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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并没有注意这两种叙述之间的差异，只为自己的死而复生感到庆幸。现在看来，这里面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我得病的“背景”应是母亲带姐姐离开之后，因为在父亲和奶奶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她。这么说来，是恋上表妹的父亲把母亲先行打走，奶奶曾试图挽留母亲；而我就是在母亲离开后得的肺炎。
按奶奶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说法，以我的生日推算，我得肺炎是四六年的二月前后。冬春之交，正是此病多发的季节。
当我生命垂危，在鬼门关口游移之时，据父亲说，是大夫让把我扔了；而据奶奶说，大夫讲我还有救；那么到底是何人，要将昏迷不醒，尚有一口气的婴儿抛弃呢？
奶奶的叙述中没有提到我的父母。母亲是已带姐姐而去，那么父亲的作用呢？奶奶避而不谈，莫非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再者，父亲不厌其烦地向我表白他当年的“救婴”之功，是想博得我的感激，还是想先入为主以隐瞒真相，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直到后来，我看了伊朗最着名的导演马基德&；#8226；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才心有所悟。那是一个盲童与其父亲的故事，影片刚开始时，银幕上有这样一行字：
——你既看得见，又看不见。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门前，盲童穆罕默德焦急地等待父亲接他回家过暑假，门口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父亲迟迟才到。他哭着拉着父亲的手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实际上，父亲真的不想要他了。丧偶的父亲准备迎娶新的妻子，一心想摆脱这个瞎儿子。
但这遭到穆罕默德奶奶的反对。奶奶不顾风雨交加，出去寻找被父亲私自送走当木匠学徒的穆罕默德，不幸染病去世。
倒霉的穆罕默德成了他父亲生活中的障碍。
父亲不得不接穆罕默德回家。在过森林中的小木桥时，穆罕默德掉进湍急的洪流中，看着在急流中上下沉浮的儿子，父亲如释重负，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就在他眼睁睁地望着穆罕默德越冲越远的那一刻，父亲终于良心发现，跳入水中。当他们一起被冲到岸边时，儿子已奄奄一息，穆罕默德无力垂着的一只手动了一下，这只手终于触摸到了“天堂的颜色”，不幸的穆罕默德终于“看见”了人心灵中的天堂。
他的父亲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电影曾获得2000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四六年那严寒的早春，我恰似那个小穆罕默德。
一个仅六个月的小生命在命运的急流中沉浮，与病魔做生死之搏。
彼时彼刻，想弃之不救的到底是那位医生，还是准备迎取新妇，视幼子为累赘的父亲？
而最终救我一命的是良心发现的父亲，还是作为家长的，心地善良的爷爷和奶奶？
我想把影片开始时的字幕改动一下：
——你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六十年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与穆罕默德不同，我看见的是人心灵中的地狱。
虽然我并不想看见。
三．身为人父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的女儿出生。我身为人父，担当起又一份责任。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五一”结婚的，妻子也是在密云工作的中学教师。婚礼在北京举办，老三掌勺，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了妻子的娘家人。为我们的结婚，北京的“妈妈”还不错，为我们做了两床被子，买了床单，还有枕头。
“妈妈”说：
“那线绨的被面可不好买了，我排了半天的队，累死了。”
早在几年前，“妈妈”就多次告诫过我：
“你自己要攒点钱，将来结婚要用的。”
为了把话进一步挑明，她还和爸爸一唱一和，对我进行“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
“妈妈”说：
“无敌，你晓得吗，我就佩服那种自立的人。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
爸爸接着说：
“我就是不靠家庭，十几岁就出去闯的，你看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嘛！”
他们话里有话，生怕我结婚时会花他们一笔钱。“妈妈”在单位干的是会计，在钱的问题上精明得很。
其实他们真是多虑。
我再糊涂也不会指望他们。
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无敌呀，你要存点钱，每个月存一点，将来结婚是要花钱的，没钱怎么行嘛！”
我答应着：
“我是存钱的，结婚我也会省，花不了什么钱。你就放心吧！”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四．教书和自学
老的“密云一中”一分为二，分出一所堪称当时密云的“高等学府”——“密云师范学校”。“文革”期间，高等师范院校没有毕业生，造成中学师资尤其是远郊区的中学师资紧缺，本应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到后来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虽不敢称“系”而称“班”，即“语文班”、“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但都是面向中学，俨然是大学的架势。
我就教“化学班”的专业课，工作上的担子可想而知。
其实学校里还另有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化学教师，让我这个“农校”的化学底子，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来教“化学班”，我也没想到。
我干工作一是“下气力”，二是“卖力气”，可能让校长看重的就是这两点。
首先，我是肯下气力自学。
我自知底子薄，从工作开始就没有间断过自学。爱看书的人大抵自学能力比较强，我的自学经验是“多读书即能获甚解”；即同时读多个不同版本的高等教育的化学教材和有关读物，互相参照。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版本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引用的资料也各有特色，可以互为释疑。尤其像医药化工类院校的化学基础课教材，其中有许多结合其专业的有趣内容，在教学中偶尔拈来，学生很爱听。
再有就是不惜力气，能吃苦。
我一个人，既当化学班的班主任又教课，专业课每天四到五节，最多时一天六节，还要准备实验。每天是从早忙到晚，时常是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实验室。更为麻烦的是，化学班为适应将来的教学，学生的实验特别多，上面分发下来的那点有限的仪器和药品根本不够用；而学校后勤的人一听那些复杂的仪器和药品的名字就头疼，只有自己去采购。玻璃仪器还好说，到北京灯市口就能买；药品就不行，有些是危险品，要到永定门外三台山仓库提货。三台山仓库的人原则性特强，你要是坐公交车去，任你好说歹说也不给货，因为有规定，怕出危险。学校又没办法派车，只好自己骑车提货。我通常是周末骑自行车四个半小时到北京，周日午后提上几大瓶盐酸硫酸之类，捆在车后骑回密云。
有一次五点多钟骑车路过顺义县城，想打打尖歇歇脚，在一个饭馆前找到一个存车处，我跟存车的大妈说帮我看一下车，别让人碰倒了，这里面有硫酸。不说还好，这一说那大妈死活不管，非让我马上把车推走。我一溜小跑到旁边的小店买了瓶汽水，回来上车继续骑。到密云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下车时两腿发软，差点摔倒。这还得益于农校的锻炼，否则还真坚持不下来。
这一切都是自觉做的，那时可没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
要说为什么，说实在的，怕的是误人子弟。
一位年长的教师曾在办公室讲过这样的古代笑话：
有一个强盗生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死后来到阎王殿，判官大笔一挥，打入十八层地狱！那强盗到了十八层地狱，捶胸顿足，十分地懊悔：
“哎呀呀，我何时才得翻身！”
正懊恼时，听得下面有动静，一个声音道：
“上面是哪位弟兄？想必是新来的？”
那强盗问：
“你是谁，你在哪儿？”
那个声音道：
“我在你下面，十九层地狱便是。”
“怎么还有十九层地狱？”那强盗好生奇怪。
“不瞒老兄，原来是十八层，只因我罪大恶极，阎王才又开了一层。”
“那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是教书的。”
“那你有何罪过？”那强盗不解。
那教书的答道：
“唉！我是误人子弟呀！”
这是一个让当教师的人听了笑不起来的笑话。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哪个教师未曾有过失误？又哪个教师未曾有过遗憾？
一名好教师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尽心尽力而已。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江青”，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
那时接长途电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爸爸在那边带着哭腔说：
“无敌，你敬爱的奶奶昨天夜里不幸去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革命工作，不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我仿佛受到了一击，脑子一下子成为空白，再也听不清爸爸那边念报一样的悼词，只感觉他那边还在不停地说；我忘了当时自己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