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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外公。外公戴着眼镜，样子非常有学问。他在南京当过小学校长，会讲很多故事。
他对我很和气，也很严格。比如洗手，我通常是把手在脸盆里划两下就算完；外公把我拉回去，先用肥皂把一只小黑手洗白，然后要我把另一只手洗得和这只一样。刷牙我也是敷衍了事，外公要求我刷牙时要心里数一百下。还有许多吃饭时的规矩：筷子不能在菜里来回拨动，夹了的菜不能再放下；眼睛要看自己的碗里，不能老盯着菜看，等等。
我觉得很麻烦，但还是乐意听他的。
最开心的是和外公一起洗澡。澡堂子真大，一排排的床，热腾腾的水池子，外公教我把毛巾卷起来给他搓背，然后他也给我搓；他给我搓得生疼，但很舒服。我给他搓时他老说：“使劲！使劲！”我奇怪怎么用力他也不疼。洗完澡躺在床上，会有人给你递上滚烫的毛巾，用它擦一把脸，哪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
爸爸就从来没有带我洗过澡，他好像总很忙。
外婆比外公厉害，外婆发脾气时，外公就不做声。
外公后来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语文，直到“文革”时退休。
南京打来电报，说爷爷突发脑溢血死了。
我脱口而出：
“活该！”
“不许瞎说！”这次瞪着眼斥责我的是外公。
父亲去南京办丧事，然后奶奶也到了北京。
五．南京回忆
我记恨爷爷是因为他打奶奶。我小时看见他打奶奶，奶奶掉泪，我跟在旁边嚎啕大哭。
爷爷性格古怪。他一个人住在小楼上，那间屋不许我进。我曾在奶奶整理房间时偷偷进去过，知道房间里有一台能说话唱戏的收音机，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小人儿，想到收音机后面看看，被奶奶慌忙制止了。
南京的家是位于“文昌巷”的一栋二层小楼，还有一个我记得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一棵石榴树；这两棵树给我的童年带来不少的快乐。
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进了南京的一所“幼稚园”，即现在说的幼儿园。奶奶后来不止一次引以为荣地告诉我，幼稚园的老师夸我干净，从不尿床。
我记得，老师带我们去公园坐船，湖水清澈见底，水中游动的小鱼小乌龟就像在天上飞一样。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船上，看见另一条船上的老师要把饼干递给我们，把身子用力探过来；这边的老师也探过身子去接；有好几片饼干掉了出来，在我们的惊呼声中飘落到水面上，然后摇摇摆摆地扭动着，钻到云里。
我还参加过演出。我扮演“拔萝卜”里的老爷爷，穿小马褂，拿支烟袋锅。那是一个表现团结力量大的节目，老爷爷、老婆婆、小朋友和小花狗、小花猫齐心协力，把一只硕大的萝卜从地里拔出来。
拔萝卜，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不动，
拔呀拔呀拔不动。
小花猫，快快来，
拔呀拔呀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萝卜。
……
这首儿时的歌我现在还会唱。
有一天不去幼稚园，我在家门口玩。有人喊：“飞机！快看，飞机！”我仰起头，看见大鸟一样的飞机嗡嗡地飞过，有个孩子惊喜地叫：
“我看见飞机上趴着的小人儿了！”
我没看见飞机上的小人儿，却看见飞机的肚子下面撒出了许多小点点，小点点越来越大，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纸片，“传单！传单！”人们叫喊着，大人们也像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地捡传单，我也捡了不少，是红红绿绿的纸片，非常好看。我走到巷子口，看见马路上有好多的人，有打鼓的，有跳舞的，热闹的不得了，像过年一样。
那些传单是我的宝贵收获，我拿它叠小船，叠会下蛋的鸟，叠可以吹起来的球；那是我无师自通，看别的小孩叠时学会的。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要不是迎解放军进城（1949年4月），就是第一个国庆日。
大概是我的小聪明误导了爷爷奶奶，六岁就送我上了学。我搞不清学校和“幼稚园”有什么不一样，只知道玩儿，结果糊里糊涂地留了一级，和七岁上学一个样。
我的学校叫“府游街小学”，记得早晨上学时路边排满了挑担卖螃蟹卖菜的小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要趁大人不注意时用小棍逗弄螃蟹的大钳子，被呵斥后拔腿就跑。
我不觉得没有父母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劲儿，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一天放学后我在池塘边玩，为追赶鸭子踩到浮萍上落水，差点儿被淹死，被旁边洗衣服的好心妇女从池塘里拉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失魂落魄，身上挂着绿苔水草，在一群看热闹的孩子的前呼后拥下凯旋般回家，让奶奶数落了半天。
常家在南京原是个大家族。据说祖辈是菜农，清朝时科举考出了个官，然后兴旺起来。到爷爷辈已是家道中落，但多还是读书人；爷爷是一名律师，解放后律师无事可干，他的怪脾气大概与此有关吧。听说爷爷是一个愿意帮助穷人打官司的好人，愿他的灵魂安息。
六．读书
爷爷去世后奶奶来到北京，我见到奶奶，高兴极了。奶奶还是那样慈祥，拉住我说了许多话，但令我失望的是，奶奶不和我住在一起，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大伯家。不管怎样，能常和奶奶见面了，我好像有了靠山。
我也渐渐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妈妈没有生我，所以我不是老大。
既然我不是她的孩子，我不想叫她妈妈了。
有一天他们下班回家，我就故意没叫妈妈。
妈妈告诉了爸爸，爸爸气势汹汹地过来，捉住我的手心拿板子就打：
“叫！你敢不叫！”
妈妈在边上看着，我咬住牙，一声不吭。
爸爸继续打，一下比一下用力；我终于坚持不住了。
“妈——”我放声大哭。
爸爸这才放手，妈妈气哼哼地回了屋。
这次反抗失败了，不叫妈妈是不行的。
“妈——”
我叫着妈妈，一个人哭了好久，哭得很伤心。
我在哭我自己的亲妈妈。
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我的妈妈不要我。
后来我去问奶奶，生我的妈妈在哪儿，奶奶摇摇头，叹口气说：
“不晓得，不晓得。”
连奶奶都不能告诉我，我彻底失望了。
但我还有我的反抗方法。
每天放学后我不回家，在街上乱逛。逛来逛去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那就是“新华书店”。
记得小学时搬了两次家，先是搬到了宣武区的教子胡同，后来是宣武区的鹞儿胡同。我在“教子胡同小学”上学时，不远处的菜市口有一家“新华书店”，那简直就是我的庇护所和天堂。我已四五年级，能认识不少字了；记得书店里的“小人儿书”（连环画）不让随便拿，“字儿书”可以随便看。这迫使我成了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中较早看“字儿书”的人。那时学校放学早，我下午一放学就钻进书店，挑一本能看懂的书，找个角落，或蹲或坐的看；时常看入了迷，直到书店关门才回家，几乎天天如此。起初外婆还以不给饭吃来吓唬我，后来也拿我没办法。
我看了许多寓言，童话等故事书，还居然啃下了《西游记》那样大部头的原着；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的直接结果是我作文成绩的提高，我的作文经常成为全班宣讲的范文，受到老师的夸奖，还加入了少先队；最“辉煌”时当了一学期的“一道杠”，即少先队的小队长。
有一本叫《新中国儿童文学选》的厚书吸引了我，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那本书的价钱记得是九毛多，我太想拥有它了，我跟爸爸说想买书，爸爸说：
“跟你妈说去。”
我鼓足勇气跟妈妈说了，妈妈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
“花钱买书，不吃饭啦？”便扭头而去。
我的第一次购书计划便彻底落空。
有一天在书店呆到很晚，该回家了有一本书还没看完，可我太舍不得放下了；我看没人注意，把书揣进口袋就往外走，刚走出门口就被书店的人追了回来。他们打电话给派出所，说抓了个偷书的小孩。
警察来了，我吓得不知所措，那位警察让我跟他走；天色已晚，街上的行人已不多；他走在前面，根本不回头看我；我远远地跟在后面，想跑，但又不敢，怕跑不过他。
到了派出所，他问我偷了多少次，我说这是第一次。
他鼻子哼了一声：
“都说是第一次。”
他接着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学校、班主任老师的名字，我如实说了，他拿笔在记。
然后他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反省。
过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他会把这件事通知学校，让老师对我批评教育的。
临让我走时又加了一句：
“再让我逮住可饶不了你！”
此后我在学校里天天都提心吊胆，见了老师也不敢抬头；我怕被开除少先队，怕被别的同学嘲笑，怕告诉家长；心里懊悔万分。
我惴惴不安地熬了一个多星期，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才知道那个警察只是要教训我一顿，根本没有通知学校。
几十年后回想起这次孔乙己式的窃书，我心里仍充满对这名警察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对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尊的爱护，否则，我今天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动窃书的念头。
七．弟弟们
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
爸爸妈妈也很忙，因为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弟弟，他们称为“老二”和“老三”。
全家忙着照顾弟弟，我的任务是推摇篮哄弟弟睡觉。我记得老二小时特别爱哭，哄半天也不睡。我烦了时将摇篮猛的一晃，他居然不哭了；我才可以休息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他又哇哇大哭起来，我还得继续摇。
到后来，上学前先送老二上幼儿园也是我的任务，我拉着弟弟的手走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弟弟说：
“跟哥哥再见！”
老二便摇着小手说：
“哥哥再见！”
但在家里，从弟弟们会说话开始，还是不让叫我哥哥。
老二比我小八岁，老三比我小十岁。他们比我小很多。
但从小到大，我未打过弟弟们一下。
我没有欺负别人的习惯，是受善良的奶奶的影响。我记忆中奶奶对谁都好，小时的南京经常有敲门寻乞的乞丐，奶奶总是十分和气地施舍，从未驱赶过他们。我吃饭时如撒落米饭，奶奶都会说：“作孽哟，作孽哟！”然后把桌上的米粒放回碗里，地上的米拾起来留着喂鸡。在奶奶看来，欺负弱者和不珍惜粮食都是做坏事，即“作孽”；奶奶说作孽多了，老天爷会用雷劈的。
不敢作孽，对上天存敬畏之心，是奶奶给予我的精神财富。
老二在三四岁时端着小板凳摔了一交，凳子腿把鼻子豁开一个口子；妈妈发了疯似地抱起血流不止的弟弟奔向医院；弟弟的鼻子缝了好几针，妈妈心疼不已，不停地说：
“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
那情景我印象很深。
妈妈很少理我，打我有爸爸动手，做家务有外婆指派，她要照顾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们和我不一样，那些不一样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细节我又必须忽略和容忍，否则就是我的错。
比如，吃饭时弟弟妹妹的碗里有煎蛋，而我碗里没有；妈妈给他们织毛衣，围巾，却不会给我织。
父母下班回家，弟弟妹妹们高兴地拥上去，在提包里找“好吃的”，此时我只有看的份儿。如果流露出眼巴巴想要的神态，妈妈就会嘲讽地说：
“这是小孩子吃的，你这么大还好意思争嘴呀！真没出息！”
“好吃懒做”是外婆骂我的口头禅。
这一切在他们（包括弟弟妹妹）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庸质疑；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忍让与沉默。
多年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女儿。从她懂事开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说：“给爸爸妈妈一点！”女儿就听话地用小手抓给我们；就是一根香蕉，她也会先让我们咬一口。后来养成了习惯，无论有什么好东西她都会和我们分享。在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在街上给她买了一支雪糕，我说：“爸爸不吃了，你自己吃。”可女儿不答应，举着雪糕非要往我嘴里送，这场面让过路的一位老者看见，赞叹道：
“这孩子真少见，真懂事，真好！”
我感到欣慰，我没有在女儿心里培育自私的种子。
现在想起来，我这么做或许是对儿时心理创伤的一种补偿：从来没有分享过而渴望分享。
但我庆幸命运使我懂得了分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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