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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七．失衡的母爱
谈到母爱，人们都为其“无私”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有一个民间故事，把这种精神推到了极致：
从前，有一位母亲，他长大成人的儿子遇上了一个妖女，被妖女的美貌迷住了。
她的儿子对妖女说：
“我会满足你的所有愿望！”
妖女说：
“我要你母亲的心。”
儿子毫不犹豫地杀了母亲，挖出母亲的心，向妖女的住处跑去。
路上，儿子因慌忙而摔倒。这时，母亲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说话了：
“孩子，你摔痛了没有？”
若是为母如此，还真是应得应报。
这样的“牺牲精神”，比中国古代宣扬自虐的二十四孝还有悖人性。
有人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称之为人。而动物性与人性的转化，就只隔着“理性”这薄薄的一层“纸”。
比如饮水，仅渴而求饮为动物性。
知何为可饮，何为不可饮，讲究如何饮，乃人性。
比如求偶，遇异性而求媾为动物性。
知何为可求，何为不可求，讲究如何求，乃人性。
比如爱子，只知舔犊护子为动物性。
知何为爱之，何为害之，能通情达理乃人性。
《诗经&；#8226；曹风》中有一篇“鳲鸠”，以动物性喻人性：
鳲鸠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其大意是：
桑树上的布谷鸟，养有七子啊，
待之如一，不偏不倚啊，
始终不渝，淑人君子啊。
这三千年前的诗歌，多么富有人情味！
可是，为人父母者都能做到有德如“鳲鸠”吗？
俗话说“有后妈就有后爹”。“后妈”能使父爱扭曲，而它的反作用是母爱自身的扭曲。
从这一点上说，我的弟弟妹妹和我一样的不幸；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是在人性扭曲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如果他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则是双重的不幸。
妹妹（老大）已在南京结婚，妹夫是同厂的工人。为了筹备老二老三乃至老四的婚事，爸爸开始频频出入京城的各个换房机构，不断地用以近换远，以好换次，以小换大的方式换房；靠坚持不懈和精于算计，最终将房子由一处倒腾为两处，两处倒腾为三处（不说是三套，是其中有和别人合居的单元套间）。
老二虽在农场工作，爱读书，为人直率，与“只知言报（纸）而不知其它”的爸爸常有观点之争，为此不甚得父母的欢心。
八三年，老二和老三先后成家。老二的对象还是我介绍的，小学教师，“密云师范”毕业，是我教过的学生。但父母给老三一间大房子，给老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合住在一个单元；为以后的妯娌不和埋下了祸根。
随后的几年，妯娌间由争吵到动手，战争不断升级；最后老三动手打了嫂子，老二虽未动手，兄弟之间，也已然反目。
父母仍不知反省自己的做法，爸爸所能做的还是继续换房。房子又换了，老二和老三分开来住。但老二的夫妻感情已产生裂痕，我以大哥和媒人的身份几次劝解，也未能奏效，最终离异。有个女儿，判归女方。
对于这一段纠葛，我不打算细说。
弟弟们是受害者，弟妹和无辜的小侄女难道就不是？
其实父母也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但他们觉悟不到。
“妈妈”有一回忿忿地说：
“老二讲，是我们毁了他一辈子，有这么讲话的吗！”
这么讲是有失偏颇，但为什么亲生儿子能讲出这番话，他们不愿做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有的人就是虚活百年，也与之格格不入。
明朝思想家吕坤说：“家长，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欢爱而敬重之，次则使人有所严惮，故曰严君。下则使人慢，下则使人凌，最下则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乱者；使人凌，未有不败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呜呼，齐家岂小故哉！”
吕坤把家长分为五等：使子女敬重者为上，使敬畏者次之。然后是使子女怠慢者，使子女欺凌者，使子女仇恨者。在单方面强调子女“孝道”的时代，吕坤能提出“尊长自修”，指出家长的修养是齐家的根本之道，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我与母亲和姐姐保持通信联系，过年过节也寄一些钱表表心意。有了孩子后日子过得比较紧，孩子的花消就占了我们收入的大部分。妻子娘家的家境也属一般，岳母是家庭妇女，岳父是北京某厂的干部。女儿出生的那年夏天，岳父怕外孙女身上长痱子，给我们买了一台落地扇，这在当时算是“高档电器”，我们俩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块钱出头，根本买不起。
我回北京也有了两个“家”，或到朝阳区的父母家，或去丰台区的岳父岳母家，但去丰台的时候多。
平心而论，父母对我的女儿虽不甚关心也大面儿上过得去。过年过节，给孩子买件衣服，给点压岁钱。我们回北京，当然也不会空手。一时间礼尚往来，倒也还融洽，起码在外人看来如此。
有一年过“十一”，学校发了一只包装好的烤鸭。五岁多的女儿闹着要吃，我哄她说：
“这鸭子大，咱们吃不了，回北京到奶奶家再吃，好吗？”
女儿听话地答应了。
回到北京，我们带来的东西被收到一边，没人再提起，我也差不多忘了。第二天，女儿拉着我的手小声说：
“爸爸，我要吃烤鸭。”原来她还惦记着。
我想起了对女儿的承诺，对“妈妈”说：
“咱们把那只烤鸭吃了吧，小洁想吃烤鸭，我答应她的。”
“妈妈”把脸一扬，气哼哼地说：
“这怎么吃呀？吃烤鸭要有小饼，要有甜面酱，还要有葱，现在哪有啊？”
我不知道吃烤鸭还有那么多的讲究，长这么大还真没吃过烤鸭，只好作罢。
我觉得怪对不起女儿的，把她拉到一边说：
“以后爸爸再带你吃烤鸭，吃好多好吃的，行吧？”
女儿失望地点点头。
妻子对这些类似的事情倒不在意，毕竟我们回北京是当一回“客人”。“妈妈”当着我的面夸奖她：
“小湘不错嘛，没那么多事儿。”
第四章革命与人道第六章心灵的深渊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9：00 字数：18770
第六章心灵的深渊
伟大慈爱的圣母啊，
请你伸展仁慈之手，
抚慰我心中的悲苦；
愿你那温暖的慈光，
永照我身……
——圣母颂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