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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年的正月，我出世了。
男孩，七斤多重，老疙瘩。父母喜出望外。
又过不到半年，三姐终于不治而死，年六岁。我对死去的三姐毫无一点记忆。
父亲说，是他当初那句无意的错话，让老天爷真的把三姐收回去了，换来了我。他一辈子打心里对不起 我的三姐。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
每每看到老两口当着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泪水涟涟的情状，都让我感到一阵疼。我也觉得三姐是为 我而去的。所以我更相信，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个人的，它好像冥冥之中有很多莫测的因果。因此，任何人 也没有权利慢怠它。
5．
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和现在很多养尊处优的“家庭妇女”的概念不同，那个时候，家庭妇女意味着 要照顾一大家子的吃喝穿用饮食起居，操持所有家务。并不比上班轻松。有一阵政府号召“人人都有一双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工厂几次来家动员母亲参加工作。没办法，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由大的带小的 。父亲下班回家一看，几个孩子一个个哭天喊地地可怜状，痛下决心：不让母亲工作了，就在家带孩子。母 亲上了三天班就不上了。也为此付出了没有任何退休和医疗保障——的沉重代价。
母亲粗手笨脚的，不是那种灵巧而爽利的女人。但母亲也在倾其所能，为我们这个家尽她的所有努力。 替人家糊纸盒、拆洗棉衣、靠垫、搬运冬储大白菜、扫花……都干过。母亲凭老实、不惜力气，挣一点钱贴 补家用。所以才有儿女们的今天。
棉大衣拆下来，满屋子飘着破棉絮和呛人的油泥味。我帮她把拆下来的扣子用线一粒粒穿起来，当玩具 在手里来回摆弄。母亲的哮喘病大概也是那个时候，经常闻这些恶心的异味落下的，一到冬天就喘得下气不 接上气。
印象里小时侯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没有洗衣机，母亲要把那些腌攒的棉大衣一件件浸泡在大盆的冷水 里反复搓洗，再钭几过。母亲枯瘦的双手因长期浸泡在冷水里而变得僵直，发白的皮肤被大衣染成淡淡的蓝 色，怎么也洗不掉……
夏天，槐花开了。满街都飘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
馨白的槐树花可做药材。我小时侯对这种花的记忆，就是随母亲一把一把地扫落在地上的槐花，回家晾 干，装麻袋，再坐车到很远的收购站卖掉（那时觉得远，其实就是从西四到新街口外的小西天的距离）。
剪树上的槐树骨朵儿要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即在长竹竿顶端绑一把剪子，剪子的另一只把儿上系一根绳 子直到手上，为了操作灵活。高的树枝够不着，要站到三轮车上举着竹竿往下剪。通常是父亲剪，母亲带我 和几个姐姐，俯在地上扫，扫慢了还要担心被车或人碾轧坏了。
不仅槐花，还有一种叫榕花的，也是药材，现在在北京这种树已经不多见了。树冠阔大，花色为淡红色 ，毛茸茸似蒲公英的小伞，可爱极了。母亲常带着我，到人民医院的院子里和故宫的筒子河边拾榕花。一斤 晾干的榕花能卖两毛钱，有时还会因为里面有潮湿的水分而被压价，或干脆打回来拒收。老实善良的母亲从 不与人争辩，而是扛回家，继续剪，继续晾……
第七章 三年，换了七个保姆
1。
前几年，热播过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剧情颇显喜剧风格。但在现实 生活中，具体说在我家里，短短31个月更换了七个保姆，却绝无轻松可言，而是让我们深深领受了与保姆相 处过程中的种种辛苦与无奈。
七位保姆先后是：徐姐（38岁，湖北），小马（21岁，山东），小任（20岁，甘肃），小王（19岁，甘 肃），刘姐（39岁，山东），王姐（37岁，甘肃），小何（31岁，陕西）。
早在接父母回来住之前，我和妻子就设想过，今后家里就要多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会不会因此别扭 。我们谁也没有过家里请保姆的经验。小时工倒是偶尔请过，但吃住在家里，日夜厮守在一起，却要打此首 开先河。
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特意把原来的餐厅部分打成隔断，四米多的面积，准备用作保姆卧室。花150元 从家具城拉回一张折叠单人钢丝床，一切准备停当。
看来是我们对形式估计过于乐观了，以为到劳务公司，指不定有多少像电视里演的年轻、秀气的农村姑 娘，排着队等我们挑呢！没有。依报上的小广告打电话，问过很多公司，都说现在是保姆淡季（这也分淡旺 季？）暂时没人，让我们再耐心等等。现在是水开了等米下锅，我们没时间等下去。最后还是辗转经熟人介 绍，才来到这人在京新开办的公司（说实话，这家位于偏僻的居民楼地下室的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简 陋、寒酸、破败，看上去很不正规）。
公司里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湖北女人（根本没的挑拣）。我直觉面前的女人面相即带几分刁钻，至少 是很精明（“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有点想放弃的意思。对方好像也并不急于找活儿干，坐在那儿 打毛衣，有话答音地把我们家里的情况详细问过一遍，才勉强跟我们回家。
徐姐干活、做菜都很麻利。起初我们还为此着实庆幸了一阵子，觉得请了保姆的日子真的让自己有种解 脱感。但问题很快来了。
起因是父亲（那时父亲还不糊涂，还讲理，说话有分寸）。父亲不止一次私下里向我和妻子反映，保姆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长时间讲电话。有时下午出去买菜，两三个小时不回来。
——这怎么行？父母行动不便（其时母亲的病尚未复发，老两口生活都能自理） 磕了碰了的身边没人 怎么能行？
我们试探着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说保姆又出去了。就在这个月发薪之前，我们决定找她谈一次话。
没想到她先急了。为自己开脱了一大堆理由：说我们给她钱又少活儿又累人，说她来不是受气的，她也 根本不想伺候人，北京人都很坏，跟她耍心眼儿（她的指向性和打击面一下子让我骤添反感）……连珠炮似 的，声音越嚷越大，几乎吵起来。父亲闷坐一旁不言声。母亲吓得直哭，不知所措。
“走，明天就给我走！！！”妻子被她肆无忌惮地叫嚷逼急了，“也不看看这在谁家？！你再这样我们 就报警了告诉你！”
总算把她给唬住了。
斤斤计较领过了工钱。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她辞了。
第一次请保姆，就让我们领教了保姆的厉害。
2．
现在请保姆条件很多。我是指保姆的要求：首先要具备独立的保姆卧室，（住楼房比住平房，找保姆略 有优势）有休息日，能看电视和每天洗澡，活儿不能安排太多太满太累，而且很多还对看护老人、孩子和宠 物（像我父母后来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或干脆无法保证人家睡眠的，应征者则更是寥寥）根本不予考虑。 不得不在老人和孩子之间二选一，很多保姆则表示，宁愿看护刚出生的婴儿或伺候“月子”，也不愿看老人 。
人老了，如隔夜的残羹冷炙。
依照以上参系，我家最大的麻烦是，保姆节假日基本不能休息（亲人在北京的，这一点大多很难保证。 即便北京没亲人，春节也总要回去的。以至北京一到年节，会出现大范围的“保姆荒”）
还有就是，看护老人必须要昼夜值守，责任重大。太年轻的干不来，不愿干，身体瘦弱没力气也不行。 （所以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四十岁上下、身体结实的、有耐心和责任感的、质地本分、朴实的农村女性）还不 能太笨，要能掌握家电的使用，能独立完成买菜和记帐的任务。
无异于公司招聘。只是工作环境是在雇主家里。
雇主则要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基本原则，努力说服自己，要相信保姆的道德水准，尽量跟她 们相处为一家人。否则防不胜防，早晚累死。（你不可能事先把所有想到的物品，都转移到安全地带，大衣 柜也上锁——那样当贼似的防着，更易使保姆产生仇富和报复心理）你要向“傻根”学习——相信“天下无 贼！”
（但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在徐姐走后不久发现没了。至今不敢断定谁是“犯罪嫌疑人”。）
以上实为请保姆的一些切身感受。还是回到徐姐走后。
换了一家劳务公司，让我们遇上了小马。
这位来自山东聊城的姑娘，别看年纪小，但为人老实，做起家务不惜力。粉扑扑的圆润脸膛，让人联想 起杨柳青年画上抱着金鱼的白胖娃娃。爱脸红，由外而内透着一股健康气息。
我和妻子照例要先向她交代家里的电器使用，洗衣机水位怎么设定，晾衣架如何升降，微波炉热牛奶需 要几分钟、电饭煲煮饭加多少水，怎么叫熟了，空调的英文冷热在哪，怎么装吸尘器的各种吸头，灰满了怎 么换袋，油盐酱醋在哪儿，下楼在哪儿买菜，帐本怎么记录，物业公司电话多少，社区医院在哪儿，电话多 少，老人爱吃什么，专门给父亲剃头的师傅在哪儿，电话多少……听起来，要干的活儿的确很繁杂琐碎，但 适应几天下来，远没想象的复杂。
小马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我和妻子就轮流培训她，从蒸米饭、炸酱面到烩饼、饺子、炒菜……坚持了 一个礼拜。小马悟性强，终于能把家常的饭菜做得有模有样了。（以后也有几个保姆，刚来时根本不会下厨 ，更没炒过菜。听说是她们山里根本不吃炒菜，因为穷）我们开玩笑常说——“从我们家走出去的保姆，再 找工作肯定不困难。我们成岗前培训班了。”
以后，每次换人，我们都要不厌其烦地把所有事宜从头交代一番。一个想不到，指不定哪儿就出差子。
渐渐的，举一反三，小马自己也能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干起来很顺手。（以后我们发现， 几乎每个保姆在不同方面，都能总结出一套心得。比如扶母亲下床撒尿，刘姐的方法既简便又省力：第一步 ，先跪在床上将母亲平拽出半个身子；第二步，把母亲的身体转过来，双腿顺到床沿；第三步，用脚作支撑 ，借着母亲的劲儿把沉重的母亲搬到坐便椅子上。我们便纷纷仿效——教学相长！）
但父亲见人起疑的毛病，也就在这时候开始显出端倪的。小马一开始隐忍着。但她毕竟年轻，没受过这 样的委屈，终于被父亲骂走了。
3．
小马本打算五一节之前回老家一趟，为回老家麦收专程跟我请过几次假。我们劝她能不能五一以后再作 打算。（一是妻子五一期间要出差上海，一周左右。保不准家里要来很多亲戚，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其实为了父母，在我们的生活里，早就没有“七天长假”一说了。几乎所有假期都是在家守着他们。赶 上保姆请假，更是要由我们兼起买菜做饭的重任。老人须臾离不开人，别说出远门（在外住一宿的事想都别 想），就连去趟超市，都放心不下把两个老人丢在家里。（母亲撒尿必须由人扶下床，而且病重后的母亲小 便失禁，隔不到半小时就有尿意）对我来说，假期比平时上班更累人。（多年后，我在农村的老表兄那里， 复见到我当年的影子，对他一切外出被分割成半小时半小时的时间碎片，心里深有感触。）
2002年5月2日。昨晚三姐一家过来，我和姐夫喝了不少酒，晕忽忽地。睡得很晚，起的很迟。起来时三 姐一家三口已经走了。
大概是中午吧——父母那屋，父亲对小马大喊大叫——
“你给我走！！！”
父亲疯了一般。小马不敢大声顶嘴，在一边委屈地哭。起因是父亲认定小马两边挑拨，把这个家搅得人 人都反对他。还有前几天，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母亲喂药，第二天母亲就拉稀了——父亲把这些“偶然” 按自己的逻辑串联成一个“必然”，硬说小马给妈喂的是“毒药”。
小马哭着向我保证：“我怎么可能给大妈喂毒药？……”
越说越委屈，哭声越大。
“我们都知道。老头儿是糊涂了，别往心里去……”我们还能怎么劝？！
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二姐和我打电话。父亲听不清，猜测小马背地里向我们告他状，意在煽动儿女们 集体起来反对父亲，让我们数落他。（他就是把所有他看到、听到的细节，经过自己的猜疑和加工，嵌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