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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而坏的继母总是让人觉得或可理解而又难以理解。或可理解的是其母性的本能，难以理解的是其人性的缺失。
实际说来，继母的坏名声并不是人们的偏见，而是来自于母性自身的弱点。
西蒙？波娃的着作《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母性的残忍一面一直为人所知，但以前总是虚伪地认为这一面是属于残酷继母的形象……”根据美国心理学研究者统计，近年来美国境内每年被其母亲遗弃、虐待甚至杀害的婴幼儿至少有35万之多，而实际的数字可能远远高于此。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尴尬的结论：就整体而言，人类的母性本能并不比动物的母性本能更强烈或更优越。（我国也有类似的报道，但尚无准确的数字统计。）
母性的“残忍性”并非继母所独有，这又让崇拜“母性”的人无法接受。其实就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这是母性（或母爱）的动物性成分的非理性发展。继母的性本能（独占性）排斥前妻，母性本能（性本能的延伸）排斥养子；当前妻因死亡或离异无法成为发泄的对象时，就表现为针对前妻之子所施的种种肉体的乃至心灵的暴虐行为。只有具“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的母亲，才能在本能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真正成为“人”的母亲。而我的继母，显然不属于后一种。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继母排斥前妻和养子的本能来源于称之为“里比多”（Libido）的性动力，它是人的动物性的一个重要部分。“里比多”是非理性的，它的非理性发展是精神病或不道德行为。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本我”（Id）是生物本能之我，“自我”（Ego）是心理社会之我，“超我”（Supergo）是道德理想之我。只有用“自我”调节“本我”，即理性控制本能（Libido），才能达到人格的层面；进而实现“超我”，即良心的自省和道德的完善。
作为“本我”的母亲，不但是坏的继母，对其亲生的子女，也不是称职的母亲。
清代的儒者纪晓岚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家书寄内子》中说：
“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
母性的偏爱，本不必多怪，或就如“红楼梦”中所说，人心多有一偏。（注3）但若偏离了理性，偏离了道义，不但害人之子，害己之子，到头来也害自身；这细细地想起来，也有那么些“残忍”。
追根溯源，继母问题产生于家庭的重组。婚姻自由本来就包含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的双重意义，所以从法律上说，这是当事人的私事。恩格斯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注4）这个观点时下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被许多影视剧中的角色以不同的话语加以演绎和诠释，好像恩格斯也是个爱情至上的琼瑶迷，结束“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但合理合法，简直就是一次道德净化的过程。
其实，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恩格斯批判的是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把婚姻当作商品，把洞房之夜沦为一种变相的**；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离婚都是合乎道德的。法律给离婚者以自由，但并不意味着道德会给每一个离婚者献上一只祝福的黄玫瑰。
印度电影《流浪者》里有两句着名的对白：
法官说：“法律不承认良心。”丽达回答：“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这就是英国王子查尔斯和卡米拉“合法”地再婚时仍要进行道德忏悔的原因。
爱情的本质是性，而婚姻的本质里既有其两性的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性，即家庭的属性。那些为了追求自己的所谓幸福游戏婚姻，并且对子女漠视，遗弃，乃至虐待的行为，不但是家庭责任感的缺失，也是对情欲的放纵，对爱情的亵渎。
据专家统计，犯罪的未成年人或“问题少年”大都来自不负责任的“缺陷家庭”。当年，我为了逃避那个没有温暖的“缺陷家庭”，“恰好”走进了书店；今天的的孩子还会像我那样幸运吗？
现在，有一种“丁克”家庭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出现，主要是高学历高收入的中青年群体。“丁克”（Dink）是英文Doubleineandnokids的缩写，意为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有人批评他们没有家庭责任感，我觉得有失偏颇；照这种说法，生四五个孩子的“超生游击队”岂不成了家庭责任感的典范。
对“丁克”家庭不应一概而论，因为“丁克”的原因各有不同。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家庭责任感过于强烈的完美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心理上，乃至时间上还不具备养育子女的最佳条件，所以宁缺毋赖；这总要比那些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得其道的人要强得多；或许就是这部分人，对婚姻和家庭的本质认识得最深刻。
鲁迅在《随感录》中说：“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孩子之父（母）”与“人之父（母）”体现的是本能与理性的差别，是“本我”与“自我”的差别，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差别；一词之差，天上地下。
（注1）：慈母，是古时对继母或养母的一种称呼。《礼仪？丧服》解：“慈母者何也？…妾之无子者，妾之子无母者，父命妾曰：汝以为母。”
（注2）《齐义继母》原文：齐义继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有人简死于道者，吏讯之，被一创，二子兄弟立其傍，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杀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纵有罪也。皆杀之，是诛无辜也。寡
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恶。试问其母，听其所欲杀活。”相召其母问之曰：“母之子杀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有仁惠，故问母何所欲杀活。”其母泣而对曰：“杀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问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爱也。今欲杀之，何也？”其母对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之于妾曰：‘善养视之。’妾曰：‘诺。’今既受人之托，许人以诺，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邪！且杀兄活弟，是以私爱废公义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约束，已诺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虽痛乎，独谓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义，高其行，皆赦不杀，而尊其母，号曰义母。
《齐义继母》大意是：齐宣王时，某兄弟二人有杀人嫌疑，但二人都争相承担罪责，让官府一时无法决断。丞相将此事告诉宣王，宣王说：“皆赦是纵有罪，皆杀是诛无辜。我觉得他们的母亲应当知道儿子的善恶，就让他们的母亲来决断吧。”于是丞相召见其母。其母哭道：“杀小的吧。”丞相问其由，其母说：“小的是我亲生，大的是前妻之子，其父临死时嘱咐我要照顾他，我怎能杀兄活弟，以私爱废公义，背言忘信呢！”言罢痛哭不止。丞相将此事告诉宣王，宣王为之感动，赦免兄弟二人的罪，并尊其母为“义母”。
《珠崖二义》原文：二义者，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及令死，当送丧。法内珠入于关者死。继母弃其系臂珠。其子男年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奁中，皆莫之知。遂奉丧归，至海关，关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吏曰：“嘻！此值法无可柰何，谁当坐者？”初在左右顾，心恐母去置镜奁中，乃曰：“初当坐之。”吏曰：“其状何如？”对曰：“君不幸，夫人解系臂弃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镜奁中，夫人不知也。”继母闻之，遽疾行问初，初曰：“夫人所弃珠，初复取之，置夫人奁中，初当坐之。”母意亦以初为实，然怜之，乃因谓吏曰：“愿且待，幸无劾儿，儿诚不知也。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奁中。迫奉丧，道远，与弱小俱，忽然忘之，妾当坐之。”初固曰：“实初取之。”继母又曰：“儿但让耳，实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耳，夫人实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颈，送葬者尽哭，哀动傍人，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候垂泣，终日不能忍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
《珠崖二义》大意是：南海珠崖（珠崖县，属合浦郡，在海南岛，一说在雷洲半岛。合浦今属广西北海市。）产珍珠，按当时法律，珍珠为朝廷贡品，私自携带入关当死罪。珠崖县令死后，其后妻携前妻之女及己之幼子送丧回原籍，在海关被查出在镜奁中有十粒珍珠。前妻之女和继母争相担责，其实是继母的九岁幼子不懂事悄悄放进去的。此二女推让争死，一慈一孝，所以称之为“珠崖二义”。
（注3）《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众人听说，都笑起来。”“偏心”就是一种偏爱（失于理性的爱）。
（注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四．自欺的证明
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着，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的成分，“同路人”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确有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革命的假革命。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抛妻弃子的不道德行为是“革命”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Libido）——即“爱欲本能”被家庭和舆论所压抑时，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里比多”的出口。
所以他带着表妹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五十年的孜孜追求，他的“左”得可爱的怪癖，均来自急于证明自己的潜意识。大概是表演得有些过头，得不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觉得他的入党动机可疑，所以一直不被接纳。像所有失去愈多愈不愿罢手的人一样，他退休后的执着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补偿心态。
其实，他的入党已证明不了什么，党员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姐夫是学军工的，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姐姐说她入党前曾写信给父亲，要他提供相关的个人材料，父亲居然拒不回信，一点“同志”的道义也不讲。
五．教育诗篇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教师却一下子沦为最贫困的阶层之一。
不是教师的工资低，而是教师除了工资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各行各业大发奖金补贴，个体户更是大赚其钱。随着物价的上涨，教师们叫苦不迭。一位老教授作诗道：
“勉保残躯到劫余，春风浩荡又何如？依旧牢愁卧贫窟，谈何容易长安居。君不见，街巷纷纷个体户，垂手千金若神助，累卵还能买汽车，天下哄传养鸡妇。……”
俏皮话：“造原子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