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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最大的危机。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志气，满脑子北一女。
一九八三年，没有信用卡、大哥大、日剧或网咖。有的是We Are the World、自强活动、楚留香、旋风小飞侠。在那个两性戒备森严的年代，认识女生并不容易。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学校理发厅，只为了闻理发小姐的香气。“‘铜鞋’，里面‘揍’。”没错，你必须忍受她们的台湾国语。
我们当然更想染指同龄的女子。三点五十分下课，换上中华商场后面订做的制服，弄乱书包背带上刻意撕开的须须，像模特儿走秀，我们摆出自恋的姿势、不屑的表情向“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迈进。帅哥能和北一女门房打趣，等当红的石安妮；蠢的只能学总统府前的卫兵，木然地站在车站旁念英文讲义。四点半，北一女学生拥出来，我们在大军中逆势而行，每一次摩肩接踵都当做是占到便宜。看到顺眼的，我们跟踪她走到金石堂。她拿起席慕蓉的《七里香》，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保持一个书架的距离，跟着她的步伐移动，希望能看到她的学号和班级，回去再请同学的表姊打听。“二年勤班林小琪同学收”，信上我们写着，“那天在书店看到你，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是的，笔友。十七岁，我们不懂爱，只懂用花哨的文字实践供过于求的感情。
我们当然也渴望身体的碰触。西门町万年冰宫，我们靠着栏杆、嚼着口香糖、欣赏黑裙子在冰上飘荡。“一条龙”时，我们抓住前面女生的腰际，捧花瓶一样小心。女生跌倒时我们暗自叫好，却能装出同情的眼光：“我教你刹车好不好？”离开冰宫时她说：“为了谢谢你教我刹车，我请你吃‘谢谢鱿鱼羹’！”在狭窄的桌上，她伸过手来擦掉你衬衫上的酱油，你放下筷子为她挽起过长的衣袖。她上公车，跑到后座来和你挥手，你倒退走路，得意忘形而掉进水沟。
除了溜冰，还可以看电影。班联会周六下午在中山堂办电影欣赏，参加者一半是外校的女生。我们排在女生背后进场，夏日午后，她们把短袖卷高，黄绿白的各色衬衫被汗水沾湿，里面的肩带闪烁如宝石。灯光暗下，银幕上演裸体的甘地，我们幻想另一群人脱去衣服的情景。
去自家的电影欣赏不稀奇，去女校的音乐会才神气。帅哥在吴倩莲成名前就在中山女高听她唱过《乘着歌声的翅膀》（她那时叫吴茜莲）。第二天节目单在课堂上流传，传到后排时吴茜莲的照片竟被人剪掉了。看着破洞的节目单，我们为上面的歌词谱上自己的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我要带你飞上天，那儿有我美丽的故乡，终日溪水汤汤。”“亲爱的吴同学，”我们拿出头顶印有诗句的香水信纸，“我为你的歌谱上了新曲，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个笔友……”
对去不了音乐会的我们，校庆游园会是最快乐的时间。有人布置鬼屋，有人烤甜不辣，有人玩碟仙，我们算命。“我的面相如何？”女生眨着大眼问。我们偷瞄腿上的《洛神赋》，摇头晃脑地说：“其形也，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貌春松……对了，你要不要看手相？”不等她响应，就死拉人家的手不放。讲不出所以然来的同学会被派去主持特别的游戏。我们和女生猜拳，赢了就拿玩具槌敲她的头，她必须及时拿起洗脸盆挡住。她歇斯底里地尖叫，我们笑弯了腰，没有人知道有一天这个游戏会变成避孕的技巧。
校庆过后就是合唱比赛。为了提高参与率，班长会找友校的女同学担任伴奏。放学后，班长到校门口接她，骄傲地带她走过操场，趴在三楼栏杆的学长以军礼欢迎，三分钟的口哨和纸飞机。“各位同学，这是林小琪，她要为我们伴奏。”接下来三个月，我们有了集体情人。大家忙着猜测她的血型，班会的临时动议在争吵送她什么礼。排练休息，众人争相送上饮料，还有人特别从家里带来宝特瓶。比赛结束，我们拿歌谱请她签名：“你有男朋友吗？”“我喜欢萧邦。”“萧邦？”我们愤愤不平，“他哪一班的？”
合唱比赛完了通常都有班际郊游。星期天一大早，公园路人行道。我们一圈圈聚集。假装热烈地讨论化学习题，眼睛却在偷瞄女生暗中下评语。到了目的地，分组烤肉开始。气质最好的女生往往吃得最多。她们看你汗流浃背地煮鱼丸汤，不但不帮忙还抱怨碗洗得不够干净。吃完了肉，大家围成圆圈玩游戏。女生把手帕丢在你背后，你得赶快拿起来追着她跑。这个游戏没有任何意义，却让你对出席者一览无遗，待会儿要电话时比较有效率。回台北的路上，漂亮的女生总是和别人坐在一起。偶尔你幸运了，她却在你的肩上睡着。发丝飘到你鼻下，你冲动地拔下一根。因为你知道有一天她会嫁给别人，对年少的情怀矢口否认。她不会记得你曾经花了五十分钟为她烤一根肥香肠，用掉半个初恋和一整瓶沙茶酱。
社团活动也可以认识女生。吉他社、合唱团和外校联谊的机会最多，不过你得有些才艺才能加入。我们不会弹也不能唱，只好参加辩论社。堕胎应不应该合法化？死刑应不应废除？坦白说我们根本不在乎。但一想到可以认识女生，我们也一本正经地开始研究死刑符不符合人道精神。殊不知搞辩论的女生都很犀利，她们只想打败你，不想爱上你。你只是她们的“对方辩友”，不是罗密欧。“我的意思是——”“对方辩友，我们都知道您的意思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主权。您就读男校，难怪有这种沙文主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对方辩友，请您不要一直打岔好吗？您刚才明明说女性不可以堕胎，现在怎么又反悔了？您这样反反复复，我们不知道您的论点是什么了？”
我们也许讲不过她，但写起文章来却可以心狠手辣。那时编校刊是一件风光的事，你不但可以请很多公假，还可以登一堆自己都看不懂的文章。有一次在打字行看到北一女校刊要登的一篇《心事》，我们偷回来后登在自己的笑话栏：“多云的天空不断变幻着图案，无声地由花变鱼、变莲、变棉絮……”后面还特别注明：“本篇纯为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需转载，请先经本刊同意。”我们的笑话反映了对性的渴望：“建青征稿，要有深度；北幺征稿，长短不拘。”笑话栏的封面通常是一篇排列成方块形的古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顺着念没有意义，但从右到左第一排念过来赫然是“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
自强活动是挤破头的。编校刊的去文艺营，认识笔名叫“湘弦”的男生或“梦涵”的女子，晚上梳洗完后坐在寝室地上谈郑愁予的诗。“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默默背诵，迫不及待用做下一封情书的起头。日夜相处最容易营造感情的幻想，我替你拿背包，你帮我折睡袋，所以结束时必定痛哭流涕，信誓旦旦地要一辈子通信。回来后写信给她，一个月、两个月过去。这怎么可能，我曾经背她走了半小时，她还替我扶正衣领。半年过去没有回音，你第一次体会到现实世界的感情，你的永恒只是她的插曲，你的生死相许只是她的一阵喷嚏，你达达的马蹄都是狗屁。
到了高三，我们仍希望在补习班抓到一点情意。在毫无逃生设备的高楼，我们像人蛇般挤在一起。第二排那个中山的怎么没来？第四排那个景美的换了手表？是的，我们注意到手表，甚至手臂上的汗毛。老师在台上用另类的方式教我们背单字：“STATUTE是法令，三个T就代表三个卫兵保卫着法令……”我们偷看着她，专心到咬断2B铅笔。半学期过后，终于鼓起勇气传纸条：“吾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绝。”她转过头，我们立刻低头写英翻中。下课后我们等在电梯门口，“听说她男朋友是附中的。”“我×附中！”但这只是嘴巴狠，骨子里我们是脓包，不敢为心爱的女人干架。她走出来，扶着眼镜看我们一眼，我们却又立刻血脉偾张，“那个附中的个子大不大？”
我终究没有找到那个附中的。一九八六年，我进入大学外文系，女与男十比一。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在那一年就结束了。那个禁忌、压抑、迷信永恒、交浅言深的年代。那个吴茜莲、甘地、林小琪、郑愁予的年代。坐在外文系教室，我梦想了三年的一切就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我竟寂寞了起来。
三十岁的悔恨
我生于一九六七年，转眼间也成了所谓“社会中坚”。三十岁以后，一向觉得在世代转换中高不成低不就的我突然有了归属感。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族群。这个三十岁族群，是这个社会积极培养的精英。大家开始研究这个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角色和意义，并且与前后世代比较分析。我们明明已经开始秃头，跟四十岁比起来突然变成五陵少年。我们其实也很迷失，但跟e世代一比又像万世师表。像世界杯足球赛，三十岁世代现在正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三十岁的代表接受访问时都意气风发，仿佛明天就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当然也被鼓舞，每天晚睡早起，随时准备接受献花。
但在夜阑人静时，我仍有些小小的悔恨。
这些悔恨，大都发生在成长过程。如果能回到八十年代，当我青春正好时，我会做一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背美国成语。
没错，所谓的“idioms”。我们每个人都背过这些成语，考过填空题。当年背得好的人神气的像乔治·布什，背不出来的如丧考妣。
我和外国人讲英文的机会不算少。高中毕业后念外文，当完兵后到旧金山念企业管理。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五年，其中半年还在穷乡僻壤的佛罗里达。回台湾后在外商电影公司做事，每周要跟总公司报告票房成绩。我读过这么多英文书、去过美国的大街小巷、讲过这么多英文、看了这么多电影，让我告诉你：美国没有人在用美国成语。
没错，你听好了，千万不要再浪费时间背美国成语！没有正常的美国人会在对话中突然冒出一句“upset the applecart”（坏了大事）、“till the cows e home”（长长久久）、“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小题大做），或“the fly in the ointment”（什么是“面速利达母里的苍蝇”？我念外文系，我都记不得了）。
没有人用美国成语，就像你我不会在pub里说：“嘿，你马子超辣，你们真是‘珠联璧合’。”
好，你懂我的意思了。如果你还在读书，美国成语随便背背，分数不用太高。如果你已经毕业，美国成语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无论如何，千万别在美国人面前拿这些成语现宝。
背不背美国成语当然是一件小事，却总结了我们的教育过程。我的青春，浪费在背这些随手查得到、永远用不着的知识上。黑龙江的上游是额尔古纳河或额尔齐斯河？Who cares？难不成我会和朋友约在那边见面，一起去看电影？下列何人并非“清初三藩”：尚可喜、耿继茂、吴三桂、多尔衮？Big deal？难道当我的人生走入迷宫时，吴三桂会来解救我，像替清兵服务一样替我开门？
第二个不同的选择，是去打篮球、学吉他，用心让自己潇洒。我当年因为没有一米八，穿订做的裤子也不够酷，所以决定去辩论和编校刊，不敢奢望当帅男。我剪短发，留胡茬，每天拖着脚步，好像一放学就要去浪迹天涯。那时候心里还有一种发酸的优越感，觉得我追求知识比较有深度，球场上那些人都是长得漂亮的猪。高中三年我没晒过太阳，音乐课一堂也没上，一百公尺跑两分钟，当值日生时抬不动便当。
我在干什么呢？我每天请公假，关在阴暗的社团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花了一千块在中央图书馆影印资料，只为了准备别人已经辩过一万次的堕胎合法化。是啊，我们都看了《洛城法网》，所以在辩论台上头头是道，最后打败女校，说服裁判受精卵也是生命，没有人有权杀生。但辩论台下我们都是白痴，根本搞不清受精卵怎么形成，没牵过女生，都还没有正式变成男人。
经过这些年的求学和工作，我慢慢发现：很多知识的追求都是惘然的。知识，有时是最廉价、最无用的工具。所谓知识分子，有时是最虚伪、最狠毒的族群。于是我开始珍惜生活中简单的乐趣：打一场球、流一身汗、空心进篮、被旁观的女生喜欢。唱一首歌、有人来和、吃钱柜的水饺、喝一口冰可乐。你说我肤浅，我高中时会跟你决斗，现在会感到光荣。身体的快乐也许短暂，但是不会骗�