可证明母亲活着，其它的，她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躺在房间最里侧的一张病床上，为的是最后 不行的时候，不会惊扰到其他病人。
母亲的死，是早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宣判了的。送进来的时候，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已呈现多功能 的衰竭，连医生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再治疗的必要了。只是母亲又在宣判的最后期限上，为自己偷偷加了六 天。面对如此顽强的“垂死挣扎”的生命，每个接班的护士一大早都会笑着问我——“呵！老太太还真行！ ”我想她们后半句的潜台词一定是——“还活着哪！”。语气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们的不耐烦。
就为这，我曾一度幻想奇迹真的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于是暗暗对沉睡的母亲祝祷： “妈，咱就活着， 气死她们！”
“妈，您可要争点气呀！”
2．
赶到医院，时间是七点二十分。两个小时以后，母亲走了。
三姐在母亲床前守了一天一夜，更加之凌晨时分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见到我时，三姐满脸倦容，疲惫 不堪。
“妈半夜吐了三次血，一度呼吸特别困难，又吸了一次痰。怕你半夜不方便过来，没敢打电话叫你！” 看来我的猜测没错。
“那你先回去歇会儿，我来盯着。”
“也好，我回去换换衣服，洗个澡，一会把聪聪也带来，我想让他见姥姥一面……”聪聪是我的外甥， 从小被姥姥带大的。姐姐想让孩子在脑海里对姥姥的去世留下一个最后的印记。说这话时，我们面面相觑， 心态复杂，内心都明晰地感到，今天也许真会有不测的大事即将发生。
姐临出门前，特意询问了值班护士：“像我妈这种症状，最多还能熬多久？”
“这可不好说，不过一般出现这种应急性溃疡的情况，病人就快不行了。”
“那怎么能看出是不是不行了呢？”显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问得十分低级。
“最明显的，看病人没有呼吸了，胸口没有起伏了——”话锋突然一转，“你们不是已经不打算再抢救 了吗？”
又是一击。我们只好点头。
“——就是，其实抢救也没什么意义。”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护士人很尽责，又提醒我们寿衣买了没有，说对面的寿衣店就有卖的，有情况可以随时叫她等等。早在 几天以前，母亲的寿衣就已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随时准备应急。我没敢把它放在病房的床下，倒不是怕母 亲多疑（其时，母亲已经完全意识不清了），主要是担心会引起其他病人的反感与嫌恶。
三姐走出医院的时候，还一再强调她会尽快赶回来。她怕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母亲了。
三姐家在城北的西三旗，乘车单程也要花费将近两小时。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接到我电话说，“妈已 经走了——”她拼命再返回来。已经晚了。此时的母亲已经装扮停当，静静地躺在平车上，准备上路了。 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加之姐姐从没见过一身暗紫色寿衣、穿戴富贵而且整齐的母亲竟真的与我们阴阳永 隔了，陌生、惊怕、懊悔、痛心疾首……一时间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先别哭了——妈走的很安详……妈不用再受罪了……”现在反过来要我劝姐姐。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 声音的微弱，颤抖。我的眼泪随时可以倾泻而出——但听说，人死的时侯，周围亲人无顾忌的放声大哭，会 让逝者的灵魂更加不安，无所归适。所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
在告诫自己：母亲走的那一刻，我一定忍住哭。
太平间的师傅帮我们为母亲“铺金盖银”（一套金银色的绸子被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有很多 讲究。而我们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事先曾有无数的至亲提醒我们，伺候老人“上路”时的诸般程序， 事到临头仍不免手忙脚乱。
是的，我们对家人的离去是那么的缺少经验。临终前的洗脸、擦身、穿衣戴帽，我们都做的毫无方寸。 甚至更早，当初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在她受尽病魔纠缠整日又哭又喊让人片刻不得安生的时候，我们除了抱 怨，还是没有经验。竟不以为她那是病，不懂得她的叫喊比我们听她叫喊其实更痛苦，她的病折磨着别人， 更是在消耗着自己……现在母亲走了，经验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母亲昏迷期间，一直靠氧气维持呼吸。 医生查房时特意提醒我们：“记着隔十几分钟，给老太太用湿棉签沾沾嘴唇，否则病人会口干的。”我们才 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疏忽，已经无形中让母亲受了更多罪——毕竟还是因为缺乏经验啊！）
当你好不容易从实践中获得了一点照顾父母晚年的切身经验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上天总是残酷地把 所谓“经验”一次性给了你，又让你后悔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它。
3．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母亲走的时候，有我在她身边。
母亲得病以来的十几年间，举凡大病小情，都是有我陪在她身边的。看病、吃药、陪护……知道的人都 说：这老太太可算是得了老儿子的“继”了（大概是养儿回报、老有所靠的意思）。不管说这话的人出于羡 慕、嫉妒或是讥讽，我都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使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从心里稍稍感到一点骄 傲，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遗憾——在她有生之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说当有一天，作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 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 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不享受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负 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 电监护设备等等，要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
“长此下去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 护仪，从抢救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 ，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 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找后帐什么的——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 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家属的同意，罗大夫在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观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 ，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向家属交待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 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关系到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既然母亲是彻底好不了了，既然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那么，再这样痛苦地维持这段苟延的生命 ，对母亲、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厢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 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是谁给我们的权利？是母亲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看到母亲再这样粗重的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 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这就像，如果你能预知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与心爱的人分别，那么，这几个小时你是不是希望它马上过去 ，从而让自己少受些煎熬？——我当时就是出于这样的心情。
然而我又不得不相信，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 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疑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
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4．
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把母亲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 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 亲平移得很成功。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妈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折叠？）成失 去形状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车的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 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的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
我顿时一阵悲伤，想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 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
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铁塔护士最初的力气和热情劲儿着实令人感动，我和姐姐连连道谢。可没过几天，铁塔护士出言便很不 中听。在她当班时，我们请她为母亲测量体温，或是报告她是否该及时加药了，铁塔开始变得很不耐烦，经 常听她有意无意地甩出一句：“你们家属不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吗？”，或者“其实再加药也没什么用，反正 你们拿来（药）我就给你打”……让人别扭。
就算是病人已经没指望了，在“等死”了，你们这些白衣天使们，难道就有权利对病人指东道西吗？你 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言行，会给身处不幸中的病人家属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们深夜里旁若无人的嘻嘻哈 哈，将对这些生命垂危的家庭蒙上怎样的阴影？你们——能不能先学着怎么说话呢？！
倒是最先向我们交代实情的罗大夫，对日渐衰微的母亲依然每天认真查看，还主动提醒我们：即使老人 快不行了，也要经常给她翻翻身，别长了褥疮，病人受罪。（用湿棉签沾嘴唇的细节也多亏了罗大夫的提醒 ）这种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医生一点一滴的人性关怀，都会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温暖。
（我知道，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近乎冷漠的措辞，无非是怕万不得已的时候，家属翻脸不认帐，事先分清 责任，这对医院和医生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