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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真的，我不骗你。”
到处都是陷阱，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难道这就是我向往的自由世界？！
一场大病，卸掉了我体内的包袱，还使我戒了毒瘾；与爱德华的爱情，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哪里能想到，这一切都是假的。
在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呢？难道真的只有那并不存在的天主值得信赖？！可是信天主并不等于信神父，因为神父也是人，没有可信赖的人，那又如何向天主忏悔呢？！
我气愤得昏了头，掀开被子，将爱德华推下了床，说：“滚，滚！没有一个好人！”并且把他堆在床上的衣服向他甩去。
他蜷缩着身子，抱起我扔在地上的衣服，压低声音说：“别吵！隔墙有耳，让别人听到不好。”
他迅速地穿好了衣服，对我说：“别急，别发火。我都想好了，你耐心地等一等，我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咱们一起到欧州去。”
说完，他象贼似地轻轻地开门溜了。
他带走了我的希望，带走了我的爱情，带走了我的勇气。我用被蒙着头，偷偷地啜泣起来。
在我痛苦的时候，我总要想到程华，她是在美国大地上活动着的中国记者，她真正了解我，她会用那春风般的话语，拂平我心头上的涟漪；她那大海一样的胸怀，能容纳我洒下的千万滴泪花。她会象姐姐那样给我出谋划策，她会象妈妈那样，给我温暖。所以，我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了她我这秘密住址。
巧得很。正是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来了，还为我带来了亲爱的蓝姐。，
看到她们，我忘掉了爱德华昨天带给我的痛苦。也许正因为有昨天的痛苦，才倍感到今天的幸福之可贵。
“你们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我问程华。
她那长长的眼睫毛上下眨动着，使那双眼睛显得更大更美。不知为什么，她笑而不答，只是瞅着蓝姐说：“您说呗！”
那话里话外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意思。
蓝姐笑了，她笑得甜美而舒心，仿佛她刚刚经历过什么幸福时刻一样若有所思地说：“小妹，你知道关于爸爸的事吧！
“就是我在美国的爸爸，虽然妈妈和他离异几千年了，但是他时刻想念着妈妈，想念着鸭绿江边的小镇……是他要妈妈和我来美国照看你。你是知道的，来美国办手续是多么难啊！理由充足起码也要半年，是他直接通过美国大使馆，为我办了来美探望的护照啊！”
“斯特津！”我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这个我不愿意说出的名字。
“是他！你认识他？见过他？”蓝姐抓住我的手，激动地问。
我晃着头，有些茫然地说：“不，我不想认识他！美国的男人我都不想认识。”
“那不对！怎么能那样说话呢？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你知道吗？他为中美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为咱们家乡捐了十五万美元，买了不少先进医疗器械呢！”
说着，她趴在我耳朵上小声说：“告诉你，要不是他，你早就死了，是他救了你，把你送到这所医院。这你都不知道，他不让我给你说。”
我还说什么呢？斯特津是她的父亲，她能来美国全靠他的**；在她眼睛里，斯特津又是中美友好的使者。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只微不足道的飞蛾，是被祖国人民遗忘的人，尽管我是她的妹妹，可毕竟是异父的姊妹啊！
中国人有两个坏习惯，一是容易患健忘症：有了斯特津这个爸爸，她就忘了几十年前妈妈被抛弃的耻辱；有了父女之爱，她可以忘记老一代的怨恨。二是攀大损小：为了所谓中美之间友谊，可以认贼作父，对个人的恩怨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习惯如果在三年前，我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是，沉沦过的我，知道了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天堂，什么是神灵，什么是魔鬼。我自信会冷眼看待世界和人生。正如人恋爱一样，热恋时朦朦胧胧，对恋人只看到美、看到爱，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也不想看到。当你和他生活一段，你就会发现，也许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许是个有缺陷的伟丈夫。所以，中国现在有句常用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日夜想念的姐姐来到了身边，她是我最敬爱最崇拜的人，她引导我踏上了芭蕾之路，她使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但是，也正因为她对我的启迪，才导至我今天的下场。现在，她又搬出斯特津这家伙的名字，顿时，姐妹相逢那手足之情，大洋两岸的思念之情都烟消云散了。我感到她很陌生，也不象刚进屋时那样美了。
“小妹，你和我搬到爸爸那里住吧？”她真诚地对我说。
“不！不！”我断然地拒绝了她。
斯特津是老奸巨滑的。
他明白，我不会向蓝姐讲他又奸了我，他还可以用蓝姐重新把我拉回他的身边。可是他忘了，夏南巳不是那个只想跳芭蕾的夏娜了，她已经学会了思索人生。但是，我也明白，不依照他安排的路走，那就要象爱德华告诉我的那样，进疯人院。金钱可以让大夫把我变成痴呆，那样就可以证明我以前对他的控诉是疯人狂话，是不可信的。他也可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怎么办呢？
程华依然微笑地望着我们姐俩。她那双眼睛告诉我，她在思索着该如伺办。她眨了眨那双眼睛，对我说：“我看你就依了蓝姐吧！可以不在斯特津先生家住，但是你得去谢谢人家
啊！”
说着，她又向我使了个眼色，晃了晃头，不要我吱声。
她对我和斯特津的关系十分清楚，她是既不伤害蓝姐，又为我出了缓兵之计。我只好对蓝姐点点头，表示同意程华的意见。
蓝姐打电话去了。程华急匆匆地对我说。“接到你的信，我就来旧金山了，可是进不来。多亏遇到她，她把我带来了。你现在处境不妙，也可能有警察局的侦探监视你。可以先去斯特津那儿，有机会就跟我走。你再考虑考虑。”
蓝姐回来了，她兴冲冲地说：“爸爸欢迎你，随时都可以去他那儿。他说，他可以象对亲生女儿那样对待你……”
哼！我早就尝到了他对待“亲生女儿”的滋味了！
，这种感情，我没有表现出来。
我只能这样啊。
我可以当着美国公众揭露斯特津这个淫棍、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也可以对别的女人讲我受到斯特津的残害，以及心灵上的伤痛，但是，当着蓝姐的面，我能讲什么呢？什么也
不能讲。。
父女之爱，也是人类的天伦之乐，这种爱的维持，可以给父与女以心灵上的欢乐、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尽管这种欢乐对于斯特津本人来说已经荡然殆尽，现在仅仅靠形式上的父女关系来维持，可是蓝姐的这种情感却是纯洁的，它没有因为斯特津的行为上的疥斑所玷污，也没因为他是地道的美国人而出现隔阂，更重要的是蓝姐远离祖国在异地他乡尝到了这种天伦之乐，因此，这种情感是强烈的，也是不可逆反的。
我只好尊重她这种情感，尽管这种感情也许在一刹那间就可能崩溃，但是作为妹妹，我决不能做点燃爆炸这种情感导火索的人。
她和我，也都够可怜的了。
但是，最可怜的还是妈妈。
四十多年前，她狂热地与斯特津爱恋着，伪新京的桃花村留下她的憧憬和绝望。她和他的婚姻是爱幻想的妹妹与风流公子常有的事，那必然经不起任何风浪的袭侵。老斯特津出面于涉了，负心的斯特津只给妈妈留下了痛苦和泪水，匆匆地去了……
二十五年前，妈妈和一位铁路工人结合了，他们生活得很英满，我就是他们真诚相爱的结晶。如今，父亲死了，妈妈孤身一人在鸭绿江小镇上生活，她抵御了斯特津从美国三番五次的邀请；那年，又拒绝了斯特津去中国时提出的会面要求。这就是她对斯特津的态度。蓝姐是最听妈妈的，可是来美国后，父女之情冲决了她心中由母亲筑起的那脆弱的堤坝，她肯定背弃了母亲的意愿，就象我背弃了祖国一样，投向了斯特津的怀抱。
现在如果让我重新脱胎，重新做人，我宁肯在鸭绿江边的小镇上过着啃大苞米的粗茶淡饭的日子，决不涉足这海外五彩缤纷的洋场。
的确，美国是个丰足得过剩，过剩得浪费的社会。有时我在旧金山美乐百货公司浏览，那里面塞满了世间的珍奇和瑰宝，会令你眼花缭乱。有一次，我在动物商店里被一只象鹦鹉似的小鸟吸引住了，那倒不是因为它的动人名称——爱情鸟，而是它那四百美元的标价…－差不多等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一个四口之家的每月的收入。究竟谁会买这种鸟来点缀生活呢？我想，大概只有那些住着宫殿般的宅第、拥有仙境般的花园、乘坐“灵梦心”高级轿车、带着昂贵钻石项链、在红玫瑰饭店挥金如土的斯特津者流吧。对于他来说，“取之尽锱铼，用之如泥沙”，千金一席的佳肴，万元一只金表，几百元一张芭蕾舞票，上千元睡个漂亮美人，当然都不在话下了。
可是，对于那些为衣食奔走，为付税与子女学费发愁的失业者、贫穷者来说，美国这富足得过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整个旧金山，领救济金的人，占全市人口的六、七分之一。如果你在清晨或傍晚漫步街头，在公园门口，或华盛顿广场周围，经常会发现一些在靠背长椅上孤身静坐的人。他们破旧的衣衫、蓬垢的面容，黯淡的神情，呆滞的目光，似乎在默
默地向你诉说人生的不幸。尤其是一些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不管身旁车如流水马龙，她或者他，总是紧闭双目，好象在沉思，也好象在朦胧入睡。偶尔把眼皮一翻，对这繁华的人世淡然地瞟上一眼，又瞌然闭拢了。我曾经站在这种人的近旁仔细端详，想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态中摸索点什么出来。也许他们有过富贵，而命运多舛，把他们抛入了穷困潦倒的行列？也许他们年华老去，丧失劳力，被子女把他们当成包袱一样摔向街头？或者，他们忍不住养老院的孤寂，到这闹市来重温一下当年的旧梦？不论属于哪种情况，看来他们已经成了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多余者。在他们的身上，生命之树已经枯萎，生命之钟停摆了。他们？活着，不过是一种存在而已。
那么我呢？我已经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地狱之门时刻向我敞开着。我还有什么留恋呢？是那慈祥的母亲在牵挂我？是爱德华的爱抚吸引着我？还是我在惜恋着自己这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我生活在混沌之中，真是说不清是生好，还是死好，是富足好，还是贫穷好。我心中偶像之一是蓝冬姐姐，可是她，也不过如此而已，她对这一切难道能说清楚？
她在国内的政治氛围中，守护在母亲身旁，有丈夫和女儿的天伦之乐，她可以拒绝生父斯特津的情感；因为她自认为是在捍卫着母亲的尊严；现在则不然了，在异国他乡，她把斯特津作为亲人相待，母亲的情丝变得纤细了，母亲的音容笑貌变得遥远了。所以，在我与斯特律两者的选择上，她把更大的砝码压在了斯特津那头。她可能想在斯特津身上寻找她自己，也许在她自己身上寻找斯特津……
于雨：
暑假对于留学生来说是黄金季节。许多公费留学生，特别是家境较好，在美国又有亲戚的学生，他们可以利用假期去旅游，有的甚至还回国探亲去了。我呢？我怎么办？
昨天早晨，我刚起床，就听房东喊我：“于先生，接电话。”
来电话的是我来美国留学的保证人，也是我学习的资助人．一位华裔药材商人冯先生。他有四十多岁，精明强干，有魄力，为人也热情。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我家中，那是
个周日，我父亲请他吃饭，由我作陪。饭菜是市政府的厨师来我家做的，喝的是茅台酒和青岛黑啤酒。饭桌上，他当场送我一个电子计算器和一块电子表，显得十分慷慨大方。陪同的客人是参茸公司经理，所以，他们谈话的内容无非是人参、鹿茸和、钱等事。第二次见他是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家中。是他特意设宴请我一个人。他再三地告诉我，别客气，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饭菜全是按中国北方菜的制作程序烹调的。吃了近半年的西餐，能在美国吃一顿家乡风味的饭菜，应该说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一再地向他表示感激。他却以无所谓的表情对我说：“没什么，咱们都应该感谢您的市长爸爸呀！”
一大清早冯先生就来电话，可能有什么急事。我急忙下楼去方厅里接电话。
“于先生，您早安！”冯先生第一句话就这样客气，使我有点不知所措，以前他一直称我为小雨，从未这样煞有介事地称先生。
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亏了，是因为高丽参压了他的价钱，他赔了，成了地地道道的穷人。所以，他没有力量再资助我上学了，请我原谅。听了这话，我的脑袋不禁“嗡”的一声。在
这举目无亲的美利坚合众国的陌生的土地上，叫我怎么办呢？
难道他真的破产了？穷得连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