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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别睡啊！”
“大妈，大妈——”
城市的道路一片空寂。白天的喧嚣都哪儿去了？
我有幸驱车带着母亲领略了一次静夜中的北京城。然而却是在母亲眼睛还渗着血，毫无知觉的情境之下 。
我在这座著名的眼科医院四周转了半天，竟没找到一个为夜晚急奔而来的病人准备的停车位（也许白天 很多，晚上却不易发现）。
匆忙把车泊在楼间的通道边上，刘姐和妻子在车里守着母亲，我跑去挂号。
一进挂号处的门，一股难闻的土腥恶臭扑面而来，熏得人头晕。地上，满坑满谷横七竖八躺的都是从昨 晚就来排队挂号的外地人，如尸横狼籍的战场，一不小心就会踩上去。每一次落脚都必须小心翼翼，见缝插 针。天南地北的呼吸汇合在一处，鼾声此起彼伏。（要知道他们千里迢迢到北京的专科医院、挂一个专家号 有多难！）
一个人告诉我，急诊挂号不在这里，可以直接上四楼的门诊。（我纳闷，怎么来这里就医的病人比医护 人员还门儿清？）多亏他，因为在四周围，你根本找不到一位医护人员和一块明显的指示牌。
几个人合力抬母亲进电梯（电梯工人在电梯间支起两张椅子鼾睡。我们不忍心打扰人家，只能拥着母亲 ，局促在电梯间的一隅，自行控制上下。）到了四楼，空旷的候诊大厅更是静得怕人。只有一排排绿色的塑 料座椅，无声地提示着白天的喧闹。使人联想起无数在医院的夜晚发生的恐怖故事。
没有借到担架。我们费尽力气，两个人端着母亲，在大厅里横冲直撞。
好容易发现眼科门诊的门。从里面上了锁，我们只能站在玻璃门外使劲儿砸门，一边砸一边喊“大夫， 大夫——”喊了很多声，一个像过去学校里“舍监”模样的女大夫，才拿着钥匙姗姗走来开门。见她呵欠连 天一副没睡醒的懊恼，倒叫我们过意不去。
为母亲冲洗了泪道，医生诊断为泪小管断裂，需做吻合手术。
但她提醒我们：“吻合手术也不一定能找到断管，即使找到了，手术顺利的话，病人也要戴三个月的导 管，能不能愈合还很难说。”
“那要是吻合不上，像您说的，会出现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眼泪无法排出，看起来老是泪汪汪的……你们自己考虑做还是不做。”
母亲完全听不懂这些，她在一旁表现的痛苦而绝望。我心想，妈啊，您不是不睡觉吗——这下，您可真 别想睡了。
鉴于母亲十年的脑血栓病史（并于三个月前刚刚复发），于大夫（胸牌上写着她姓于）让我们下到地下 二层的内科，测量血压和心电图。直到这时，我们才在内科租到一辆平推车，可以推着母亲。
第一次量血压160—90，并有心肌缺血。医生给开了些静点的针剂，准备手术时用。
把母亲抬到三楼眼科，吃过药约二十分钟。我们找于大夫请她再为母亲量下血压，偏血压计又坏了。她 又把我们支使到B2的内科。母亲这次的血压120—90。仍有点高，但只能凑合了。
本以为终于可以手术了，但我们没有料到，母亲长期以来不由自主的哭闹，使她根本无法配合手术。哪 怕整个手术只须短短的十几分钟，她也无法坚持。母亲已经没有意识，任何哄劝对母亲都无济于事。
手术的大夫没辙了，怎么推进去的，我们又把母亲怎么推了出来。母亲一出手术室门就嚷着要撒尿。刘 姐与妻子两个女人，连拉带拽帮她到女厕小解。我这时干着急插不上手。
我们把母亲推在门诊室外的过道里。此时的母亲相反不哭了也不闹了，面无表情（也许有沮丧？），睁 着失神的大眼睛望着我。我读不懂她想表达什么？母亲偶尔打个大大的呵欠（说明她很困，已经熬不住了） ，但还是跟在家一样睡不着。
“您怎么就不能坚持一下呢？十分钟也不成吗？？手术做不成，眼睛就完蛋了您知道吗？！”我的抱怨 只能说给自己听。我又急又恨，然而母亲却对她自己造成的无穷后患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的母亲，我还能怎么样呢？看着母亲我行我素的漠然，我心里一阵难过和心酸。
（我曾在哪里见过这样无精打采的，失神、无助的眼睛么？——
开车在107国道上，正遇到一个保姆模样的人推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似过又不敢过，犹豫了几次。当我 欲强行闯过去的时候，她们又突然往路中间走——害得我赶紧一脚刹车！
“怎么走呢？不看着！找死啊！！”我不知自己那天的火气怎么那么大。
在这时，我看到轮椅上的老人，也是一双呆滞失神的大眼睛朝我这边望来，旋即又垂下头，面无表情。 我突然就想到了母亲！我事后因想到了母亲，而愈加觉得对那位老人无可弥补的深深歉疚。）
2．
于大夫开了化验血常规和尿常规的单子，要我们先带病人到B2化验，再自己上四楼找麻醉科“会诊”。 化验过后，刘姐负责看着母亲。我和妻子又去找麻醉科。
七拐八弯的一条的通道，连接着医院的新楼和老楼。麻醉科在老楼。楼梯昏暗黢黑，寒夜里不住有阵阵 冷风灌入这条走廊。
门铃叫醒麻醉科的值班护士。依旧是一副睡眼惺忪的倦怠。
我们被获准只能进入一个人，另一人在门外等。妻子说她一个人在黑黢黢的走廊里等有些害怕。于是， 我让她进去跟医生谈，我被挡在大铁门外，焦急地等待结果。
这条幽暗的走廊一直延伸到我儿时的记忆，让我联想起小时侯，母亲经常带我看病的同样一条走廊。只 不过，那是通往另一家医院的小儿科的必经之路。
母亲抱着我穿过那走廊，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和病儿哇哇的哭声就在暗示我，我的厄运也降临了。于是 开始跟着哭——那或许是我对医院和医生的最初的记忆，而且这景象，在以后无数次，被虚张声势地呈现在 我的梦境中，把梦渲染得格外恐怖。
小时的我是那样体弱多病，不得不连累母亲经常半夜起来，抱着我穿过一条条纵横相接的胡同，最后到 达人民医院。
夜色、街灯、母亲急促的脚步以及喘息声。对了，还有一件类似《红楼梦》里姐妹们赏雪景时披的那样 的红色斗篷（一被围上它，我就知道又要上医院了）。母亲不聪明，但母亲对这条一公里长的道路，熟悉到 即使闭着眼也不会走错。
记忆里还有我的父亲。
父亲每星期都带我去一家医院“捏积”。就是用手捋着后脊梁骨，从上到下依次捏，再从下到上反复几 次，每次都疼得我大哭不止。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医还有没有这种用来治疗“滞食”的方法（好像是一种因营 养不良形成的小儿常见病），现在营养过剩的孩子，还会不会得这样的病？
一张简陋的预约卡，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盖几个阿拉伯数字的红戳，去一次撕下一个数字。我记得当时最 大的盼望，就是父亲手里的白纸上的红戳越来越少，那样，我就不用整日活在叽里哇啦杀猪似的嚎叫的噩梦 中了。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标准的“多愁多病身”（我曾戏言，怎配妻“倾国倾城貌”？）当然这有很大一 部分原因要归咎于我的父母。他们一方面沉浸在“老年得子”的喜悦的同时，也为我埋下了体弱多病的顽固 基因。
小时侯，父母亲四处为我讨得偏方（据说把鸡蛋皮擀碎，在火上垆糊了，和在水里喝，可以起到类似补 钙的作用。母亲便如法炮制。以至直到今天我还能快速反应出，当年“坚硬”的糖水里弥散的鸡屎味），三 天两头带着我往医院跑。
在我20岁那年，因一次意外的扭伤，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需要相当长疗程的按摩治疗。丰盛医院骨 科的专家门诊规定，一个上午只看十个人，要很早就去排号。
父母亲天不亮就起来，俩人轮流着去挂号处排队。有时是父亲先起来，然后母亲再走去换他。母亲走在 半路的时候，不期然也许还会迎面碰上已经挂完号正往回走的父亲。那家医院离我家大约三里路，走快了， 一个来回也要一个小时。可他们硬是风雪无阻，坚持了一个
多月。父母亲从来不忍心早早的叫醒我，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睡上一会儿……
那时的父母亲可曾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儿子也要半夜起来，送他们去医院看病、排队、挂号？怀着同 他们当年一样的心急如焚？
这些感触并不是我在这家医院的走廊里想到的。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什么也顾不得想，只祈祷妻子出 来时，不要有最坏的消息带给我。当然，也想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当天上午，是我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的婚 礼。礼物早就准备好了，提前在电话里敲定得板上钉钉，实在没道理推脱。三点钟的时候还守在医院的我， 十点能赶到吗？
3．
终于，铁门开了。麻醉科大夫陪我的妻子走出来。
麻醉大夫对血尿的化验结果看都没看（母亲又白遭罪了），就说“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只能采取全麻。 但不排除会有很大的风险（以母亲的年龄和严重的血栓病史），也许就醒不过来……而且，即使全麻允许， 也马上做不了，要等床位，并留院观察以后，才能实施手术。”他还说，“局部麻醉效果不大，还容易导致 脑血栓的再次复发，后果可能比单单眼睛的问题更严重。”
他让我们再下楼去跟手术室商量。没想到，母亲仅仅是泪小管的断裂，竟引出这许多麻烦，甚至是性命 之忧！
我们又下楼，把麻醉科的意思转达给手术室的大夫。手术室这次只开了一道门逢，将将够主刀大夫的头 从里面勉强探出来。
我们说全麻危险系数太高，作为家属，我们不同意做全麻。手术的大夫则强调，局麻肯定不行。最后我 们妥协道：“可不可以只为母亲做简单的缝合手术，不做泪小管吻合？”
手术大夫莫名其妙地看看我们：“那门诊就可以做啊！”砰一声，仅有的一道门逢也关闭了。
母亲还被遗忘在门诊室的过道上。昏昏然无精打采。见我来了，哭着向我喊道，“家去吧——家去吧— —”
手术还没着落，可怜的母亲在寒冷阴暗的过道里熬了一宿，再也撑不住了。
眼科的于大夫看了看病历本问我：“麻醉科怎么没写意见呢？”
我又上到麻醉科，二次叫开铁门，找大夫留下“墨宝”。
于大夫又说：“就是缝合手术也要手术室做，门诊做不了。”
“可手术室让找门诊啊……”
于大夫摇了摇头，走开，不理我们。
眼科门诊、内科、麻醉科、手术室各有说法，而且是自相矛盾。他们所谓的“会诊”，无非是一切由病 人家属一趟趟屁颠颠地东奔西跑四处央告，提出问题（向医生），并努力自己解决问题（大主意自己拿，医 生不参与意见）。
在这些狗屁医生眼里，病人简直就是一个被支离破碎的简单生物，他们只从自己所谓“专业”的角度， 考虑动这一块还是不动那一块，各取所需。如同市场上买猪肉，掂量着是要腔骨还是排骨还是前后肘棒比较 合适，何曾真正把病人当作一个整体的“人”？
（两年后，在母亲去世前夕，我在另一家医院，又遇到了同样可笑的事——
当时正处于深度昏迷的母亲，身体各个器官都呈现出整体的衰竭。母亲因长期卧床，引起小腿严重萎缩 、呈青紫色，摸上去冰凉如铁——这又引来外科的一番例行公事的“会诊”：
外科大夫郑重警告说：“必须截肢了，不然会发展到全身”。 其时，主治医师早已经口头给母亲下过 了最后的病危通知。
我当时甚至有点怀疑外科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他难道看不到，此时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吗？根本 等不到截肢那天，随时都可能一命休矣！
——难道连让母亲留个全尸都没可能吗？！）
我并没有指责医生的良善用心，我只是觉得无奈和可笑，医生的判断怎么这么低能？“黑色”得完全不 靠谱？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不是用外科、眼科、耳鼻喉呼吸泌尿心脑血管等等拼 凑出来的简单生物。
病人在这种生命垂危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再忍受截肢之痛，——而是，出于医道和人道的终极关怀！
（被尊奉为西方学院医学奠基人的，古希腊著名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