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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我家已搬到珠市口鹞儿胡同的油脂公司宿舍，因为住的地方紧张（老小八口住两间不大的房子，五九年又添了老四），外公也常住在学校。大人们都很忙。父母工作的单位是“北京油脂公司”（粮食局的前身），妈妈是会计，爸爸搞统购统销经常下乡。我记得爸爸讲起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好形势时十分兴奋，手舞足蹈。
爸爸不在家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记得有几次我在马路上逛到深夜才回家，不论他们怎么问，我也一言不发。
还有就是偷偷跑到大伯家看奶奶。那是精心计划的；大伯家在德胜门外，他们带我去大伯家时我记住了坐车换车的路线，我也有了力争来的每月两毛的零花钱，够往返的路费。
每次看奶奶都是我最幸福甜蜜的时刻，奶奶总能从床底下，枕头边，还有其它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出糖果，点心等小零食，然后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奶奶问我吃的什么饭，摸摸我身上看穿得暖不暖，问在学校书念得好不好。有一回拿出她的一件毛衣要我试，那是用几种毛线拼接的前开身的花色毛衣，我穿着有点大，奶奶要把它给我，我说不要；奶奶以为我嫌它颜色太花，劝我说：
“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没关系的嘛。”
“那你没得穿了，我不要。”
奶奶叹口气：
“你拿去穿吧，我晓得就是你没有毛衣。我在家里不要紧，我还有的穿。”
那件毛衣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其间接过袖子，补过洞，伴随我有十几年。
三．第一次交手
我和妈妈的正面冲突只有一次，不论是我还是她都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下午只有妈妈和我在屋里，我在做作业，她叫我去倒水，叫了几声，我也不理。
见我没把她放在眼里，又没有别人帮忙，只好自己动手。
“你个要死的东西，耳朵聋啦！”
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便拧，我不愿就范，抓住她的手，使劲向外推；她没想到我竟敢如此大胆，气急败坏，用手向我脸上狠狠地抓来，我躲不过，脸上被抓了好几条血道子。
我挣开她跑出家门，脸上挂着眼泪和血印，心里气愤极了。
我不允许她打我！她不是我的亲妈，她凭什么打我！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想回家，我要出这口气。
谁能帮我呢？我知道奶奶管不了她；想来想去，想到了警察——他们是好人，他们能帮我。
经过打听，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我走进去坐在一个角落。派出所里人很多，有警察，还有进进出出的许多办事的人，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一声不响地坐着。
直到派出所里没什么人了，一个警察才注意到我。他走过来说：
“小孩，你在这儿干吗？还不快回家！”
“我不回家，我后妈打我！”
屋里有的人笑了，那个警察说：
“你听话就不会打你了，快回家吧！”
“我不！我回去她还会打我，我的脸都让她抓破了！”
他们走近仔细看了看我，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了。又一位警察说：
“回去跟你爸说去，这事儿我们不管，回去吧！”
说完他们又忙他们的事，不再理我。我不走，还在那儿坐着。
天黑了，他们该下班了，一位警察走过来说：
“走吧，我送你回家。”
我把警察带到我们家，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敲门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警察和妈妈一起出来了。
“你妈不会再打你了，你以后也要听话，知道吗？”警察说完就走了。
妈妈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谢谢了，警察同志不再坐会儿？喝点茶再走？”
“好啊，你有本事，敢找警察！你以为警察就向着你啦！”
外婆说。
“等你爸爸回来再跟你算账！”
妈妈恨恨地说。
几天后爸爸回来了，我听见里屋妈妈在向爸爸告状，我在外面等着。
一会儿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严厉地瞪着我，我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瞪着他，那一刻气氛很紧张；我等着他过来打我，想着反抗的方式，是跑还是拼；不知他是被我的表情镇住了，还是怕我再找警察，他没有打我，扭头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爸爸也没再打我。
由于我脸上挂花到的学校，班主任老师问，跟我要好的同学也问，结果我有个“后妈”的事在班上传开了。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他嘲讽地说：
“怪不得你后妈打你，活该！”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有同学报告了老师，老师赶过来把我们分开。我气喘嘘嘘，一脸的悲愤；那个同学呼哧带喘，断断续续的辩解：
“我就，说，说那么一句…，你，犯得上，跟，跟我急吗？…”
是的，我不指望同情，但起码也别拿人家的痛处开心。
我很长时间没再理他。
四．住校
育才学校能住校，我不愿住在这个家里。我跟爸爸说我要住校，起初他不答应，和妈妈的那次冲突后，他们答应了。
住校真好，我享受着住校的自由。
育才学校的学生宿舍是大殿一样的房子，是“先农坛”建筑的一部分。学校很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我好像三年也没有走遍它。
更让我高兴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凭借书证能随便借书，我能不受干扰地看书了。我如饥似渴，看遍了当时的热门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还看了不少古典名着。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还能背诵英雄保尔的名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开始了独立生活，我能自己洗衣服，钉纽扣，缝补衣服，整理床铺。不用外婆絮叨让她“服侍”了。
男孩子都不太注意自己的穿着。我那时的个子已和妈妈差不多高，所以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她穿旧的改的。衣服还好说，裤子穿起来就有些问题。起初我还不在意，不过是撒尿时麻烦点。有一天让一个男生发现了秘密：
“嘿，你们看，他穿女的裤子！”
同学们在一旁嘻嘻地笑，我十分难为情。以后再给我女式裤子我一概拒穿，非让他们改成前开叉的不可。
那个年代衣服穿破了打补丁是寻常事，革干子弟也是如此。上衣的肘部和袖口，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等处都是必打补丁的地方。用缝纫机打补丁是奢侈的，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一般都要自己动手来缝，我则更不能指望别人。补丁要漂亮，选一块大小合适颜色相近的布剪成圆形或椭圆（那时的主色调是蓝和黑，颜色的配合不是问题），然后再一针一针用细针脚一圈一圈的缝，针距行距都要匀称，两肘两膝的图形要对称，看起来有一种美感。我开始不行，经过反复实践，后来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育才学校，几个人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缝补丁是男生宿舍的一景，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的一部分。
学校的餐厅里摆着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那可是个稀罕东西。平时晚上老师看，周末没有晚自习学生也可以看，为此我常常周末也不回家。
我喜欢中学的所有课程，尤其喜欢外语。当时中苏友好，学的是俄语。我们唱苏联歌曲，和苏联中学生写信交朋友。元旦晚会上，摆放着苏联小朋友寄来的漂亮的圣诞树。我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在晚会上我用俄语高声朗诵：
Χοροщийдень，好日子到了，
Эемланацветов。遍地花开。
Цветырастут，花儿在开放，
Намирастй。我们在成长。
但好日子不长，困难时期到了。
五．困难时期
五九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老师告诉我们，国家遭遇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吃饭要定量，我们那个年龄的标准是每月二十六斤。
我现在一天的主食吃不到半斤，二十六斤够两个月的了。可那年月缺油少肉，人就特能吃饭，个个像狼一样；二十六斤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够。
育才学校毕竟是革命后代多，能稍稍的享受一点照顾，就是三顿饭除了定量的馒头米饭以外，有随便喝的比较稠的粥。我们那时正值长身体，又是爱动爱闹的年龄，每天没到下课就饿得不行。老师给我们宣传“劳逸结合”，为的是减少热量摄取不足情况下的体能消耗；结果是广播操也不上了，足球也不踢了，吃完饭就挺着灌满粥的肚子回宿舍。
可放假回家就遇到了麻烦。外婆嫌我能吃，会占他们的便宜；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缸，把属于我的那份米倒进去，做饭时让我自己拿一个碗单独盛好米放好水，放在他们焖饭的锅的一边。我必须估计每天的米的用量，以保证细水长流，不至于断顿。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不太会做面食，于是拿定量中的白面和邻居换成米，所以我们老有米吃。
吃饭时还会单分出我的一份菜，在那个特殊时期，菜也是有限的资源，尽管没什么菜。
父母不反对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我无话可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医院一样的特正规的校医室，开学后不久进行了一次体检，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在一个小护士面前，我满脸通红，把汗味十足肮脏不堪的内衣脱得只剩一件裤衩。一系列的检查后告诉我得了浮肿，要住院。
所谓浮肿就是用手指按压腿部时，会出现一个坑，要过一会儿才能恢复原状。
我和十几个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住在校医室的病房，享受了大概半个多月的特殊待遇；每天的饭菜里都有些蛋和肉，吃得特好，后来出院时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现在想起来，能上育才学校真是幸运；那个年代因营养不良造成浮肿的人太多了，而浮肿后能得到这样护理的人太少了。我无疑又是易于前者，难于后者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育才学校的那种平等意识。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基本是普通百姓的孩子，而主要是“革干子弟”的学校并没有忽略他们。我不知道先后有多少学生接受过这样的疗养，但我肯定，这是那个年代中所能做的最具有人性的事。
人人生来平等，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没有平等意识就意味着缺乏人性。
六．自信与梦想
几乎每个少年都有梦想，但没有自信也就没有梦。
我的自信都是老师给的。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轮到我值日到教师办公室送作业，教“自然常识”课的老师叫住我：
“常无敌，过来！我出个问题考考你！”
我走过去，紧张得不得了。
“你说说，现在雪化了，马路上为什么南北方向的路面比东西方向的先干呢？”
“因为刮北风。”我来不及细想，脱口而出。
“哎呀——”他大为惊讶，对周围的老师说：
“这孩子不得了，真聪明！”
我让老师夸得飘飘然。其实我根本不懂其中的科学道理，只是相当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我恰巧蒙对了。
但这句表扬的话，一生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因为我不仅在学校是落后分子，五年级才加入的少先队，在家里，更是个令人讨厌的“没出息”的孩子。
我已经忘了那位老师姓什么，但记得他的自然课讲得特别好。他讲人生病时白血球如何跟细菌打仗，讲得活灵活现，眉飞色舞，我印象极深。多年以后，我小女儿发烧，我都学他那样讲白血球跟细菌打仗，哄她吃药吃饭，帮助白血球。
五七年反右，他从学校消失了，听别的老师说他成了右派，那时我六年级。
和在小学一样，我的作文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
有一个周末，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本《少年文学》跑来说：
“你看，这上面登着你的一首诗！”
我一看，还真是我在学校写的一首赞美大跃进的诗，署名就是北京育才学校常无敌。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卫星”放上了天，与嫦娥和吴刚如何如何的对话。我有些纳闷，是老师替我投的稿？怎么也没告诉我？我也不敢去问老师，但从此我在本大院的学生“圈子”里威望不小，有的干脆叫我“诗人”。
我开始有了当“诗人”的梦想。
不久我又迷上了无线电。
宣武区“少年之家”到我们学校招生，我报名参加了无线电小组。那时的课外活动分文不收，教练还非常的敬业。我们学习电路原理，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